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治疫知規律 隔離要招總為先

 

疫病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已伴隨人類幾千年，在人類歷史上，死於疫病的人數遠高於死於戰爭或其他天災人禍的人數。中華民族繁衍數千年的歷史，也是與疾病抗爭的歷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曾疫病頻發，其中鼠疫、傷寒、天花、白喉、猩紅熱等危害最大。我們縱向地回顧疫病應對史，是為了讓讀者對文明進步、社會完善持有信心，以更積極的態度因應當下。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

 

都流行在春季

 

據《析津志》記載，金朝築燕城，由於工期緊，被徵調的民工承受著艱苦的勞役，時逢夏季暑熱，生活條件又差，導致患病者增多，最終暴發瘟疫。

 

面對嚴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顏亮一邊讓宮廷內的禦藥院和尚藥局積極救治，一邊下詔，命中都周邊五百里內的醫者都趕來支援。由於防疫得當，疫情終於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設也如期完成。

 

據《元史》記載，元大都發生過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在皇慶二年(1313年)；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書中説：“京師大饑疫……，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可見死亡人數相當驚人。

 

明代北京地區發生過瘟疫的有12個年份，位置上大致分佈在京城、京畿、順義、通州、延慶、良鄉、昌平、密雲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發“疾癘”，嘉靖皇帝親自研製《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濟民”，並令官員向民間印發藥方。可見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對疫情的重視。

 

明萬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華中地區發生大規模瘟疫。《明神宗實錄》載：“京城內外災疫流行，人民死亡甚眾。”《通州志》則稱：“萬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這場瘟疫史稱“大頭瘟”，又稱“大頭風”，其特徵是病人頭面紅腫，發熱，且發病迅速，傳染性極強。

 

萬曆十五年(1587年)五月發生疫情，京城共接收醫治病患者達109590人。

 

明天啟七年(1627年)及崇禎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設有避痘所，對染病者予以隔離。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時，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離間，于寺院、于空室，不與人近，以避染之”。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出現疫情，夏燮在《明通鑒》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抱陽生所編《甲申朝事小計》稱：“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由此可見當時疫情勢態極其嚴重，竟達無人收屍的境地，此疫情一直延續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當大瘟疫到來時，民眾十分恐懼，很多被傳染者，不去醫治，而請薩滿巫師到家裏，為患者跳神治病。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説，西曆2月到6月之間。因此瘟疫流行時間，很值得注意。當然，瘟疫流行兩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見。

 

1793年北京發生鼠疫

 

雖用了明代名醫張景岳

 

的方法，仍“莫能療”

 

清代發生瘟疫有17個年份，大致分佈在京城、京畿、通州、延慶、平谷、昌平等地。實際上，當時北京城內每年都有惡性傳染病出現，只不過沒有大規模流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種烈性傳染病，清朝定都北京後採取對患痘者進行隔離的措施。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驅逐。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個村，使其居住。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發生天花。當時連宮裏也出現疫情，孝莊文皇后急忙令人將三個染病的小太監送出宮門，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廟中隔離，“百日之內不得入宮，日觀其恙，三日一報。”

 

清朝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就是患天花而死，年僅二十四歲。

 

康熙幼年，為防天花，被隔離在福佑宮。康熙大約從三歲到五歲，在那裏被隔離了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內務府尋找醫治痘疹的大夫，得到二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朱純嘏和陳添祥，為皇子皇孫接種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孫們的痘疹痊癒。此後，人痘接種術得到進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同在康熙二十年，熱河木蘭圍場開始興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興建承德避暑山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防範痘症等傳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區的流行。因為遊牧地區，空氣清新，人煙稀少，而中原地帶，人煙稠密。他們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機會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莊或木蘭圍場朝覲，可以減少傳染的概率。

 

乾隆時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種術，一方面積極採取措施實行隔離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還規定在補任官職時，未出痘者暫不得升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發生鼠疫，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説：用明代京城名醫張景岳和吳又可的治療方法，對這場瘟疫也“醫莫能療”。

 

清朝嘉慶年間，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在後來刊行的《海錄》中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光緒二年(1876年)春，北京地區暴發“喉風”，譚嗣同曾在他的文章裏説，當時因此病死亡者眾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欞往往使城門的交通為之斷絕。史籍中將這次瘟疫記為“喉風”，就是現代醫學所説的“白喉”。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大範圍暴發霍亂。由於該病潛伏期較短，傳染性較強，發病突然，所以病人發病前並無什麼症狀，突然起病後，短者一二個時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長者也僅一二天身亡。數日內便形成了發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計其數，一時間人心惶惶。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説：“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記載全國大小瘟疫149宗，但從總體上看，清朝的北京，沒有發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樣大的瘟疫。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師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

 

康熙反對巫師跳神治病

 

主張用科學方法應對疫情

 

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間，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了不少經驗。尤其清朝，因為害怕得痘症(天花)，格外重視疾病的防疫。

 

乾隆年間，官府曾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於京城的衚同口處，以示民眾。

 

