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救助海外臺胞是“認真的”也是“蠻拼的”

台灣教育部門課審大會日前通過高中歷史新課綱，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脈絡，引發各界廣泛關注。連日來，台灣媒體頻發聲，指課綱修改是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和“文化台獨”又一實證，更憂慮“台獨”勢力插手教育，將影響年輕一代樹立正確史觀。

 

《聯合報》14日社論指出，新課綱拋棄傳統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劃分，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且以所謂“專題式內容”取代編年史，讓學生分不清朝代更替，對中國歷史認知模糊。

 

社論表達憂慮，對台灣下一代而言，歷史課堂恐將變成穿越劇，看到“豬哥亮”(台灣藝人)輔佐劉備不必驚奇，因為“諸葛亮”也能主持歌廳秀。

 

社論表示，當局肆意剪裁中國歷史，以為稀釋與解構中國史，就可以讓台灣史卓然獨立。事實上，這種做法不僅無傷中國歷史，反而讓台灣歷史脈絡模糊，蒙蔽了台灣人的視野，也困惑了年輕一代。

 

台灣淡江大學教授趙春山在《中國時報》撰文指出，對於課綱修改的關切，不應只擔心“去中國化”或“台獨”問題，而應關注整個台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觀問題。他説，教育工作者常感嘆，台灣年輕學生愈發缺乏歷史觀，並非他們健忘，而是沒有多少東西讓他們學習和記憶。

 

“拯救21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紀是中國世紀。”他引述歷史學家湯恩比的話認為，身為在台灣的中國人，理應為此感到驕傲。若是別有圖謀割裂兩岸歷史連結，不僅會讓台灣青年人的歷史觀扭曲，也會衝擊兩岸關係穩定。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展良在媒體疾呼，從小學到高中，四百年的台灣史可以螺旋式學習三遍，而五千餘年中國史卻一再縮減，這擺明是用政治力控制年輕人的國家和文化認同。

 

他表示，影響台灣未來的最大因素必然是大陸，在此情況下，將中國史縮減至此，會影響年輕人對大陸的認知，並危及他們對兩岸未來走向的判斷和選擇。

 

台灣大學教授張亞中也直指，這群“去中國化”共謀者，讓台灣內部衝突激化，讓兩岸關係緊張，讓青年人失去歷史文化的根。他強調，歷史是民族的根，沒有中國史，台灣不會有未來。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民進黨當局種種“去中國化”手段，最後恐將“竹籃打水一場空”。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胡幼偉表示，台灣年輕人並不糊塗，當局大搞“去中國化”；他們為了自己的前途，選擇“中國化”，紛紛赴大陸求學、就業。(中新社北京8月16日電  記者 夏守智)

日前，台灣教育部門拍板，12年義務教育高中歷史課綱分成台灣、東亞及世界等3個分域，並明確提到“中國史納入東亞史的架構下討論”，中國史將不再單獨存在。

 

蔡當局利用修改課綱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毒害台灣年青一代，讓他們在錯亂的史實觀中，迷失文化，迷茫認同。可以説，蔡當局毒害台灣年青一代的不擇手段，言可恥，心可誅。

 

然而，即便蔡當局“去中國化”如何包裝如何隱藏，都逃不過兩岸同胞的慧眼。台灣青年更不應該成為蔡當局“去中國化”的“犧牲品”。

 

蔡當局曾經宣稱，台灣年青一代是“天然獨”。可是，這種利用課綱“去中國化”的行徑，明顯是洗腦和毒害台灣青年，讓其成為被毒害的“人造獨”。

 

但是，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蔡當局必須回應民眾的質問：沒有中華文化，何來台灣文化？修改課綱，中國史併入東亞史，就能消滅中國史？

 

先“滅其文”，再“滅其史”。即便蔡當局百口狡辯，信口雌黃，都是名副其實的數典忘祖，隔斷歷史脈絡，自絕中華文化。正如台灣民眾抗議蔡當局修改課綱的怒言一樣“中華文化將在臺斷根！”如此行徑，怎麼會贏得台灣民眾的支持呢？

 

台灣青年是台灣的未來，是台灣的希望。中文文化是其成長壯大的精神源泉，是其中國人身份的基因。島內“台獨”勢力接連不斷地“去中國化”，是讓臺青成為政治利益的“犧牲品”。

 

近段時間以來，台灣有些懷著政治目的的勢力，處心積慮地利用課綱、教材搞“去中國化”，為“文化台獨”招搖造勢，以表面文化之爭謀暗中割裂之行。

 

所以，台灣年青一代不應該再選擇沉默，應該在辨別是非中強化民族認同，在辨別黑白中提升文化認同，做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人，當中華歷史的維護捍衛者。（中國台灣網網友：文劍）（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台灣網觀點）

