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人之學看中華文化特色

天人之學是貫穿中華文化數千年發展史的主線之一。在很長時間裏，一提到天人關係，人們就會想起“天人合一”，認為它是最恰當的表述。這個看法值得商榷。“天人合一”出自西漢時期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按其思想體系，這種提法其實是“天人感應”論的一種表述，認為天、人之間存在一種神秘的聯繫，天主宰人事，人的行為也能感動天，這明顯帶有天命決定論的色彩。

我國古代思想家對“天”的認識，大概始於夏、商時期。從西周時起，“天”的概唸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天命、天神，一種是自然界的天體。以《周易》的經文為例，其中有些對“天”的理解是指自然的天體、天象，但多數是關於天命、天神的記載。至於西周時的重要政治文獻《尚書》，其中“天命”一詞比比皆是。這種狀況到春秋時期才發生變化，出現了重人事而輕天道的觀點。

思想上的這種變化，首先見於兵家著作。齊國軍事家孫武在《孫子兵法》中首次提出天時、地利、人和的理念。他説的“天時”，指陰陽、寒暑、四時等自然現象；“地利”指路途遠近、面積大小、形勢險易、環境利弊等方面；“人和”指得民心、得民力、上下同心同德。《孫子兵法》認為，軍事家運用好這三個方面，才能取得戰爭勝利。

戰國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認為，天時、地利與人和這三者缺一不可，而人和最為重要。戰國時的兵家著作《尉繚子》也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戰國末期道家的《十大經》（古佚書）把知人事作為知天時、地利的中心環節。由此可見，我國古代重人事輕天道的理論來源於戰爭實踐，同時又能提升到理論的高度予以總結，因此不是思想家們空想的産物。

孟子之後的大儒荀子提出的天人之學則認為，在天人合一之前先要有天人相分的觀點，這和天命決定論大異其趣，將古代的天人之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荀子本著孔子的思路，尋求“和”而否定“同”。“和”是多樣性的統一，建立在事物相互區別的基礎上；而“同”是排除矛盾的一致，是沒有生命力的單一。荀子探討天人之學的名篇《天論》，把這個道理闡發得深刻而清晰。荀子在《天論》中寫下了一段關於加強農業生産的文字：“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認為抓住農業這個根本，厲行節約，天就不能使人貧困；有充分的養生之資，並按照季節開展農事，天就不能使人患病；遵循農業生産本身的法則而行動，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禍患。可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又説，“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如果看不到人的作用，只是祈求天的恩賜，就和天人關係的真實情況相背離。基於上述分析，荀子認為：“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意思是説，只有深刻認識了天人之分的內涵，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強調人的地位與作用，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色。中華文化以人為核心進行探索，才産生了天人之學（探討什麼是天、什麼是人、人與天有何關係）、變易之學（探討世界萬物變化的道理）、為人之學（即人的道德倫理標準）、會通之學（博采眾家之長的文化胸懷），構建了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在這方面，荀子關於天人既相分又相合的理論，在中華思想文化史上産生了深遠影響。東漢的王充、唐代的劉禹錫和柳宗元等都在這個重大課題上作出了貢獻。歷史上的宋、元、明、清時期，由於本土和外域文化的交流交鋒交融，産生了新的思想課題，但天人之學在這個時期並沒有失去它的光澤，只是變換了形式。

（作者為思想史家、西北大學原校長。本文選編自作者《中華文化的會通精神》一書，長春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