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楊德昌:他的電影是台灣社會的手術刀
編輯: 霍亮 | 時間: 2016-06-30 11:45:19 | 來源: 京華時報 |
楊德昌去世9年了。他和李宗盛、朱德庸都是那種看起來小時候和老師關係比較冷淡、比較恍惚的小孩,這款青少年期不出色,不乖巧,不被老師、家長寵愛的孩子,其實反倒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自由,沒被成人世界的成敗標準框住,有機會保持本色,不天真無邪也不用裝,好比《一一》結尾那句臺詞,“我才七歲,但我覺得我老了”。就像梁文道説的,現在的台灣年輕人看不懂楊德昌、侯孝賢。不懂有時候是句隱性歧視,潛臺詞是懶得懂你。這是年輕人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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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楊德昌度過了他孤寂的少年時代,直到高中才有所轉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來自楊德昌壓抑混沌的少年記憶。這部作品是一座高山,後面所有懷舊、疼痛、唯美的青春標簽電影都沒有跨越它。這部有野心的片子,把青春和少年心,放在時代的碎片中一起殘酷碾榨。小四説,這個世界有太多不公正,這是這個片子的核。這也是楊德昌的核,他的電影,因為冷峻而樸素的描摹,犀利而悲憫的批判,嚴肅的追問與自省意識被稱為“台灣社會的手術刀”。一個社會,除非病入膏肓躺在手術臺上,才在刀刃下求生存,太平盛世,老被解剖,誰都不想吧,可想而知楊德昌在台灣的際遇。
和同樣大器晚成但是並不和主流社會對立的李安不同的是,楊德昌是憤怒的決絕的,他的片子,揭露台灣現狀和過去,電影拍了,就沒打算在台灣放,連碟都拒出,所以“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空間,那裏封鎖著每一個人的寂寞,任何人都無法闖入,塵封的記憶之所以無法改變,是因為它早已喪失。而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寂寞。”
楊德昌度過寂寥中學時代後,到美國留學,遵父母囑學了IT。1981年的某天,已過了七年“朝八晚五”電腦工程師生活的楊德昌路過西雅圖某家電影院,他進去看了正在上映德國導演赫爾措格的《阿基爾,上帝的憤怒》。出來時,用他自己的話説,“已是另一個我”。那時他年過三十,他決定在自己真正老去之前,做真正喜歡的事情——回到台灣,拍電影……這個故事有點像現在炙手可熱的馬東,父母嚴防死守不讓他學相聲,送去美國學電腦,然後心無旁騖朝九晚五從業,直到有一天突然看到吳宗憲主持節目,天燈點亮,扔下一切不顧一切回國,搞文藝!無論怎麼樣,他們都是幸運兒,終於與自己的夢想和天賜能量相遇,自此一騎絕塵。
楊德昌的前三部電影:《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和《恐怖分子》,被稱為“都市三部曲”,通過多米諾骨牌式複雜人物鏈和敘事結構,探討台灣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時代的轉變、社會轉型對個體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影響與抑制,鋼筋水泥空間局限和人類物質性的突然擴軍之間的博弈。西方影評人將楊德昌作品與安東尼奧尼作品相提並論。台灣影人楊照説得更加形象,“那個時代,台灣最精彩的‘電影時代’,就這樣被楊德昌撞上、活過,也就這樣被楊德昌帶走了。”
看過一段賈樟柯寫跟趙濤一起在法國看楊德昌《一一》的文字。他們搭地鐵去蓬皮杜附近的電影院買票,電影院外排長隊,細雨中等待入場的觀眾極其安靜,讓人感覺電影聖潔。影院的燈亮以後,趙濤眼圈微紅,她最喜歡的電影是《獅子王》,賈樟柯沒想到喜歡卡通片的女生會有耐心看完這麼長的電影。趙濤問大陸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電影,賈樟柯説,我們的電影不為了尋找真相,幸福就可以了。
幸福當然有真相,好比楊德昌一直被人八卦描述的和蔡琴的那段無性婚姻,從1981年倆人合作《青梅竹馬》,之後從《恐怖分子》結尾的歌聲到《獨立時代》的美工。像很多導演和女明星的婚姻那樣,10年裏楊德昌的電影裏很容易有蔡琴的影子,夫唱婦隨,琴瑟相和。離婚後,楊德昌對這段婚姻的結論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而蔡琴則答:“我不覺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直到9年前楊德昌離世,蔡琴對他最後愛的表達是,我應該早一點還他自由。這就是幸福的真相,真相在每個人心中。(黃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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