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不要做碎片化空間的俘虜 娛樂至死很可怕

 

不久前，在新清華學堂舉辦的“人文清華”講壇上，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作家格非做了題為《重返時間的河流》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探討了“文學時空觀的演變及其意義”。説的是文學的意義，更是人之生存的本義。本版精選部分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從包法利的帽子説起

 

在法國，或者説在整個歐洲文學變革的歷史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人物——福樓拜。

 

福樓拜最有名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翻開《包法利夫人》，在第二頁上你會讀到一段奇怪的文字。這段文字是什麼呢？——他描寫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頂奇怪的帽子。一般來説，在小説裏寫一個人戴了一頂帽子，三言兩語就可以了，可是福樓拜用了多長的篇幅呢？用了差不多10行。他詳細描述了這個帽子的顏色、形狀，它的帽檐，帽子裏使用鯨魚骨支撐開，它還有帶子，帶子上還有小墜……寫得極其複雜。

 

小説剛開始，就用這麼長的篇幅來寫一頂帽子，我覺得有點過分。但是大家也許不知道，在福樓拜的草稿裏面，他原來寫這頂帽子花了多少篇幅呢？長達幾頁。這在傳統文學寫作中是犯規的，是不允許的。福樓拜有一個習慣，他每次寫完一段文字之後，都要把它朗誦給他的朋友們聽，結果他的朋友一致認為，福樓拜瘋了，完全沒有必要用那麼多的篇幅去寫一頂帽子。福樓拜後來迫於朋友們的壓力，最後僅保留了10行。但是問題還在：福樓拜這麼做，到底有沒有他的理由？

 

福樓拜在創作《包法利夫人》的那個時期，巴爾扎克剛剛去世。福樓拜説，巴爾扎克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大師，但是，他雖然偉大，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們也許應該唱一唱別的歌、彈一點別的調子了。也就是説，文學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那麼他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篇幅去寫一頂帽子呢？因為福樓拜敏感地意識到，整個歐洲文學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我簡單地把它描述為：場景獨立。帽子這樣的一個畫面，本來是為了刻畫人物的——為了表現人物的命運，為了表現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出身和階級屬性，可是現在它突然獨立了。

 

這就是我想説的一個問題，文學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變革。

 

文學要提供道德訓誡

 

文學特別是敘事文學，有兩個基本的構成要件，一個是時間，另一個是空間。所謂的時間是指什麼呢？任何一部小説，任何一部敘事文學作品，都必須經歷一個時間的長度量。也就是説，它必須有起始、發生、發展、高潮、結尾，要經歷一個時間的跨度。作家正是通過時間的變化，來展現人物的命運，並以此表達他的某種道德判斷、他對讀者的勸告、他提供的意義——過去的文學都是如此。

 

那麼什麼是空間呢？空間是在時間變化當中出現的片段，比如場景、畫面、人物的裝束、衣服、帽子、肖像——包括戲劇性的場面，所有這些都在空間的範圍內。我們剛才講福樓拜寫的帽子，就屬於空間的範疇。過去的文學，是時間和空間兩個部分構成的，這兩個部分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剛才説，福樓拜引領了文學史當中一個重要的變革。那麼我們可以問另外一個問題：在福樓拜之前，文學到底是什麼樣？

 

我們如果把時間比喻為一條河流的話，那麼空間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説是兩岸的風景。這兩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傳統的文學裏，空間永遠是附屬於時間的。空間不是沒有意義，它有意義，但是它的意義從屬於時間的意義。也就是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當年告誡我們的，文學作品要提供意義，要提供道德訓誡，要提供勸誡——要對人對己有所指教。

 

碎片化空間的俘虜

 

文學作品要提供價值，提供道德的勸誡，這是文學最古老的意義。可是到了18、19世紀以後，空間性的東西開始急劇上升，加速繁殖，然後空間性開始慢慢取代時間性，壓倒時間性。我剛才講福樓拜的例子時就説道，空間突然從時空關係中單獨地蹦了出來。

 

我前年寫過一本書，是關於《金瓶梅》的。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了解為什麼色情文學會在明代中期出現。你看這些作品裏也有道德勸誡，也提供意義，但是人們閱讀這些作品並不是為了閱讀這些道德教訓，也就是説它在挂羊頭賣狗肉。這樣的閱讀是一種商業的閱讀，消費性的閱讀，人們關注的是當中的具體情節——時空開始分離，空間性的概念凸顯，然後成為獨立的事件，這個在中國發生的時間要比在歐洲早200年。

