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文緣兩岸情（上）

海峽之聲網專稿（記者景艷、特約記者羅杜杜） 那是新年即將到來的蘇州，正是一個有陽光的午後。我計劃採訪的是來自台灣彰化的紅葉控股集團的蕭方善和他的江蘇常熟籍的作家太太趙麗娜。由於先生有事沒有辦法一起來，麗娜比約定的時間晚到了近一個半小時。這期間的等待與溝通讓我了解到她是一個怎樣的路盲。見面一看，正是我想像中的模樣，烏黑柔軟的長髮從肩頭披下，一襲高領的白襯衣配著一件絳色毛衣，很女人味的感覺，説起話來，不緊不慢。回憶起二十多年前與先生的相識相戀，她認為完全是“無知者無畏”：“因為年輕，什麼都不懂，也就不會考慮先生是台灣人，只是覺得他為人不錯，蠻會照顧人的，教養也不錯，也挺瀟灑的。另外，他也覺得我有自己的特色，簡單而不複雜。”

上世紀90年代初，距離開放赴大陸探親還沒有多久，正好是臺商進駐蘇州的高峰期，許多返鄉老兵或是中年以上臺商到大陸來尋找事業第二春，但是蕭方善職場生涯中的第一份工作就選擇了大陸。當時，蕭方善恰好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到了一家台資企業工作，恰好公司在大陸設立分公司，需要從台灣派員，他就主動向公司請纓：“當時兩岸交流很少，特別是成家立業的人不太願意過來，所以我就過來了。來以後我覺得這邊真的是機會很好，不管是在職場就業或者將來自己做點什麼事，應該説會有很好的前途，所以我毅然決定在這邊發展，就留了下來，一下子就20幾年了。”

原本猜想蕭先生的原生家庭一定有外省背景，沒有想到，他出身於道道地地的本省家庭。那麼，是什麼讓他最終選擇了常熟？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之外，情感上的原因佔據了更多。蕭先生告訴我，他的家在台灣彰化縣員林鎮，而江南有園林建築，名稱上的相近讓他對江蘇有了特別的情感；而彰化有八卦山，常熟有虞山，地理環境接近，生活也很習慣，蕭方善説自己在這裡找到了故鄉的感覺：“我讀中學的時候，江南的魚米之鄉就是我們台灣的高考會考的題目，當時的標準答案就是常熟。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常熟，可是我從來沒有知道這一輩子會在常熟定居。”而最終選擇定居常熟，最重要的當然是因為他最終在常熟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麗娜。麗娜當時還沒有大學畢業，恰好到蕭方善所在的台資企業實習，兩人就這麼認識了交往了半年多，畢業之後沒多久就結婚了。麗娜在大學是學歷史的，後來在研究生階段學了文學，蕭先生在大學時代就導演話劇、舞臺劇，參加台灣大專杯話劇比賽還得了獎。也許，正是這些積澱培養出了兩個人精神層面的共同語言吧。

蕭方善説：“當時也沒有設定來這裡就要找一位大陸姑娘結婚，但是最終走到這一步，我覺得大概是緣分吧。這麼多年來，有時，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會想我們為什麼會這麼一路走下來。我覺得和她身上的特質，一直存在特質有關，我很難用言語去表述。這幾年，她把這個特質發展的越來越成熟。她本身喜歡閱讀，從閱讀到寫作到最後從事文化交流，我覺得好像她註定要走這條路，註定要往這條路上去發展，不必刻意去安排、經營。她就是有一種執著、很真實的個性，包括她在台灣認識的好多學界、文化界的朋友，她跟他們交往，關係都很好。我也不知道，她就是有那種親和力。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較淳樸、單純的蘇州姑娘，原先不是那麼漂亮，現在越來越漂亮。但我覺得，不是因為她的外表吸引我到最後我們結婚，我純粹是因為在與她交往中，有一種心靈上的契合，我們有很多共同點，共同的興趣、愛好。”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兩岸之間的交流交往遠沒有今天這樣便利，婚前，麗娜不能到台灣去，雙方的父母也不能互相走動，辦理結婚手續的時候，麗娜才第一次感受到嫁給一位台灣男子是多麼麻煩的一件事。1994年10月27日，麗娜和方善結婚了，舉辦婚禮的時候，麗娜第一次見到了公公婆婆，麗娜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大兒子已經幾個月了。在常熟那段最初的日子，兩個人共同打拼，共同經營，小日子過得忙碌甜蜜而幸福。

