閱兵式之前的那個週末，美國漢學家艾愷造訪北京。作為《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作者，他出席了第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的典禮。借該書增訂本出版，三聯書店邀請艾愷為公眾舉辦講座，談談“誰是梁漱溟”。因旅店蚊子的打擾，整晚沒睡好覺的艾愷必須靠喝大罐啤酒提神。當把“這個世界會好嗎？”這個問題拋給艾愷時，他笑著説，“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這個答案和1918年梁漱溟給父親的回答一模一樣。

與研究對象見面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20世紀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艾愷向讀者講述梁漱溟的生平，他不斷強調梁漱溟的品格，以及他的座右銘“表裏如一，獨立思考”。研究梁漱溟幾十年，艾愷填補了西方對梁公研究的空白，“但是我所了解的也不過是冰山一角。”這位滿頭白髮的美國老人身上，有中國君子的謙和。

如果把歷史翻回半個世紀，最初艾愷是在紙上與梁漱溟相遇。1966年，艾愷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他讀到梁漱溟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其作品以及生平深感興趣，而那時，西方對於梁漱溟的研究幾乎為零。“我為這樣一位具備思想和道德天賦的人竟被完全忽略感到震驚。”隨後，艾愷以梁漱溟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主題。1970年代中期，在朋友的鼓勵下，他花兩年把論文整理一遍，其實幾乎是重新寫了一遍，命名為《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投給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大獲成功，不僅獲得了鼓勵最佳東亞史著作的費正清獎，還為他帶來了兩則與梁漱溟有關的“天大的好消息。”

1979年，一位八旬高齡的老先生找到正在哈佛教書的艾愷，捎來梁漱溟的口信，梁先生知道《最後的儒家》出版，很想和艾愷聯繫。艾愷説：“心情激動得不得了，因為當時我還不知道梁先生是死是活。”他馬上寫信，並把書寄給梁公。

某天下課後，一位剛從中國來的學生捎來自己鄰居“梁伯伯”的口信，“她説，梁先生希望我能與他見面。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終於要和多年來身居萬里之外的研究對象見面！”

臨行前，艾愷給梁漱溟寫了信，説清了拜訪的時間和地點，“我研究他這個人十幾年，終於有機會跟他握手。”在講座中，艾愷道出了第一次見到梁漱溟的心情。“因為當時還在哈佛教書，我送了他一把刀。我和他説，按照中國的習慣不應該送刀，但我找不到別的有哈佛象徵的東西，所以還是送給你吧。”

在北京的兩周，艾愷每天與梁漱溟見面，聽取梁漱溟關於中國文化的洞見，與他討論中國政治文化名人，並回顧梁先生的一生——任教北大，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創建民主同盟。1986年，艾愷又來到北京，花了十天時間進行訪談，整理成《吾曹不出如蒼生何》。藉此，梁漱溟晚年的思想展現於世。

在三聯講座的現場，艾愷收到了一份穿越半個多世紀的禮物。梁漱溟的孫子梁欽寧將當年艾愷臨行前寫給祖父的信交還給他。

“最後的儒家”引起的批評

《最後的儒家》出版後影響頗大，但也招致了批評。“杜維明教授問我，梁漱溟是最後的儒家，那我們現在做的工作算什麼？”

活動當天，艾愷向讀者解釋了書名中“最後”的含義。“英文的‘the last’是很感性的詞，與中文的‘最後’意思不盡相同。我不是説梁漱溟是最後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不是説他是最後做儒家哲學研究的人，我不過是在説他的行為，起碼在20世紀他是唯一保存了原來儒家君子的理想行為的人。”

與杜維明等“新儒家”相比，艾愷認為用“最後”向梁漱溟致意並無不妥。“梁先生可以説是新儒學的創始人之一，但嚴格地講，新儒家學派是從梁先生的學生熊十力開始的，經過牟宗三以後，引發了杜維明和美國波士頓學派（的研究）。但這些人其實就是在做理論，是不搞實踐的。但梁先生不是這樣的，從客觀上他不接受學者這個名稱，他不把哲學當成學術的把戲，他總覺得思想和哲學如果不能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梁先生和印度甘地相似，大部分時間他不是坐在書房裏，而是出去實踐。”

近些年中國的儒學研究，從學院到民間都相當興盛，出現了一批中堅學者。艾愷坦言，對這個圈子不夠熟悉，“看過一些學術著作，但不能算很有研究。我只知道現在大家研究的學術和社會上的運動沒有什麼關係。”

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體系

艾愷告訴青閱讀記者一件憾事：《最後的儒家》出版後，引起了西方人的興趣，“對於70年代的美國來説，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大眾也不知道梁漱溟這個人。”艾愷想邀請梁漱溟去美國講學，並請纓擔當翻譯，“把他關於佛家、儒家、道家想法傳到國外去。而且，梁先生一輩子研究中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從書本中得來，對國外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多了解，如果成行他可以進一步了解西方文化。”

艾愷找到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立刻獲允，到後來卻沒了消息。“後來我問起梁先生的兒子，培寬先生説是美方拒絕了此次講學。但美方説是中國不許梁先生到外國去，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梁先生已經90歲，是風中之燭，中國方面擔心他的身體。”艾愷望向窗外，臉上還有遺憾的神情，“反正是落空了，我很失望。”

如今，艾愷依然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真正的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可以發揮宗教的作用。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綜合性很強，什麼樣的宗教都可以接受和融合。”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徵，“正是這個原因，我認為恐怕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體系。”

海外中文熱與中國文化無關

梁漱溟曾對中國文化未來抱有樂觀態度。如今出現了傳統文化復興熱潮，政府也大力提倡。有的中小學讀經拜孔，富裕階層熱衷於傳統文化，各種背景的儒學研習班紛紛成立……梁漱溟期待的“未來”真的來了嗎？

艾愷説：“讀，總比不讀好。”他援引梁漱溟的觀點，認為任何活動應該是民眾自發才有效果。“梁先生一直強調，一個人要是真的不願意做一件事，你不可能逼著他做。他的理想是政府的官是老師，老百姓是學生，他們用傳統的‘法’來改變人的心理。”艾愷認為，有政府支持當然是好事，但真正推行還要看民眾的自覺。“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孟也強調要從人心出發。”

談起在海外數量不斷壯大的孔子學院，艾愷認為，現階段普及中文、教漢語是孔子學院的主要任務，涉及思想和文化的課程並不多。“你們中國人真的以為孔子學院和孔子有關係嗎？”艾愷問道，“當然要用孔子這個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如果叫王陽明學院外國人更不明所以了。其實跟孔子一點一滴關係都沒有。”

艾愷認為，人們在孔子學院學中文，但抱有學習儒家文化動機的人很少。“你記得台灣女子樂團S.H.E嗎？”説罷，他哼起了《中國話》這首歌，“全世界都在講中國話”……“問題就在這裡，不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突然有了影響力，而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係。甚至於我們的大學招生也是一樣，如果把一年級的中文班學生的數量增長圖和中國GDP圖片放在一起，會發現走勢是完全一樣的。依我看，外國人學中文，主要是中國經濟的緣故，和中國文化的吸引力沒有什麼關係。”艾愷遺憾地説。

文/本報記者 張知依 攝影/小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