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精英建言深港合作新路向

21日，深港合作工作會議在深召開。

 

深港兩地該如何利用前海蛇口自貿區的政策優勢深度融合？雙方合作的關鍵領域及突破點又在哪？”記者21日從深圳市前海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院長、原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日前邀請來自香港金融、科技、教育、專業服務等領域的領軍人物召開閉門會議，從港人的角度尋找深港合作新的突破點。

 

該院表示，自香港回歸以來兩地關係穩步發展，但港人也有所顧慮，以致于合作目前仍處於平臺期。與此同時，儘管深圳在深港合作上已表現出極大誠意，但不少政策和項目仍是“小打小鬧”，兩地亟待推進一個突破性的全面合作框架，充分利用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的政策優勢大膽推進跨境合作，打破多領域的資源與配額限制，實現深度融合。

 

“新框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行動綱領，而是需要搭建一個平臺。香港是國際化人才聚集的地方、深圳是全中國優秀人才匯合的地方；香港有著完善的法制環境、深圳有著順暢的內通管道。如果把深港兩地的智力、制度、環境、社會資源按照強強連手、優勢疊加的方式重組結合，將産生巨大的變革力量。”與會專家普遍如是認為。

 

該院特別強調，深港合作于深圳而言，應認清自己的定位，一味地模倣或者是追風或許弊大於利。深圳有絕大部分國內城市無法匹敵，甚至是難以複製的獨特區位優勢和地域特色。當下一河之隔的深港兩城的固化邊界也在越來越多的交流和互通之中逐漸消減，變得充滿著流動性和彈性，各種要素在兩種體系之間的快速流動可以催生社會的變革。

 

該院建言，深港雙邊可探索擬定一個官方的深港聯合夥伴關係協議SHUPA(Shenzhen-Hong Kong Unite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在此框架之下成立一系列非官方背景的工作小組，從金融、科創、教育、專業服務四個方面召集兩地的各方專家，定期會面商討合作大局，從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條通路實現合作。“有一些在深圳、香港從未實現的，甚至是從未設想過的制度、政策、模式，可以在深港之間的前海進行嘗試和突破。而這一平臺並不僅僅是為了以香港經驗促進深圳發展，還可以打造雙方都能夠憑藉的平臺，尋求自身增長的新空間。”

 

據悉，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前司長、現任南豐集團行政總裁兼國際小母牛香港分會主席梁錦松，現任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業務主管馮孝忠、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林新強、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主席王明鑫、香港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林晨均參與此次會議。

 

焦點一 深圳如何成為金融創新中心？

 

打造“三中心一平臺”金融創新體系

 

專家們認為，目前國內先後成立的幾個自貿區均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為主要目標，深圳在金融創新的道路上似乎並沒有突破既有的窠臼。深圳應當抓住自身的定位，突破目前已有的合作框架，打造由跨境並購中心、債券保險中心、跨境財富中心和高息債券融資平臺構成的有地區特色的“三中心一平臺”的金融創新體系。

 

“三中心”分別是指“海上保險中心、跨境財富中心和首個國內跨境並購中心”。“近年來深圳鹽田港和蛇口港憑藉不俗的航運以及吞吐能力，已經發展至區域領先地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香港近年對港口的投資呈現下降趨勢。但香港長期以來是海運物流中心，成功培育了航運保險業的發展，深圳可以利用香港在該領域的優勢，爭取在前海試點香港保險公司海上保險的牌照申請，吸引更多金融機構的加盟，打造海上保險中心。”專家們建言。

 

在財富管理方面，專家們認為，與其眼見國內消費者涌向香港購買保險，不如促使深港兩地産品互認，在前海開放保險牌照、發展退休金融和遺産運作，彌補國內在該領域的空白。“前海可以考慮在發展公募基金之餘，在私募融資的配額和風控上有所創新，即允許境外的私募基金落地前海，享受國民待遇”。而在跨境並購上，專家們説，從國際經驗看，並購最活躍的行業是高新科技行業，深圳作為科技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有潛力發展成為中國的並購市場中心。“深圳可借助香港的國際經驗以及專業知識，連手引入境外資金和企業，通過並購來扶持國內的中小企業實現成長。”

 

此外，深港可連手打造一個高息債券的融資平臺，大力推動資産證券化，重點面向對國內高息債券熟悉度和風險容忍度較高的境外合格投資者。不僅可有效將風險隔離在境外，還可以培育境外投資人的投資意願，發展國內多層次債券市場。

 

焦點二 深圳如何成為亞洲矽谷？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經濟體

 