麗娜到現在仍然不能忘記蕭方善送給自己的第一份禮物，那是她大學畢業的禮物──一輛自行車：“我很喜歡，那時候我就騎著自行車到處走，印象還蠻深刻的。”提到這輛自行車，蕭先生的話語中不覺地有了一絲甜蜜的味道，他説那讓他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些小小物件的背後都是一段青蔥而美好的記憶：“現在説起來有一點太寒酸了，但以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講算是蠻時髦的。她也蠻喜歡騎著自行車到處跑，包括我們第一橦婚房的裝修，也是她自己在跑，自己騎著那輛自行車整個常熟市到處跑去找她喜歡的那些東西。後來那輛車被偷了，我看她哭了好多天，因為她覺得那是她很心愛的東西，而且陪伴她度過我們第一個房子裝修的歲月。她覺得很難過很捨不得。”

結婚的時候，麗娜的父親對方善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夠留在大陸生活，方善答應了。然而，麗娜卻因為第二個女兒的出生、子女教育及老人贍養等等問題，不得不到台灣去生活了一段時間。那段日子，麗娜和方善的父母在台灣，方善則和麗娜的父母在大陸。都説離家的日子越長越會思念家鄉思念親人，兩個離別的年輕人也就在這分別而又彼此盼望的歲月裏了解了彼此的故鄉，理解了故鄉的意義。

那個年代，兩岸的婚姻中沒有網絡、沒有line、沒有Facebook，沒有“三通”。“我打一次電話可能就是常人的一個月的工資，很貴很貴，可能就幾個月打一次電話，你知道人的感情，寫信是很美的，但是真要有事情的話，寫信就遠水救不了近火。寫信時會考慮，這個事情要不要跟家裏人講，怕他們擔心，所以就是一切自立。”麗娜説，每一對新婚夫婦都要面對新生活的開始，但兩岸婚姻中還糅雜著兩岸間的不同：”我的文憑可能是一個文學碩士，但是，當我到台灣的時候發現自己連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沒有了。有一天開車要回到自己的家，導航儀要輸入地址，發現那個導航儀我不會用，因為是倉頡輸入法、繁體字的輸入法，沒有拼音輸入法；我要去郵局寄掛號信、去銀行存款，寫那些單據的時候，突然間，你發現會念的字寫不出來，那種尷尬就因為幾個字頓在那裏。在面對電腦鍵盤的時候、教孩子拼音的時候，你都會發現這些問題，需要重新去學。在我現在做兩岸的社會交流，碰到很多更深層次的思維，就是家庭生活跟社區是一種日常的一種生活方式的體驗，但是當你真正進入到工作，成為文化交流的時候，就會發現兩岸對傳統戲劇的認知，或者對一種藝術品的認知、對傳統書法、書畫的審美的認知甚至是文化創意的認知，差距還是蠻大的。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很深層次的東西就出來了。”

當時，蕭方善在大陸，麗娜在台灣，孩子又小，照顧麗娜的主要是先生的家人，而蕭先生一家對於他們這段婚姻從來不曾有過什麼歧視或不習慣的生疏感，麗娜相對來説，也少了些異地而處的不適應。麗娜告訴我説，在台灣生活的那段日子，她從來沒有從事過有薪資的工作，也很難以一位家庭主婦的身份去達成與社會的妥協與和解，但自己卻在書籍中間找到了另外一片精神的家園。先生一家對她也非常好，讓她能夠游離于社會邊緣之外，維護內心的那片寧靜：“我嫁過去這麼多年，幾乎沒有在台灣的家裏做過飯，不太會。我婆婆現在已經快80歲了，可是，她知道我回去都會做一桌的菜，哪怕就我一個人。事實上，這麼多年，他們對我一直很好，包括對我的兩個孩子，他們的親戚也蠻尊重我們。我覺得一個人在家庭當中展現出來的樣子，是個性的真實呈現，裝也裝不了。人家將心比心，她們接受你，感到你是需要照顧的人，人家也不會袖手旁觀。兩岸家庭本來就帶著一種遺憾，無論你在哪一邊生活，另外一邊的父母你都沒辦法孝順到。因為我遠嫁，父母也替我擔心蠻多，在過去，彼此對對岸也了解不多，兩岸間的歷史陰影會殘留在家庭裏面。特別是我過去的時候恰逢1995年臺海危機，那時候通訊也不發達，不知道我在那裏的生活，讓我的原生家庭擔負很多的，好在都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