 

 

 

“阿德漫畫”在臉譜網繪圖諷刺蔡英文。（圖片來源：台灣“中時電子報”）

 

據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6月時曾表示台灣經濟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最好的狀態，股市也有亮眼的表現，歡迎外資券商赴臺設點，也歡迎外資投資臺股。對此，“阿德漫畫”在臉譜網繪圖諷刺蔡英文，圖中有滿滿的租屋、轉讓的字眼；還有挂著“民進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海報以及近日在台灣掀起旋風的夾娃娃機臺。

 

蔡英文曾表示，台灣資本市場轉型已帶來正面的影響，表現在失業率持續下降、薪資穩定增長等經濟指標，台灣經濟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的最好狀態，台灣股市也有亮眼的表現，歡迎外資券商赴臺設點或輔導業者赴臺募資，也歡迎外國投資人投資臺股。

 

此外，蔡英文還説過她上任兩年來台灣經濟增長率不斷進步，去年下半年跟今年上半年共4季，經濟增長率都超過3％，甚至超越韓國，台灣經濟已不是亞洲4小龍之末。

 

雖然蔡英文在許多場合中強調台灣經濟好，但各行各業仍叫苦連天。對此，“阿德漫畫”則在臉譜網畫出一張漫畫，圖中的房子有許多都貼著租、售、轉讓等字樣，還有人喊著“生意真歹做”“啊你做這麼久，都沒有加薪？”此外，近日的夾娃娃機風潮也在圖中；“民進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海報高高挂起。“阿德漫畫”諷刺表示，台灣經濟20年來最好狀態？有沒有到街上看過？

 

對此，網友表示“應該説是，民進黨自己經濟最好的時候吧”“最好騙的時候”“覺得憤怒又悲哀”“其實她是説她家的經濟”“當然是最好的嘍！好到物質全面高漲”“睜眼説瞎話”。（中國台灣網8月16日訊）

 

 

 

 

台灣《旺報》報道稱，大陸將推臺胞18碼居住證，在大陸長期居住的台灣學生和台灣青年都非常興奮，紛紛表示總算突破技術瓶頸，邁入“新的里程碑”，“打通任督二脈！”

 

 

資料圖：臺胞在福州機場邊檢站辦理辦理入境手續。 中新社發 劉可耕 攝

 

在北京開業10年的臺籍醫師林峻生説，18碼也就是18位數居住證最大的影響是，大陸現在幾乎“跟金錢相關的在線申請”，都會遇到身份驗證問題；臺胞證以前最大問題就是過不了這個驗證，現在按照大陸編碼規則，給臺胞重新發一個18碼證件，生活便利性大大增加。

 

林峻生説，臺胞之間已經在轉傳18碼居住證好處，包括“3項權利”：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依法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

 

“6項基本公共服務”：居住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為其提供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等。

 

“9項便利”：享受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申領機動車駕駛證、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授予職業資格、辦理生育服務登記以及在內地(大陸)住宿旅館，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服務，與內地大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及各類文體場館的門票，進行文化娛樂、商旅消費等。

 

林峻生説：“以前這些文件都要親自到現場辦理，現在應該都能上網申請！另外購買公園及各類文體場館的門票，也可以跟大陸居民同等價格。”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差異，就是台灣學者申請大陸國家經費、研究經費，以前沒號碼，在線申請不了；現在應該都可以突破技術上的瓶頸，“打通任督二脈，邁入新的里程碑！”

 

北京清華大學臺籍博士生羅鼎鈞表示，臺胞證是旅行證件，和居住證差很多。他對居住證最大期待就是買大陸機票、火車票，“以前我都是上網預訂之後，去車站港澳臺取票機，或是去代售點拿票；”希望未來台灣人可以像大陸居民一樣，刷證件就直接進站。中新網8月16日電 

七夕將至,昆明鬥南花卉市場迎來鮮花“爭奪戰”。37歲的雲南花商袁福旺目不轉睛地盯著拍賣大屏上實時滾動的鮮花品種、評級和價格信息,靜靜等待出手時機。

 

“每4秒成交一筆,一刻也不敢走神。”他説,雖然自己入行快十年了,但每次參與鮮花電子拍賣,仍然感覺“驚心動魄”。

 

本世紀初,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落地鬥南花卉市場。經過數年發展,這裡已逐漸成長為亞洲最大的鮮切花交易中心。

 

雲南擁有適宜的溫度和濕度,較長的日照和短暫的霜凍期讓這裡的鮮花常年不謝,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最主要的鮮花種植區。

 

近年來,雲南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提升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水準,加大經貿、人文等領域交流合作。作為“雲南名片”的鮮花,也化作絲路花雨,香飄世界。

 

