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蘭：日本對華認識存“兩義性”處於戰略矛盾狀態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蘭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林昶攝）

中國領導人外交戰略思想與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16日在京召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蘭認為，目前，中國和日本均已進入了大國時代，除了歷史認識、領土爭端等傳統重大分歧之外，中日關係面臨的課題、難題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首先，中日對對方的重視程度在下降，兩國之間缺乏相互敬意與相互尊重。近年來，安倍政府採取“包圍中國”的政策，特別是2016年3月以來正式實施的新安保法，包圍、封鎖中國的意圖日益明顯，引起中國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日本注意到，中國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框架中不包含日本、印度等國，日本擔心在中國的外交構想中，日本的存在被埋沒，將導致中日關係出現質的下降。

其次，日本的對華認知出現偏差。王毅部長在回答記者有關中日關係的提問時指出，對中日關係而言，病根就在於日本當政者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面對中國的發展，日本究竟是把中國當作朋友還是敵人，當作夥伴還是對手？

可以認為，中日之間目前的諸多問題都與此有關。如關於地區和平與繁榮的保障條件，中日雙方認知出現差異。日本認為，以日美安保體制為核心的日美同盟關係，確保了戰後日本的和平發展，也確保了戰後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各國共享和平繁榮。另一方面，日本國民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以及海洋活動對東亞地區的未來和平與繁榮帶來結構性挑戰。中國對外宣稱，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海洋事業的發展是為了營造適合本國和平與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國際環境的重大舉措。

總體看來，自2014年11月借APEC會議以及2015年4月的亞非峰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連續兩次實現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以來，基於四項原則共識，中日關係正在趨溫向暖，逐步改善。但是，從目前來看，中日關係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中日之間的戰略性矛盾也不斷凸顯。

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安倍強調要和中國進行高層會晤，進一步加強日中兩國的經濟合作，以便更充分地利用中國市場，促進“安倍經濟學”的推行。但日本十分擔心其成為中國經濟圈當中一個邊緣化的國家，喪失東亞經濟主導權。因此，針對亞投行，日本不僅宣佈成立1100億美元規模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在尋求建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同時，希望先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日本也在慎重研究加入亞投行的經濟利益與政治風險，既不願意像英國那樣率先不顧美國的反對加入亞投行，也難以擺脫對美國的協調自行加入亞投行，引起美日的分裂。

此外，日本認為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存在兩面性：從積極方面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帶動陸路、海路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國際公共産品，抑制海盜、打擊恐怖勢力等，維護海洋安全。從消極方面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將擴大中國的影響力，中國未來可以利用基礎設施網絡牽制其他國家的發展。因此，日本認為，需要慎重觀察“一帶一路”的開展情況，從開放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將中國納入國際規範，確保提供國際公共産品、自由使用相關規則。

中日之間結構性矛盾與戰略性矛盾正在發生作用。由於日本對華認識的“兩義性”特徵，日本現在正處於戰略矛盾狀態。即，一方面，日本在安全領域與中國進行對話與競爭，同時又在經濟層面對中國既防範又合作，所以是一個既競爭又依賴的複合型矛盾關係。

2017年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45週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遵循習近平主席“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精髓，今後在推進中日關係方面可以考慮：第一，尋求擴大中日利益交匯點。第二，增強中日兩國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今後應進一步加強中日之間旅遊、文化交流等活動，增強中日兩國的亞洲意識、文化一體化意識，最終實現“命運共同體”意識。第三，謀求共同安全意識，積極參與建設亞洲安全機制建設。

總之，中國與世界是須臾不可分離的共同體。進入“大國化”時代的中國和日本，兩國之間並不僅僅是政治緊張的關係，儘管中日關係在短期內面臨困境，但從長期來看，良好的中日關係是維持中國繁榮發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日本也期待著再次建立中日新型大國關係。今後，中國與日本應相互克制、加強協調，以“命運共同體”為指導思想，努力使中日關係重新回到穩定發展的軌道，並與東亞各國一起增進共識，共建繁榮發展的亞洲命運共同體。（人民網電 記者常紅、李警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