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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勝利與科學理論的光輝
2020-08-15 12:36:23來源:光明日報編輯:趙檸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

  編者按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促成了偉大的民族覺醒,終結了列強百年侵華歷史,開闢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凝聚起偉大抗戰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綿延賡續的紅色基因。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統一戰線理論、持久戰理論、遊擊戰爭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貫穿始終,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這些科學理論既是指導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也是將抗戰勝利最終引向人民勝利的關鍵。穿越75年曆史時空,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科學理論就是戰鬥力”的強國強軍思想,亦將在新的偉大鬥爭中體現其無窮的價值與力量。鋻於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之際,本刊特發表《抗日戰爭的勝利與科學理論的光輝》一文,以饗讀者。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捍衛自由獨立的正義戰爭,是消滅法西斯、保衛世界和平,拯救人類文明的殊死較量。在長達14年堅苦卓絕的反侵略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傷亡超過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1937年比價)。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超越了黨派界限,共同禦侮團結抗戰。中國軍民共斃傷俘日軍150余萬人,近128萬日軍戰敗投降。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發展的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的重要時期,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形成全黨共識的重要時期。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最終勝利,中國人民走向了徹底的民族解放。

  抗戰的政治基礎:統一戰線理論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戰略指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而日臻完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抗戰的現實關切和世界眼光。

  毛澤東有關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想,擺脫了意識形態束縛,認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同時辯證地指出,因社會制度不同,政府與人民抗戰態度不同,戰爭發展時期不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將受到嚴重影響。針對美蘇與中共發展關係執行政策的兩面性特點,毛澤東在統戰實踐中,凡關涉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共產黨自身生存發展前途等問題,旗幟鮮明從不妥協。他堅持“以必要鬥爭求必需團結”的立場出發,將鬥爭的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毛澤東充分意識到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整體性政治特點,將中國抗戰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外援,正確處理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如此闡明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駁斥了黨內外對中國共產黨放棄國際主義的非難。

  面對日本滅亡中國的戰爭企圖,中華民族如何匯聚抗日力量免遭厄運,嚴峻考驗著東方中國各派力量的政治智慧。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利益至上,正確把握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兩個大局,適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大戰略。中國共產黨通過“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統戰政策調整,最終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開啟了全民族抗戰的蓬勃局面。

  在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中,避免中共自身錯誤至關重要,而維繫與國民黨及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關係則是重點和難點。為此,中共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始終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在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的同時,注重爭取對抗日統一戰線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權,與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和獨裁專制思維進行堅決鬥爭。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在“溶共”“防共”“限共”方針下不斷製造反共摩擦,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在極其艱難困境堙A以民族大義為重,高舉“抗日高於一切”的旗幟,“以鬥爭求團結”,從而解開了國共摩擦的死結,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格局,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將理念追求融入實踐探索的中共統戰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關鍵時刻,站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局高度,在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指導下,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後,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徵的統戰創新理論,成為指導中國抗戰的重要戰略指導理論,在中國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得到真理般驗證,體現了統一戰線理論的偉大指導意義。

  抗戰的民族戰略:持久戰理論

  1937年七七事變4個月後太原失守,同時震驚了蔣介石和毛澤東。1938年5月日軍佔領徐州,再次成為抗日重要時間節點,因為此後日軍將面臨兩個選擇:或轉向華北專注消滅中共武裝力量,或目標向南繼續進攻武漢、廣州。隨著日軍侵佔中國大批城市和大量國土,以及中國軍民在戰場上的頑強抵抗和巨大犧牲,中國國內對抗戰前途的思考發生分野,國共兩黨內部“亡國論”“速勝論”思想激蕩,嚴重干擾全民抗戰意志。“亡國論”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再戰必然失敗。“速勝論”認為隨國際形勢變化,外國定會援助中國,幻想依靠國際援助打敗日本。這種觀點在八路軍對日作戰取得平型關大捷,以及國民黨李宗仁部在徐州會戰重創日軍後,一度甚囂塵上。

  國共兩黨內部從來都不乏有識之士,為解決上述思想困擾,兩黨圍繞對日“持久作戰”闡明主張。1937年9月,胡適代表國民政府在美國做過兩場演講,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說明中國抗戰實際情況和中國政府對於抗戰問題的立場,重點闡發中國人民持久抗戰對於制止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侵略戰爭,維持美國在中國及亞太地區利益的重要意義,呼籲美國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幫助中國抗戰。他的演講一度引起美國和日本兩國當局高度關注。

  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1936年7月在保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預言: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一戰必是持久的。這是他個人有關“持久戰”的最初表述。此後不到兩年,抗日戰爭持久戰理論的系統表述便體現在他撰寫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中。

  毛澤東持久戰思想來源於對中國10年內戰和全國抗戰前10個月的總結,體現了科學理論的實踐精神。此前,毛澤東于1936年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其核心要義在於對10年國內革命戰爭“以弱戰強”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總結。在撰寫《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他對敵後抗戰的作用和路徑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兩部著作奠定了《論持久戰》的理論基礎。

  持久戰思想著眼解決中國現實問題,體現了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問題導向。《論持久戰》深刻分析了抗日戰爭已經充分暴露的各種矛盾和初步顯現的規律,深刻分析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節節抵抗致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計劃的破產,同時指出其採取死打硬拼一敗再敗單純防禦的局限。毛澤東在徐州會戰後對日軍動向的準確判斷,加速了中共洛川會議關於抗日持久戰方針的具體化,初步形成全國持久抗戰思路,此後經過山地與平原敵後遊擊戰的實踐驗證,毛澤東將戰略眼光投視全國,最終確立了全局持久抗戰的成熟方案: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要廣泛發展,國民黨在正面戰場要保存主力,中國能夠保存和發展軍事力量,是持久抗戰的根本。