 

所以説，在傳統的文學裏，空間是時間化的；在今天的文學裏則相反，時間是空間化的。而且，空間最後碎片化了。我們今天不知道時間去了哪兒，看不見時間，我們眼前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空間，令人炫目。我們都是碎片化空間的俘虜。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告訴我們，在古希臘的悲劇中，在傳統文學中，作家是需要提供一個完美的結局的，不管是悲劇還是喜劇。但是今天的作家，沒有能力提供這一切。威廉斯説，我們今天的作家，不僅不提供意義，不提供答案，美其名曰我要客觀地表現社會，我沒有答案，不提供任何東西。相反，作家還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一股腦兒地推給讀者。愛因斯坦當年覺得卡夫卡這麼有名，就讓朋友把卡夫卡的小説拿來讀，讀了好多日子最後他把書還給朋友，説對不起，這個小説對我來説太深奧了，完全看不懂。

 

我們都忘了時間

 

究竟是什麼造成了文學時空觀的巨大變化呢？

 

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本身發生了變化，因為文學從總體上來説是在模倣這個社會，它是對社會的一種反映。

 

那麼，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比如説科學的昌明。近代科學帶來巨大的變化，呈現了太多空間。旅行變得太容易了，你可以隨時經歷無數個空間。過去一個學子從崇文門到清華大學來上學，臨走之前與父母告別都會流眼淚，為什麼？太遠了。告別的時候好像這輩子都回不來了。而今天，這個距離算什麼？你早晨可以在香港吃飯，中午就到北京了。所以在旅行當中你不經歷時間變化，你經歷的是空間，從一個賓館搬到另外一個賓館。這樣一種變化，跟近代科技的進步有非常大的關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勞動分工越來越細化。過去我們種地，種子撒下去，然後看它慢慢長出苗來，慢慢長大，再收穫，你會有一種本能的喜悅。為什麼？因為菜的成長過程是整體性的，你看得到你勞動的意義，這個意義就在眼前。一顆種子變成了這麼大一棵白菜，一個奇跡發生了。而今天，勞動分工太細，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説，我們要生産一根縫衣服的針，都需要非常複雜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説我們單個的人，看不到整體。比如説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工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單個的零件，他看不到産品變成一個有意義的東西。

 

碎片化的空間，在以幾何級數加速繁衍。我們一生中經歷了無數的事情，這是古人遠遠不敢想的，這構成了我們物質生活也是文化裏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同時，它也造成了另外的後果，就是恍惚中，我們都忘了時間。

 

重新回到時間的河流

 

有的人也許會説，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空間化的碎片中也挺好。上上班，看看手機、微信，互相聯絡聯絡，看看電視電影，出去旅遊，我們的生活那麼豐富，我們就沉浸在這樣一個空間化的東西中，不要去管什麼時間了，不也挺好嗎？我也覺得挺好，我自己有時候也很愛讀那些空間化的小説，比如説類型化的小説，我喜歡讀偵探小説，也喜歡讀金庸的武打小説。疲勞的時候你讀一讀，確實非常有趣。這都是很正當的娛樂行為。

 

可是，因為我們過度地沉湎于這樣一些空間性的行為中，我們忘掉了文學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義，它要闡述對這個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個巨大的情感上的誘惑力——這些東西本來是文學最核心的東西。而我們現在把它排除了，文學變成一種簡單的娛樂，今天有個口號叫“娛樂至死”，這很可怕。

 

如果你真的能把時間忘掉固然挺好，但問題就在於，我們忘記不掉。我們還是時間的動物，我們只不過是假裝忘記了時間，時間一直在那兒，它從來不停留。《紅樓夢》裏寫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説得很清楚。

 

我認為，沒有對時間的沉思，沒有對意義的思考，所有的空間性的事物，不過是一堆絢麗的虛無、一片絢麗的荒蕪。如果我們不能夠重新回到時間的河流當中去，我們過度地迷戀這些空間的碎片，我們每一個人也會成為這個河流中偶然性的風景，成為一個匆匆的過客。

■演講 格非

■整理 本報記者 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