“把深圳建設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一流科技創新中心”是深圳的城市發展目標，專家認為，深港兩地的科技創新各有特色，深圳的大膽而敢拼，工廠憑藉自身力量實現技術成長，並準確把握國際市場需求，但在品牌包裝和行銷經驗方面仍然缺乏國際運作經驗，可以嘗試“深圳製造+香港包裝”模式“扶上馬送一程”。同時，香港的知識産權保護也可為深圳科技産業打通國外暢通無阻的路徑，引導深圳科技企業扭轉重“量”輕“質”的知識生産模式。

 

此外，專家認為，深圳的R&D(研究與開發)投入佔比為4%，而香港的僅為0.7%，且大部分資金投放在大學科研上。“深圳雖然缺乏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但科研機構和企業數量眾多、百花齊放；香港專項科研機構擁有的資源有限，創新科技滯後，但高等院校的水準堪稱世界一流。若能打通深港邊界阻礙，實現兩地間資金和設備跨境自由流動，推動科研機構和教育資源深度合作，充分利用雙方資源，才可發揮1+1>2的效用。”

 

另一方面，專家強調，不僅僅在深港之間，更應在香港、深圳、前海、蛇口、澳門、橫琴等泛珠三角的六個區域之間實現邊界的消融，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經濟體。“從長遠來看，這將遠超世界上任何一個灣區。”

 

焦點三 深圳如何成為專業服務的旗艦？

 

打破地區保護 跨界合作

 

在專業服務上，專家認為，不僅僅是深圳需要探索制度的改革，香港的專業服務發展實際上也受制度掣肘，需要尋找一片中間地帶。“只有獲得本地醫學資質的人才可以在香港執業，這限制了醫學的發展，而且造成醫療資源緊缺的現狀。”專家建議，通過篩選及簡易的本土化過程，接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醫生在前海片區執業，由此建立起一個無國界的醫療服務區，採用“全球頂尖醫生+專業的護理團隊”的模式，面向內地和港澳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居民，提供國際頂尖的集預防、治療、保健、康復為一體的醫療服務。

 

專家還提到香港警務經驗，認為深圳可以探索借鑒香港的社會治安工作機制，聘請香港的退休警司、警務人員來深圳擔任督導，在深圳特別是前海片區通過引入港式治安方面的專業服務，打造一個法治化的社會環境，這將有利於打造一個吸引港資、外資以及優秀人才進駐的宜商宜居的安全環境。

 

焦點四 深圳如何成為教育高地？

 

以高等教育BOT模式創辦世界一流大學

 

深圳雖然在科創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但本地教育資源發展不足一直是制約深圳發展的軟肋。專家們直言，目前深圳的高等教育發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憑藉政府力量，邀請國內重點院校在深圳成立研究生院，但一所大學對於一座城市的意義難以用嫁接的方式進行簡單複製；二是採取境內外兩地合作辦學，使用境外大學的品牌，在深圳成立分校。但分校似乎無法真正獨立成名、始終難以擺脫其“山寨版”的氣息。因此提出了第三條路徑。

 

“可借鑒‘BOT’——特許權模式進行辦學，即本地政府在特許期內擁有該校監督權和調控權，保證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打破管理框架，將各個院係和專業拆分外包給全球不同知名學府運作，由這些高校的教學團隊對課程項目進行設計並負責教學，學生畢業後可獲得兩所院校共同頒發的文憑；在10年到15年特許期結束之後，再完全移交，培育真正屬於深圳本地的一流大學。”

 

此外，專家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信息更迭速度之快已讓高校所授知識無法滿足長期的職業發展需要。兩地政府可連手建立繼續教育機制，利用雙邊師資聯合推出繼續教育課程，促使兩地繼續教育學分互認，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準。

 

關於自貿區

 

突破目前已有的合作框架，打造由跨境並購中心、債券保險中心、跨境財富中心和高息債券融資平臺構成的有地區特色的“三中心一平臺”的金融創新體系。

 

關於科技創新

 

深港兩地的科技創新各有特色，深圳的大膽而敢拼，工廠憑藉自身力量實現技術成長，並準確把握國際市場需求，但在品牌包裝和行銷經驗方面仍然缺乏國際運作經驗，可以嘗試“深圳製造+香港包裝”模式“扶上馬送一程”。

 

關於教育

 

可借鑒BOT模式進行辦學，即本地政府在特許期內擁有該校監督權和調控權，將各個院係和專業拆分外包給全球不同知名學府運作，在10年到15年特許期結束之後再完全移交，培育真正屬於深圳本地的一流大學。

 

關於專業服務

 

深圳需要探索制度的改革，香港的專業服務發展實際上也受制度掣肘，需要尋找一片中間地帶。前海片區可以通過引入港式治安方面的專業服務，打造一個法治化的社會環境。(文/圖：記者 張瑋 杜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