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對疫病的認識及其啟示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種防控措施中，中醫藥的防治作用得到了一定的肯定。中國古代人民在同疫病鬥爭的數千年間，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回顧中國古代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發展歷史，可以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啟示及借鑒。

古人對疫病特點的認識

關於“疫”字，《説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最早見於先秦文獻，《黃帝內經》中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症狀相似”。至隋代《諸病源候論》中進一步認為疫病為“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可見，疫病與新冠肺炎等現代急性傳染病的發病特點基本一致，都具有強烈傳染性、易於大規模流行、引發病情危重的特點。在歷代大量關於疫病認識的文獻中，疫病病名的記載有所不同，如“瘟疫”“溫疫”“癘”“天行”等，均屬於疫病的範疇。通過與疫病的長期鬥爭，古人發現各種疫病的臨床症狀具有一定的共性，如以發熱為主證，氣陰耗傷重，易內陷生變，出現危重證候等。此次新冠肺炎患者的發熱、幹咳等症狀也吻合上述臨床表現。探尋古人防治疫病的認識，對於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意義。

古人對疫病病因的認識

隨著社會及生産力的發展，古人對於疫病病因的認識是不斷演化的。遠古人們對於疫病可以導致人類大量死亡的現象無法解釋，就認為是鬼神作祟，後期逐漸認識到是外感邪氣侵襲人體所致。如在《內經》中提出外感熱病是由寒邪所致，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中提到瘟疫流行中“傷寒十居其七”，同時認為“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該節指出四時不正之氣即非其時有其氣，是導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故稱疫病為“時行病”。

古人認為，疫病的致病因素為外在的疫病邪氣，但是疫病邪氣的存在並不一定引起疫病的大流行，疫病的發生還受人體正氣強弱、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疫病的發生與人體正氣不足有直接關係，如《內經》所述“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疫病發生與自然界氣候的變化、季節的交替有著密切的關係。如非其時而有其氣，驟冷暴熱等，人體不能適應寒暖的異常變化，易感邪發病。聯繫當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病于冬天，而這個冬天“應寒而反大溫”，氣候變化異於往年，可能也是導致疫情暴發的影響因素之一。

古人對疫病治療的認識

辨證論治是中醫治療疾病的重要方法，在此思想指導下，歷代醫家從不同方面展開了對疫病的論治。漢代張仲景採用六經辨證法，按照六經傳變的規律來治療疫病，他認為外感病的傳變途徑是由皮毛入臟腑，其傳變規律是表入裏、存在著“太陽一陽明一少陽一太陰一少陰一厥陰”這樣的傳變過程；明代吳又可提出治療疫病要“以逐邪為第一要義”，將疫病中的膜原證候歸屬於半表半裏證，創制了邪伏膜原證候的治療主方—達原飲。清代葉天士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將病邪的傳變過程劃分為衛、氣、營、血四個層次，根據疾病處在不同的階段而制定了不同的治法，如清氣、清熱、涼血、散血、清透、攻下等。吳鞠通提出了“三焦辨證”的溫病辨證體系，在治療原則上他認為應“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的中醫診療方案中，治療處方的選擇就參考了歷代醫家治療疫病的寶貴經驗。

中醫強調“治未病”，即盡可能採用防範于未然的方法對待疾病。疫病因其易傳染且死亡率高，在預防方面顯得猶為重要。《素問·刺法論》中説“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強調了機體正氣對於疾病預防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要重視“避其毒氣”以控制傳染源和切斷傳播途徑，這兩個方面正是中國古人主要的防疫思維。

在固護正氣方面，歷代醫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調攝精神、順應自然、增強體質、服食藥餌、針灸調理等方面進行干預。在“避其毒氣”方面，也有隔離病患、講究環境及個人衛生、消毒殺蟲法、藥物預防等途徑控制傳染源。具體在藥物預防方面，古人積累了豐富經驗和方法，如屠蘇酒、藿香正氣散、蘇合香丸等，均是防治疫病的名方。古代醫家預防疫病藥物的使用方法，除口服外，還有熏燒、粉身、納鼻、浴體、佩帶、身挂等，藥物選取多以辛香味厚者為主，如雄黃、細辛、白芷等藥，為今人研發傳染病預防藥提供了借鑒。

■賈 真   作者單位：廣東藥科大學中藥學院臨床中藥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