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理論新視野】加強“精神扶貧”助推脫貧攻堅品質提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脫貧攻堅也同樣轉入品質提升的新階段。在這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必須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破解脫貧難題、增強脫貧動力、提升脫貧實效，確保如期高品質打贏脫貧攻堅戰。隨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品質”。2018年新年伊始國務院扶貧辦發佈會提出“從注重減貧速度向更加注重脫貧品質轉變”。可以説，提升脫貧攻堅品質，是未來脫貧攻堅的核心任務。那麼，如何來提升呢？很多專家都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建議，如産業扶貧品質和水準提升、精準幫扶品質和水準提升；加大社會保障支持力度，促進鄉村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鄉村治理水準，促進貧困鄉村振興；積極探索新機制，增強扶貧脫貧可持續性功能等等。但是，除此之外，我們認為注重精神扶貧和思想扶貧才是提升扶貧脫貧內在品質和水準迫在眉睫的任務。

　　“精神扶貧”“思想扶貧”迫在眉睫

　　為什麼要提出精神扶貧和思想扶貧呢？如今出現了一些爭當貧困戶、拒絕“脫貧摘帽”“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等不良現象，甚至出現了“小學生當貧困戶”的作文，極具諷刺性併發人深醒。我們不得不深深反思，這些缺乏脫貧動力的“精神貧困”“思想貧困”嚴重影響我國扶貧脫貧的政策效應，不僅阻礙脫貧攻堅的順利進行，也産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從實踐中可以發現，在不少貧困地區，一些過去潛伏深層的問題和矛盾，不僅逐漸開始凸顯並且成為影響和制約扶貧脫貧的重要因素。因此，進一步推進脫貧攻堅，提升脫貧品質，必須認真分析解決“精神貧困”“思想貧困”問題，必須更加重視“精神扶貧”和“思想扶貧”，才能提升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才會提升扶貧脫貧的內在品質和水準 。

　　扶貧脫貧動力機制的創新和培育是“精神扶貧”“思想扶貧”首要任務

　　十九大報告提出扶貧要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經濟工作會議中又提出了“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這就清楚地警示我們， 創新扶貧脫貧動力是新時期我國扶貧脫貧的突破點和提升扶貧脫貧品質及水準的機制保障。為了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和完成扶貧脫貧艱巨任務，扶貧脫貧必須在政府主導下強力推動，這屬於外源動力機制。換言之，要在2020年實現全部脫貧的艱巨任務，政府強力拉動和推動是不可缺少的。中國政治優勢、制度優勢集中表現在較短時間內資源、資金、人才動員力量的集聚，但外部力量在短期內的快速積聚，必然會帶來貧困村、貧困戶內在動力機制的弱化、退化、惰性化甚至是惡化，也就出現了所謂“等、靠、要”的現象，從個別蔓延到局部，甚至到多數，這才是扶貧脫貧中最為要害的問題。因此，在扶貧脫貧攻堅改革中，在繼續加強外源動力機制不減情況下，實現扶貧脫貧內源機制的培育成長髮展和壯大顯得十分重要，尤其是自發動力和自我就業技術生計發展的能力提升。由此來看，在扶貧脫貧項目中，知識教育與傳統文化等扶貧脫貧的內在動力機制培育也將是扶貧脫貧品質和水準提升的重點任務之一。今後要在硬投資同時增加軟投資比例，提升、培育自力更生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加強勞動扶貧致富傳統文化觀念意識傳承等。

　　重塑信心信念是激發內生發展動力的關鍵

　　扶貧開發實際上也是扶貧對象觀念再造的過程。應當看到，大部分扶貧對象的“等、靠、要”行為源於其對自身和外界的不信任，即不相信自己有改變生活境遇的能力和機會。改變貧困人口的行動，首先要改變其思想心理和意志。要引導扶貧對象樹立“寧願苦幹、不願苦熬”的觀念，“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倡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靠辛勤勞動改變貧困落後面貌。山東濟寧通過開辦“儒學講堂”、文化下鄉等宣傳形式，傳播弘揚貧困人口依靠自身力量實現脫貧致富的正能量，形成積極向善的社會氛圍。河南魯山縣土橋村由幫扶幹部組織群眾到發達地區參觀、體驗、交流，擴展農民視野，增強市場意識。貴州畢節則通過開辦“新時代農民講習所”，通過群眾會、板凳會、田壩會等形式把政策宣講送到田間地頭，把黨的聲音傳播到群眾心裏。此外，觀念再造不僅要針對扶貧對象，也包括扶貧幹部的觀念再造，真正發揮幹部主觀能動性，與貧困群眾一起參與到改善貧困狀況、實現個體價值的實踐當中。

