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從重大理論認知上向黨中央看齊

　　理論清醒政治才能堅定，理論徹底理想信念才能牢固。因此，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的精神，關鍵是從重大理論認知上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這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於黨建工作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增強全黨政治意識的根本要求。但是，什麼是政治？在今天仍然是許多黨員乃至黨的高級幹部認識模糊、甚至認識存在偏差的重大問題。

　　馬克思主義及其政黨歷來高度重視政治，把是否具有政治意識、能否從政治上看問題，作為衡量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是否成熟的標誌。正如列寧所説：“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産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頁）但是，無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黨內外都在一定範圍內出現了日益嚴重的淡化政治的傾向。從思想根源上説，就是一些人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正確戰略轉移，引向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極端。如果聽任這一誤導，就必然會在政黨觀、國家觀、民主法治觀、人民觀、理想信念等一系列根本理論上顛覆馬克思主義。目前突出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管黨治黨寬鬆軟問題，以及在意識形態重大爭論和思想輿論鬥爭中態度曖昧、是非不分的傾向，無不與此相關。

　　本來，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界定是十分明確的，就是圍繞著階級統治和國家政權而展開的階級鬥爭，是從本質、全局和趨勢上加以把握的社會演進、歷史發展規律的總體形勢。因而，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覺悟，無論對於黨還是黨員，都是最高的思想自覺。與此相反，資産階級則極力抹煞資本主義政治和國家政權的階級性，含糊其辭地把政治説成是管理眾人之事，以維護其既得利益。歸根到底，兩種理論立場的對立，反映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利益和以人格化資本為基礎的資産階級利益之間的現實對立。我們今天之所以要強調在重大理論認知上要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就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旗幟鮮明地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有機統一起來，旗幟鮮明地在國內外複雜的形勢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旗幟和指導地位。特別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更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增強政治意識和政權意識，堅定政治立場，把握政治方向。

　　一、以政治意識為突破口在重大理論認知上向黨中央看齊，必須認清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這一定位的理論根據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於共産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是中國共産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根本政治特質。要堅定這一理想信念，必須掌握支撐著我們理想信念的科學理論。必須從理論上弄清，共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其他主義的標誌。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又叫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産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173頁）資産階級可以容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可以容忍“去共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但絕對不能容忍共産主義。這就從反面告訴我們，否定共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不講共産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我們要堅持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必須在自己的旗幟上鮮明地標出共産主義。正如列寧特別指出的那樣：“我們應該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稱自己為共産黨。我們應該重復説，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以《共産黨宣言》為依據的。”（《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頁）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堅定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就是堅持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在存在著階級劃分的社會，現實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進階級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工人階級的階級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礎。正是這种先進性決定了黨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共産主義是工人階級階級地位的客觀要求，也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因而是工人階級區別於其他階級的根本點。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必然得到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共産主義理想是科學性和道義性、階級性和人民性、思想性和實踐性的統一，因而是我們能夠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源泉。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堅持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和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密不可分。共産主義理想集中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尤其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規律的理論邏輯，因而它是理想性和客觀可能性的有機統一，是理論的前瞻性和實踐的直接現實性的有機統一。共産主義理想始終是激勵我們為共産主義而奮鬥的強大精神力量，是黨領導人民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的根本旨歸。堅持共産主義理想信念，是共産黨人從實際出發的基本遵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把理想信念當作實際之外的空洞觀念，而是當作革命實踐須臾不能缺少的現實力量。鄧小平曾指出：“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不是從書本裏，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産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幹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頁）在這裡，鄧小平明確地把思想理論和共産主義理想與實際相平列，揭示了革命理想和現實道路之間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繫。不能將共産主義理想混同於需要經過漫長歷史過程才能實現的共産主義社會。毫無疑問，共産主義社會對於今天的我們還是遙遠的未來，但共産主義理想則始終存在於黨領導人民開創歷史的偉大實踐之中。把共産主義理想視為遙不可及的目標，是今天一些人理想信念動搖、缺失的重要原因。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共産主義的中國道路，在今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為共産主義而奮鬥，堅持共産主義遠大理想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共産主義理想作為理論的前瞻性和實踐的直接現實性統一的體現，表現為黨在為實現共産主義而奮鬥的歷程中，始終注重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因此，每個具體歷史階段的共産黨員，都必然胸懷兩個目標，即現階段的奮鬥目標和共産主義遠大目標。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因為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每個共産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頁）歷史和現實都已表明，只有經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進入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因此，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員就必須具有為現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為將來的共産主義奮鬥這兩個目標，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産主義遠大理想。