目前,每天有40多個品類、500多個品種的鮮花在鬥南花卉市場交易;高峰時,每天800萬-1000萬枝花卉從此啟程,走向海內外市場。

 

每週一次,袁福旺來鬥南進貨,而身在老撾波喬省的妻子則負責接貨。“老撾大多是熱帶花卉,因此溫帶花卉很有市場。”前幾年嗅到商機,夫妻倆把廣州的花店承包出去,自己開始轉戰海外。

 

如今,他們家在老撾經營的鮮花批發店裏,80%的花材來自鬥南,其中優質玫瑰和康乃馨最受歡迎。“雲南採取定制化種植及與農戶合作等方式來保證品質和種類,花期長、花苞飽滿的鮮花品類供不應求。”

 

作為鮮切花産業的最前端,規模化種植是基礎。在位於昆明市呈貢區的鬥南花卉小鎮,花農們一年四季辛勤忙碌,他們手裏的鮮花在競拍開始前一小時,需要接受購買商嚴苛的品質檢驗。

 

53歲的劉春梅家的五畝地從前是菜地,這幾年看著越來越多人靠鮮花賺了錢,她果斷轉行,加入花農合作社,搖身一變成了各大花卉公司的“供貨商”。

 

每天,她精心培育的玫瑰花從種植基地運到公司,再經過質檢進入鮮花待拍區。“拍賣成交後,當天晚上就能收到花拍中心反饋的成交信息,第二天就能收到交易錢款。”劉春梅説,去年一年,全家單靠鮮花收入超過十萬元。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登記的花農合作社達400多家,聯合農戶12000多戶,涉及花卉生産面積4萬多畝,畝産值穩定在3萬元左右。

 

近年來,隨著全球花卉需求增長,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鮮花交易量每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其中,2017年鮮切花交易量達65.3億枝,交易額53.55億元,幾乎相當於全球人均一枝鮮花。

 

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總經理張力説,雲南鮮花銷售的觸角已遍及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20%—30%出口到南亞、東南亞國家,還有一些進入俄羅斯、澳大利亞。

 

東南亞是雲南花卉的傳統市場。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相互開放的産業合作,為雙方商貿活動注入新動力,尤其隨著昆曼國際大通道打通,雲南鮮花出口更加便捷。

 

“這幾年,中國和周邊國家貿易增長特別快,東南亞一些國家對鮮花的需求逐漸進入高峰。”張力説,每年越南一些傳統節慶期間,鮮花需求量驟增,甚至會影響到花卉拍賣交易中心鮮花交易的行情。

 

前不久閉幕的“第十九屆中國昆明國際花卉展”,吸引了越南、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和荷蘭、以色列等國家駐華使領館代表參加,境外客商數量更是創下歷史新高。

 

最近幾年,為滿足日益多元的鮮花需求,雲南錦科花卉工程有限公司開始將目光轉向花卉新品種技術研發推廣。目前,公司正在培育的月季新品種已達2.3萬個。

 

“目前公司與法國戴爾巴德、荷蘭的西露絲等公司長期緊密合作,合作方式包括買斷轉化、授權作為代理和代為推廣等。”雲南錦科花卉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倪功説。

 

雲南本土一些農民企業家也不甘落後。來自昆明市宜良縣的鄭繼蘭在製作保鮮花方面擁有獨特技藝,並申請多項專利。目前,出自她公司的保鮮花已出口日本、迪拜等20余個國家和地區。

 

鄭繼蘭説,除了出口保鮮花,部分地區還從她這裡購買鮮花種苗,邀請她到迪拜進行鮮花種植。

 

規模化種植、産業化運作、品牌化輸出。如今,雲南花卉産業已實現由“種植生産型”向“市場服務型”轉型。

 

根據規劃,未來雲南將持續加大鮮花産業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花卉研發及品質管控投入,進一步提升花卉生産、運輸標準化能力。

 

“2025年我們要建成面向全球的花卉交易中心,成為世界一流的現代花卉交易市場,實現雲南花卉‘賣全球、買全球’的大流通格局。”張力説。（新華社記者許萬虎、丁怡全）

台灣高中生歷史課本在民進黨當局的政治操弄下，再一次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月13日，臺當局“教育部課審大會”強渡關山通過課綱修改，將高中歷史課綱分為台灣、東亞及世界3個部分，並明確提出“中國史納入東亞史”，“中國史”不再單獨成冊。島內各界有識之士對此表達了嚴正的批評和抗議，認為扭曲的課綱不但會給台灣下一代灌輸錯誤的歷史觀，更是破壞兩岸關係現狀，推行徹底的“文化台獨”，會激化兩岸矛盾。

 

“中國史”被納入“東亞史”

 