　　總之，“精神貧困”現象的産生有其複雜原因，絕非一朝一夕形成，也不單單存在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本身。精神扶貧更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社會工程，依賴於政府、社會以及個體本身長時間的努力，非一蹴而就能實現。當前，我們應該警惕“精神貧困”標簽的泛化，不僅需要認識和厘清“精神貧困”現象産生的深層次原因，也要警惕將精神扶貧作用誇大化、絕對化的現象。同時，“精神貧困”與物質貧困密切相關，其解決依賴於物質扶貧為基礎，實現精神扶貧與物質扶貧的相互促進、相互提升。在扶貧過程中既要注重農民實用技能培訓和素質提升，又要注重信心信念的引導教育，逐步培養有文化、有技能、有知識、有頭腦、有主見、有信心、有幹勁的新型現代農民。因此，在解決現階段農村絕對貧困基礎上，精神扶貧需要發展教育，提升農民的知識素質，也需要文化浸潤豐富農民的精神世界，需要建立各種制度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也需要打破各種制度藩籬，創造開放、流動、多元、和諧的機會和社會環境。

　　“尊重主體性，發揮主動參與”是消除“精神貧困”“思想貧困”的重要方式

　　“貧窮並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可以説，當前實施脫貧攻堅，要注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更要注重“精神扶貧”，即尊重扶貧對象、貧困人口的主體性，發揮群眾參與作用。“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實踐證明，許多扶貧行動失敗就在於實施過程中忽視了對扶貧對象主體性的尊重、回應，造成扶貧對象不幹又不滿、扶貧幹部受累又受怨的“兩敗俱傷”困局。尊重貧困群眾的主體性，要承認其主體性的存在和意義，在扶貧項目的選擇、實施過程中，注重對貧困人口發展意願、權利訴求的有效回應。特別是真正發揮駐村幹部幫扶作用，充分調研了解村莊發展需求和地方資源狀況，精準區分不同類型貧困人口，引導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表達發展的訴求意願，幫助其分析問題，合理創造條件，支持其通過自身勞動獲得致富成果；對兜底幫扶的無勞動能力貧困人口，注意保護群眾自尊，讓其體面享受個人權利，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總之，扶貧不僅是幹部的事，也不僅僅是貧困人口個人的事，既要防止將扶貧對象污名化、隔離化，又要防止將扶貧對象過度地保護化、特殊化。大到地方政府要將脫貧攻堅統攬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小到貧困人口脫貧要與村莊整體發展相銜接，鼓勵貧困人口與其他非貧困人口一起，參與扶貧開發的整個過程，共享村莊減貧發展的效益和成果。

　　避免被動強迫，建立平等合作關係是“精神扶貧”的內在要求

　　扶貧在本質上是扶貧者幫助扶貧對象建立和提升自主性，共同尋求發展道路的過程。二者應該是平等的、合作的關係，扶貧幹部不是高高在上的救助方、施捨方、規劃者，扶貧對象也不能被簡單視為受助方、感恩者、無知者、被動參與者。事實上，扶貧對象無形中承受著各式各樣的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來源於對代表國家形象的扶貧官員的敬畏感，即長期以來中國農民敬畏權力和官員的傳統文化意識；另一方面則是城市視角、現代視角、專家視角下，外界對農村貧困落後以及地方性知識的否定。因此，在扶貧過程中應特別注重工作方式，既要避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指派、命令，又要避免高高在上、充滿同情的施捨救濟；既要避免大包大攬，將幫扶片面理解為幫錢幫物，又要避免“自以為比群眾高明”，越俎代庖決定扶貧對象種什麼、養什麼，無視扶貧對象的聲音和意願。如重慶萬州區走馬鎮實行社區主導型發展模式，採用參與式扶貧理念，將扶貧資金和項目的管理權、控制權和監督權下沉到村莊，交給貧困民眾，引導群眾在扶貧項目建設中主動參與、管理和執行，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和地方性知識，逐步提升扶貧對象的話語權和發展能力。

　　作者： 張 琦 劉 欣 分別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博士後、講師

　　（原標題：【十九大•理論新視野】加強“精神扶貧”助推脫貧攻堅品質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