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訪日手記（三）：日本民意造就了安倍的對華政策？

編者按： 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日本的關注有增無減，中國赴日旅遊遊客也繼續呈現井噴式增長。然而，我們真的了解日本嗎？——在參加4月3日由環球網和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共同組織的首屆“中國網絡名人日本行”活動時，《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丁剛表示，“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才剛剛開始”。今日起，環球網陸續推出丁剛老師的系列評論文章——《如何認識我們的近鄰日本》，每天一期，共五期，歡迎廣大網友的關注和參與!

 

抵達日本的當天下午，我們採訪了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五十九歲的鳩山先生被視為“親中派”。他歷來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2009年大選前曾明確表態稱，如果成為首相，決不參拜靖國神社，同時將約束閣僚的參拜行為。2013年，他以個人身份訪華，參觀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我給鳩山先生提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對於日本侵略史的認識為什麼在日本得不到廣泛認同？二是怎樣向日本民眾傳達正確的歷史觀？

 

鳩山先生認為，大多數日本人有錯誤的歷史觀，主要原因是戰後的教科書上沒有充分、正確地説明釣魚島問題和南京大屠殺等事件。釣魚島的歸屬《波茨坦公約》講的很清楚，但大多教科書上沒有。

 

日本書店擺放著日高義樹的新書：“美國，不願開火的強大軍事力量：日本應當如何應對中國無止無休的威脅？”（作者供圖）

 

鳩山先生還説，“我去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以後有機會還會去，去那裏就是為了謝罪。至於死亡人數是否是30萬，不重要。殺一個人也是犯罪。我會一直謝罪，直到中國人説‘夠了’為止。這也是我在韓國烈士紀念碑前下跪的原因。”他表示，不管日本媒體和政府給他施加多大壓力，他都會堅持向民眾説明歷史真相。因為，只有正確認識歷史，才有利於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改善。

 

鳩山先生雖然當過首相，但他在日本是極少數，在網上更是常被一些極端民族主義的日本網民辱罵。我在訪問中聽到這樣一件事，在一次，與中日關係相關的人士聚會，鳩山先生也在其中。可他一走進會場，有些日本人就忙著躲開，甚至不願與他打招呼。

 

參加這次招待會的一位中方人士告訴筆者，日本民族文化中有“抱團”的一面，但另一面就是孤立“不和大家一致行動的人”。一個村子，大家很抱團，有人犯了村規，就要被逐出村子，這是最嚴重的懲罰。現在有些日本學生自殺，就是因為受不了同學們對他或她的孤立。

 

鳩山先生能夠身處孤立之境而堅守信念，的確值得我們敬佩，但這也從另一面反映了日本輿論右傾化的嚴重程度。

 

鳩山認為，右傾化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經濟GDP超過日本，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一些人由羨慕産生嫉妒，由嫉妒産生焦慮和恨。而每當日本經濟出現危機，日本國內右傾化傾向就會抬頭。

 

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常用一個比喻來説明日本人對華心態的變化。他説，中國就像是日本人住的獨門獨院的小樓後面的一座小山包，一夜之間小山包突然變成大山，讓日本人頓感無法適應。

 

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反映並且借用了這種民意變化。2006年，安倍剛當上首相就宣佈訪華。2013年，他再次當上首相，卻立刻改變了對華態度，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就是民意變了。

 

最近我看了一家中國電視臺播出的對話節目，談的是中日關係。主持人説，“看來安倍那一套東西，日本老百姓還是接受的”。這個話其實應倒過來講，是老百姓這麼看，所以才會有安倍的對華政策。

 

一位中國外交官説，現在的中日關係是在年輕一代手中。從日方情況看，帶著負罪感來推動中日友好的老一代已經走下歷史舞臺，新一代大多沒有接受過正確的歷史觀教育，而且是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七十多年前的那場戰爭已經遠離他們的記憶與思考。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一位中方人士在與日本青年議員對話時提到了向中國道歉的事，有位議員脫口而出，“那是我爺爺犯的錯”。話雖沒錯，但言外之意卻是“這不是我的義務”。這位日本青年議員的話代表了今天日本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認知。