  持久戰理論來源於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論持久戰》寫作前,毛澤東在延安組織了抗日戰爭研究會,專門研究與抗日戰爭有關的國內外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以期形成正確的戰略指導。為彌補中共軍事幹部在軍事理論方面的缺欠,又組織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小組,對外國系統軍事理論著作展開研究。繁忙工作之餘,毛澤東擠時間閱讀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分析國內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已有成果,以期持久戰理論的總結達成哲學高度。

  實踐證明,持久戰理論確實是全民族抗戰的精神武器,是奪取抗戰勝利的指路明燈。不僅武裝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同時也裝進了國民黨軍官“腦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毛澤東《論持久戰》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通令全軍,將持久戰作為抗日戰爭戰略指導思想。於是,國民黨正面戰場以“持久消耗”戰略堅持抗戰,與共產黨敵後戰場“持久制勝”戰略遙相呼應。國共兩黨對“持久戰”理論的認同,使其在戰場上多有配合,不斷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直到取得抗戰勝利。

  抗戰的作戰樣式:遊擊戰理論

  遊擊戰不論作為一種作戰方法還是一種戰爭形態,並非抗戰時期中國所獨有,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遊擊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蓬勃發展,規模空前。中國十年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曾在各地廣泛開展遊擊戰,但抗日戰爭時期因特殊軍事政治形勢,抗日遊擊戰理論與實踐均被賦予全新內涵,從而獲得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戰略高度。

  遊擊戰戰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指導抗戰中不斷摸索的結果。近代以來的遊擊戰理論,幾乎都將其看成正規戰的輔助手段,基於此描述探究其重要性。毛澤東擺脫這種局限,指出在幅員遼闊的國家媢磟I持久而大規模的遊擊戰爭,就“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中國的抗日遊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遊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這種遊擊戰認識理論的重大突破,解放了人們在遊擊戰問題上的思想束縛,使遊擊戰擺脫了正規作戰的從屬地位,而具有了主體地位和廣闊發展前景。

  毛澤東的遊擊戰思想立意深遠且極具特色,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戰爭理論。在人民群眾與遊擊戰爭關繫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這種深刻的理論見解,使敵後戰場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壯觀景象:配合正規軍的內線作戰轉變為敵佔區的外線獨立作戰;小規模作戰轉變為大規模遍及東北、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敵後戰場作戰;短期游動式作戰轉變為貫穿抗日戰爭始終的長期作戰;“流寇”式作戰轉變為以抗日根據地為依託的政治、經濟、軍事相結合的綜合性作戰;大規模經典戰役和反“掃蕩”作戰緊密結合。

  敵後戰場的作戰實踐豐富和完善了遊擊戰的戰略戰術體系。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面對的是強大敵人,以弱敵強是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絕對不能按照有利於強敵的戰略戰術規則行事,必須“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把“戰爭從壕溝婺悕”出來,要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創造性地處理一切戰略戰術問題。他強調不追求“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力求“集小勝為大勝”,將無數不起眼的勝利積累成大的戰略勝利。

  在這種全面、系統、充滿創意的遊擊戰理論指導下,中國億萬民眾積極投身抗日遊擊戰爭中,創造出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豐富多彩的“草根戰法”,演繹出“村自為戰、人自為戰、無處不戰、無時不戰”的人民遊擊戰爭的恢弘戰爭場景。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麻雀滿天飛”,“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戰略擴張遍佈華北、華中和華南敵佔區。中共抗日武裝在此間不斷發展,從最初的幾萬人發展成百萬大軍和200多萬民兵,創建了19個抗日根據地,擁有近1億左右人口,抗擊了一多半以上侵華日軍和絕大部分偽軍。使中國抗戰形成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並存的戰略新格局,扭轉了因國民黨軍作戰失利而造成的戰爭頹勢,迫使日軍陷入兩面作戰顧此失彼的境地,進而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演繹了戰爭史上空前偉大的一幕。抗日遊擊戰理論的正確指導,為中國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最雄厚的民眾基礎。

  抗戰的前途:新民主主義理論

  “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毛澤東的深刻見解以事實驗證和說明了中國抗日戰爭,不僅是爭取獨立與解放的民族戰爭,而且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與進步的深刻社會變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輝煌是全方位的,中國共產黨日益成熟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為中國人民的光明前途奠定了重要基礎,也使人民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代表的人民解放事業。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提出了比較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抗日戰爭作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階段,在與國民黨合作抗戰中,積極倡導民主進步,推進國內政治改革、推動社會進步,為建設新中國創造條件。毛澤東相繼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深刻闡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精闢分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背景、革命對象、動力、領導、目的、前途等根本問題,系統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思想,說明對於中國革命和抗戰前途的全部見解與主張,為“中國向何處去”給出科學答案。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抗日根據地積極踐行新民主主義政策。諸如建設“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進行以“減租減息”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改革,推廣民主的科學的文化教育等。這些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契合了民族解放戰爭條件下中國國情和民眾要求,使各抗日根據地成為政治民主、經濟發展、政府廉潔的社會“新區”而迥異於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無疑為建立新中國奠定了雛形。

  (作者:潘宏,係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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