歷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為防止瘟疫對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現疫情，特別是鼠疫，五城兵馬司的主要任務便是令“井窩子”(即賣水的水鋪)對水井加置封蓋，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時疏浚溝渠，及時排泄城中污水。

 

元大都、明北京先後九次流行大瘟疫，都因為沒有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清朝康熙年間，北京出現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廣寧門(今廣安門)外設立“避痘所”，實行患者隔離，減少疫情蔓延。後來又在京城東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實行隔離。所以，清朝在當時疫情出現時，多采取“離間法”，即今天所説的“隔離法”。一種是收容式隔離，即在寺廟及空曠之所等專門開設“癘人坊”，收治傳染病患者。另一種則是採取強制性隔離，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區封鎖各進出道路，並派兵丁鎮守。

 

疫情出現時，康熙還不贊成找薩滿巫師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學方法醫治。他曾患瘧疾，御醫久治無效。傳教士用奎寧(金雞納霜)給他治好了病。後來臣民患瘧疾，康熙便介紹用這種藥，果然效果很好。從此他對醫學、藥學、解剖學、生理學産生興趣，還請傳教士來講課，並在宮廷中建立實驗室。

 

古代發生大的瘟疫，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還會盡其所能進行應對。郎中們會拿出藥方，行善者還會出資買藥發給患者；有號召力的，會召集大家買棺材埋葬死者。街坊鄰裡、親朋好友，也會解囊相助，扶弱濟困。有時，皇親國戚、朝廷官員等，也會捐錢救災。

 

元大都是一座國際大都市，大約有六十多萬人口，商人、傳教士等往來于歐亞，元大都城的大瘟疫發生在1358年，比歐洲的黑死病晚七年，這與當時的防疫有一定關係。所以瘟疫的傳播與防治具有國際性。

 

大的瘟疫流行，必然會影響社會經濟。在皇朝時代，疫情中，原來潛藏的社會矛盾，會更加明顯，甚至會激化。元順帝、崇禎帝不懂這個道理，使本來嚴重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民變四起，後果嚴重。清朝開明的皇帝，總在災疫之後，採取一些救濟措施，如施賑濟、減賦稅、開義倉、設粥廠等，以緩解社會矛盾，儘快恢復社會生産。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現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員到疫區發放銀兩，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屍傳播疾病，還令大興、宛平二縣設置粥廠，救濟疫民。

 

清末設立防疫總局

 

頒布《預防傳染病章程》

 

清宣統元年(1909年)頒布了《預防傳染病章程》共十七條。其中，第一條為“本章程所謂傳染病者，霍亂、瘟疫、痘疹、白喉及其他容易傳染之病皆包含之”。第三條為“有得傳染病及因傳染病死者，應于當日速行呈報該管巡警局”。第四條“患傳染病者，應從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潔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條為“醫生診視傳染病時，須將消毒及清潔各法告其家人，並即時呈報該管巡警局。清潔法有：掃除、洗滌、疏浚、搬運。消毒方法有：焚燒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藥品消毒”等。

 

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肺鼠疫在東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佔當時兩省人口的1.7%，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

 

為防止疫情傳入京城，次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撥款組織臨時防疫總局，地址設在錢糧衚同內城官醫院，同時設分局4所，並在永定門、右安門外先後設立防疫病室、隔離室、防疫出診所。

 

這次發生在東北的鼠疫大流行，除了黑龍江、吉林的死亡人數，同期還引發了肺炎流行，死亡6萬多人。在這期間，聘請海外歸來的西醫博士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深入疫區領導防治。

 

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並採取了加強鐵路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鼠疫患者屍體、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用了近4個月的時間，終於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民國時期

 

北京衛生防疫管理體系逐步完善

 

到了民國時期，1912年，成立了防疫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北京辦理疫病防治的機構是京師警察廳衛生處，掌管道路清潔、保健防疫、醫院經營等事務。北京近現代醫學史上的傳染病救治及疫情的防控機制逐漸形成。

 

1914年冬季，北京城內出現猩紅熱、白喉以及痧疹等病症。為應對突發疫情，1915年，內務部在京城設立了臨時防疫處，並在東四牌樓十條衚同設立京師傳染病醫院，同時頒布了《臨時防疫處辦事規則》和《臨時防疫處防疫規則》，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

 

1916年，北洋政府公佈了《傳染病預防條例》。1918年在北京創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伍連德任院長。1919年內務部在北京設立了中央防疫處，主要研製痘苗、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學製品，防止傳染病及調查、撲滅疫病。中央防疫處開辦以後，與北京市政當局合作，通過宣傳、免費注射疫苗等方式積極參與北京的疫病防治，對遏制北京疫病流行起到很大作用。

 

1919年，哈爾濱流行霍亂，當時有13.5萬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連德利用直轄醫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亂病人。1920年，東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連德採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萬人左右。以上疫情，由於北京防控得當，未受特大影響。

 