 

與我們交流的日本媒體人士也大多對安倍表示支持。儘管日本媒體人總是對政府持批評態度，但他們大都認為，相對於過去走馬燈式輪換的那些日本首相而言，安倍得到了近20年來未曾有過的支持，他的帶有濃厚保守主義傾向，甚至被稱為激進保守的“政策風格”也得到了民意更多認同。一位日本同行告訴我，日本人也認為，安倍的對外政策是符合亞洲大流的。

 

在這個所謂的大流背後，站著的是舉著民主人權和國際法旗幟的美國人。日本副外相木原誠二在接受我們採訪時就明確表示，“美國(在南海)的作法是基於國際法的，所以日本支持美國。”

 

不少國人認為，日本人之所以心服口服地承認敗于美國，是因為美軍的強大。其實真正讓日本人“服輸”的不只是美國的軍事力量，而是美國的制度優勢。美國的原子彈摧毀了日本人的信心，使他們一夜之間就成為美國思想和制度的俘虜。

 

戰後日本在美國主導的改造下迅速實現崛起的事實，更加深了日本人對美國的信服與順從。現在的日本人普遍相信，在民主、人權、和平等方面，日本與美國有共同語言。因此，儘管日本國內會出現用擁有核武器換取美軍撤離的聲音，但這並非意味著日本要與美國分道揚鑣，而是要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形成一種更加平衡而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式的緊密互動。日本深知，這是成為政治大國的第一步。

 

日本學者松田武在《戰後美國在日本的軟實力》一書中寫道，“霸權的構造是，讓非霸權國家接受作為普遍原理的意識形態和規則，以及與政治結構相吻合的各種制度，使雙方在關於某種秩序上基本達成一致，以使這種秩序能夠更為長久地得到維持。當然，霸權絕不排除使用武力”。正是這種“軟硬兼施的對日政策最終形成了日本60多年來難以割捨的對美國的依存體質”。

 

戰後建立的這套體制經過多年運轉，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信奉美國價值觀體系的民眾。在面對中國崛起和南海爭端這樣的問題時，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站在美國一邊。這一點我們在與日本媒體同行的對話中明顯地感覺出來。我們講歷史觀，他們講價值觀，很難找到共同點。

 

日本是一個島國，傳統中有強烈的生存危機感，容易用零和心態看周邊、看亞洲、看世界，同時又有一種狹隘的民族優越感，自認為是“解救亞洲”的領導者。日本自明治維新實行“脫亞入歐”政策之後，這種危機感與優越感交錯上升，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最終成為引發侵略戰爭的主要動因。二戰結束後，美國迅速將日本拉進了自己的冷戰同盟，使日本失去了對其民族性與戰爭關係的全面反思機會。

 

今天人們看到，日本與東盟、與中國等曾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的關係，的確比戰後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日本與東盟的關係，近30多年來穩定發展。很多人會以為，這是日本的鉅額援助在發揮作用。其實，援助不過是一個因素而已。另外一些重要因素是，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重新重視亞洲的思潮。福田糾夫在上世紀70年代擔任日本首相時，推出了“福田主義”。福田向東盟國家承諾日本決不會作軍事大國，並表示願意將力量集中在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上，以“和平、心與心、對等”為原則開展與東盟的合作，這奠定了日本企業進入東盟的基礎。

 

同樣也是在這段時間，中日關係進入一個嶄新階段。1978年，福田糾夫促成實現了鄧小平的首次訪日，中日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但是，這樣的政策變化僅僅停留在內閣政策的地步。日本對中國的政策變化，反映了戰後和平主義的民意轉變，但這種轉變並沒有延伸到整個民族從戰爭發動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反思。

 

如果給現在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地位做一個定位，到少需要考慮三個參數：一是視自身為“最優等”民族，是亞洲的領導者;二是視中日競爭為“零和遊戲”，三是自認為已經是美國和西方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一員。這些參數決定了中日關係改善的難度。(作者是《環球時報》高級顧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