　　二、以政治意識為突破口在重大理論認知上向黨中央看齊，必須掌握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作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根本要求的相關理論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其性質、宗旨和奮鬥目標就始終如一，其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共同構成了黨的奮鬥歷史，不容割裂。中國共産黨是根本區別於西方議會政黨的另一類型現代政黨，不存在執政後向西式議會政黨的所謂“轉型”問題，不能改旗易幟。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共産黨沒有本黨私利，其存在和發展的全部價值就是為實現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奮鬥。和現代西方的議會政黨不同，共産黨代表的不是某些社會階層或部分群眾的利益，“在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産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頁）這一根本性質決定了共産黨和現代西式議會政黨不同，共産黨是統一的黨，而不是多黨並立；共産黨的最高追求不是贏得選舉而獲得執政權，而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多黨制並不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設計，更不是民主的根本條件，關鍵要有一個沒有一黨私利的先進政黨。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觀和以個體為本的歷史觀是唯物史觀區別於唯心史觀的根本點。以個體為本，必然把國家權力視為個人權利的部分、有條件的轉讓，必然把公權力和私人權利的博弈和“權利制約權力”視為政治的根本，必然把“投票民主”視為最高以致唯一的民主，必然把以利己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視為“歷史的終結”，必然把個人視為歷史活動的真實主體和唯一實體，而把人民視為個人的簡單集合體。而馬克思主義所認知的人民群眾不是單個人的簡單集合，不是空洞的集合名詞，而是歷史活動的現實主體，是以先進階級為內核、以勞動群眾為基礎、包括一切順應歷史發展的集團和個人在內的有機整體。因此，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和真正動力，國家本質上是統治階級利益和階級意志的體現，政治的根本問題是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為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因而堅持黨性和人民性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必須從理論上弄清，黨需要人民和人民需要黨是統一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人類社會可以自發地産生階級分化，進入階級社會，但不可能自發地消滅階級，進入人人平等的共産主義社會。從根本上説，只有在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下，人民在認識自身的根本利益併為之而奮鬥中，不斷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人民當家作主才能真正實現。在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國家和民族極其危難之際成立的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把共産主義的歷史使命和人民解放、民族復興的歷史重任結合在一起，從世界歷史的高度探索解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危亡的出路問題，經過近百年的不懈奮鬥，使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成為現實。歷史雄辯證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中國共産黨，根本在中國共産黨。共産黨如果不為人民服務，甚至與民爭利，共産黨就不能存在，而人民如果能夠自發地實現自身的利益，不需要堅強的領導核心，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黨需要人民與人民需要黨是高度一致和統一的，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必然要求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三、以政治意識為突破口在重大理論認知上向黨中央看齊，必須理解把提高黨的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作為新形勢下規範黨內政治生活著眼點的相關理論

　　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要從理論上弄清，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選擇絕不是無關緊要的偽問題，而是事關民族存亡、國家興衰、人民安危的根本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只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絕不是所謂“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的西化過程。近些年來，我國思想界的一大爭論就是關於西方“普世價值”之爭，這一爭論的實質是中國走什麼路、堅持什麼樣的發展方向問題。那些力主中國通過改革走“西化”道路的人，為了掩蓋其“走邪路”的實質，首先抹殺道路之爭的意義，鼓吹現代化是一個沒有道路分野、沒有主義之辨的“普世”過程。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選擇和鬥爭是個可笑的偽命題，因為現代化過程中的貧富分化並非資本主義獨有，“發生這種過程的兩個主要原因在於技術和人口，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原因”（拉爾夫·達仁道夫：《現代社會衝突》，林榮遠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頁）。他們據此推斷，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因而也就必定是一個沒有政治方向和道路選擇的自發過程。正像有文章所寫的那樣：“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一輪又一輪的‘姓社姓資’的爭論，是那麼認真尖銳。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這些爭論顯得多麼可笑！當前圍繞一些問題的‘姓社姓資’的激烈爭論，過一些年後，人們也會同樣覺得可笑。”可見，不從理論上徹底清除這些思想雜音，就根本無法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在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上向黨中央看齊並保持一致。

　　要從理論上弄清，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真正走向人民當家作主。歷史已經證明，真正的民主不是西式的三權分立、政黨輪替和“投票民主”；西式民主走的不是一條離人民當家作主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的路；西式民主在今天已經是窮途末路，日益暴露出其虛假民主、劣質民主的本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人民當家作主和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的領導密不可分。只有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同時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才能最終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我們堅信，只要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一定能夠在開創社會主義新型民主的同時，為人類對於更美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一份出色的中國方案。

　　要從理論上弄清，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資本主義法治國家的本質區別，在於是否通過法治不斷鞏固和擴大人民利益，抑制並最終消除特殊私利。西式法治打著超越黨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號，止步于程式公正，其實質是維護現有的社會利益格局，保護壟斷資本和既得利益。事實證明，當社會還存在實質上的不平等時，法律面前的平等必然是徒有虛名。社會主義法治則是依從社會發展規律，在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及時進行利益格局的調整，不斷推動共同富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因而社會主義法治必須有先進力量引領，其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一些人蓄意製造黨大還是法大的偽問題，是別有用心的。堅持黨的領導，不是一句空的口號，必須具體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

　　要從理論上弄清，中國有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也是堅持作為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中最為核心的原則。正因如此，一切懷疑、敵視中國崛起的反動勢力，一切否定、抹黑中國發展的社會思潮，儘管花樣翻新、五花八門，但其矛頭最終都對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則是無疑的。因此，自覺堅持和維護黨的領導，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是共産黨員最根本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立場，是對共産黨員黨性的根本考驗。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再一次表明，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就在於其自律的動力不是來自抽象的道德教條和狹小的利益驅動，而是來自反映了歷史客觀規律的人民的利益和期待。因此，黨的自律不是閉門自省，而是開門聞過；不是主觀放炮，而是從實際出發。重點抓什麼、怎麼抓，都是根據客觀存在的問題來確定。把重點放在“關鍵少數”“高級幹部”身上、把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結合起來等正確舉措就是明證。

　　總之，以增強政治意識為抓手，在重大理論認知上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並保持一致，是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迫切需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