1925年5月，中央防疫處商準京師警察廳在內左二區設立公共衛生事務所，分設防疫科負責調查疫病及預防接種工作。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傳染病防治條例》及《傳染病預防之清潔及消毒方法》，規定傳染病人(或疑似傳染病人，或因傳染病致死)之親屬及接觸人為義務報告人，在發現病人24小時內報告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保甲長、警察及醫生、護士發現傳染病人應在發現後24小時內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告。

 

1932年4月，北平開始流行天花。北平特別市第一衛生區事務所發出勸告區民預防天花傳單，略謂：“天花這個病不論男女老幼都能得的，要想預防這個病只有種牛痘……凡區內學校工廠夠五十人以上的，可通知本所由本所定期派員前往引種，所有手術藥品一概免費。”

 

1933年11月，傳染病醫院為市民免費注射白喉、猩紅熱血清。12月，在西單宏廟衚同成立北平市第二衛生區衛生事務所。隨後，在東城錢糧衚同成立北平市第三衛生區衛生事務所，在西城大乘巷成立北平市第四衛生區衛生事務所。這些衛生事務所主要負責區內的衛生防疫工作，成為當時北平市專門防疫組織中的重要力量。

 

1935年北平市政府頒布《北平市政府衛生局管理人民種痘暫行規則》，規定嬰兒于出生後6個月內均須種痘一次，兒童于6至7歲時舉行第二次種痘，凡天花患者家屬及其接觸者無論已種未種均須立即種痘，均免費種痘，不種者，除強制執行外，並處以罰金。

 

1937年，北平市為開展預防霍亂擴大運動，特地開辦了無線電廣播。1937年11月，市公署准予備案《預防白喉及猩紅熱的辦法草案》。

 

1938年6月，市衛生局制定《北京特別市防疫委員會霍亂預防注射實施辦法》。同年7月，衛生局令發《衛生局預防霍亂實施檢疫辦法》。從1938年起，北京市興起了種痘運動，市衛生局制定了春、秋季種痘辦法及挨戶種痘實施辦法等。種痘主要集中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季和1941年春至1942年秋季。

 

據統計，抗戰期間的1939年至1945年，全國因霍亂死亡人數43136人。因鼠疫死亡人數13627人。因天花死亡人數5802人。因傷寒死亡人數1580人。

 

北京從1926年至1946年發生過12次流行性霍亂，其中最嚴重的當屬1943年。據北京防疫委員會《民國卅二年(1943年)霍亂預防工作報告書》統計，當年6、7月份，北京市僅有3例霍亂病例，沒有死亡病例報告，而8月份北京市霍亂病例集中暴發，截至10月底共發現霍亂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

 

抗戰勝利後，近一年時間內，在北京的金魚衚同、東四、鼓樓東大街、西安門、崇外大街、天橋、南苑、豐臺、門頭溝等地區設立了20個區防疫委員會。

 

1949年1月，在南郊、西郊、東郊衛生所相繼成立衛生防疫站。隨著基層防疫機構的設置，北京的衛生防疫管理體系基本建立。但北京尚有白喉、脊髓灰質炎、結核病等20余種傳染病時有發生。

 

新中國成立以來

 

北京的歷次戰疫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首先消滅了血吸蟲病。血吸蟲病是一種比較有地域性的慢性傳染病，在中國已經流行了2000多年，主要發生在南方特別是江河湖海地區。1955年以後，血吸蟲病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政府發動群眾消滅血吸蟲病的根源——釘螺。到1958年宣佈消滅了血吸蟲病，毛主席欣然寫了《送瘟神》，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隨著我國衛生水準、衛生環境和人民衛生習慣的大大改善，傳染病的防控力度也大大加強，對於鼠疫、霍亂、傷寒、瘧疾、天花、百日咳等疫情動態更進行了有效監控，一直沒有間斷。

 

1958年11月至1969年1月8日，全市感染麻疹併發病的有11萬多人，死亡953人，其中，郊區兒童約佔61%。平均每天發病的有3000多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本市積極推行接種卡介苗以預防肺結核，同時推行接種麻疹疫苗以預防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以及推行接種乙腦疫苗和百日咳疫苗。在此基礎上，將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納入了國家免疫規劃，俗稱為“4苗防6病”。

 

1962年，大興縣安定公社所屬20個自然村都有瘧疾發生。到了1966年，北京市對瘧疾進行了殲滅戰。

 

1962年，全市患傷寒、副傷寒的病例共發生1392例。1976年，全市對傷寒病人實行免費治療、免費報銷。

 

2003年“非典”期間，國家仿傚古人的“離間法”，進行社區隔離、居家隔離措施，效果明顯。同時，人們戴好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保護好自己，避免近距離的風險。在此期間，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防治“非典”藥品及相關商品的價格不漲，政府將人民必需品大量投放市場，剎住了搶購潮，穩定住了市場物價。不僅讓人們戰勝了疫情，同時也戰勝恐慌。

 

當前，新冠疫情形勢緊迫，然而我國的整體實力、醫療衛生體系早已今非昔比。在防治危害尤其嚴重的疫情方面，我國從古至今積累了許多經驗與教訓，值得回顧、思考及取鑒。

 

文/王蘭順(北京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