據悉，按照修改後的歷史課綱，未來高中歷史課本中將不再有“中國史”，而分為台灣、東亞及世界3個部分，“中國史”放在“東亞史”脈絡下教學，其內容從原來的1.5冊縮減為1冊。

 

依據新課綱，未來歷史課程將不再用有歷史脈絡的年代或朝代順序排序，例如“中國史”分成“先秦時代”“秦漢至隋唐”“宋、元、明與盛清”等，而是採用主題方式分單元，比如中國相關的主題單元有4個，“中國與東亞的交會”“國家與社會”“人群的移動”和“現代化的歷程”。至於中國的石器時代、夏商週三代都將消失，中華文化的起源及政治史部分，也都消失了。

 

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昆財表示，以前“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個章節，之後變成“台灣史”一本、“中國史”一本，現在則是“中國史”不見了。民進黨當局的目的就是切斷大陸與台灣在文化上、民族上、血緣上的聯結，“從量變到質變，正式完成去中國化。”他表示，許多歷史學者不滿台灣當局此舉，近日醞釀發表連署書抗議。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也分析稱，把“中國史”放在“東亞史”的脈絡下討論，這樣的高中歷史課綱，顯然就是把中國“模糊化”，很明顯有“去中國化”的問題，令人懷疑有政治化的操作。

 

受害者是台灣下一代

 

台灣“中研院”院士黃一農認為，相關修改對台灣學生的歷史觀絕對會有影響。他反問：“但這樣的變化究竟是為了達到更好的教育目的，還是為了政治目的？”

 

台灣《中國時報》指出，不諱言，課綱審查大會的“司馬昭之心”，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借由淡化“中國史”來進一步切割大陸與台灣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觀，希望讓台灣學生從小就習慣一套沒有“中國史”的史觀。

 

“按照新課綱，台灣學生學習歷史知識會稀稀落落，沒辦法形成完整的中國歷史概念。這是‘台獨’勢力對下一代進行思想意識形態灌輸，為‘台獨’鋪路。”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歷史學者戚嘉林表示，若任由他們為所欲為，台灣的未來不堪設想。

 

台灣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理事長段心儀也表示，目前台灣小學課本裏沒有“中國史”，初中只有兩學期有，五千年複雜的中國歷史如此交代已是粗略至極。如今高中歷史課還要繼續壓縮“中國史”，這只會造成歷史課程虛無化與碎片化，最後學生既不了解“中國史”，也無法掌握“東亞史”“世界史”。她呼籲當局以青年學子的前途為念，回歸教育本位，不要再設計自我封閉的困局。

 

改也改不了歷史真相

 

台灣資深媒體人陳柏廷在媒體上撰文指出，課綱修改的這一決定，不僅沒有為紛擾多時的課綱爭議畫下休止符，未來反而會招致更多爭議。這種把歷史當做“捏面人”的做法，還可能進一步撕裂台灣社會。他説：“兩岸同文同種，文化同源，不是換個課綱就能改變的。民進黨當局想讓台灣學生從小就被沒有‘中國史’的史觀洗腦，更是惡毒。台灣人如果不懂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將成失根蘭花，無以為家。”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擔憂，高中歷史新課綱從過去的編年史改為主題式的討論，“中國史”的主題納入“東亞史”，民進黨這是要從文化的斷裂對高中生進行洗腦，要灌輸“天然獨”的下一代，這是徹底的“文化台獨”。他説，蔡英文雖然一再地宣稱兩岸“維持現狀”，但是從教科書的課綱做手腳，好像切香腸似的一寸一寸挪移，這樣是片面逐步的改變現狀，兩岸的關係只會愈來愈糟，不是台灣之福。

 

雲林縣公務員林明港也將心中憂慮投書媒體：“歷史課綱‘去中國化’，讓人擔憂學子能否看到歷史的全貌，還是僅能窺見偏頗一角。畢竟歷史課本可以改，但真正的歷史卻改不了，讓學子誤解歷史，學到錯誤的歷史觀，負面影響恐怕比‘效益’大上許多吧！”（本報台北8月14日電）汪靈犀 王 堯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最合適的是“奇跡”這兩個字。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1978年我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認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與世界上其他貧窮國家一樣，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當時，中國也是非常內向的經濟，出口只佔國內生産總值的4.1%，進口僅佔5.6%，兩項加起來僅為9.7%。而且，出口的産品中75%以上是農産品或是農業加工品。

 

在這麼薄弱的基礎上，1978年到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了連續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速度，在人類經濟史上未曾看到別的國家或地區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增長，並且我國對外貿易每年增長的平均速度達到14.5%，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能夠這麼快速從封閉經濟變成開放經濟。

 

在這樣的增長速度下，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並且97%以上的出口産品是製造業産品，所以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

 

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到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世界工廠”變成美國，二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德國、日本，現在變成中國。

 

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去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在此過程中，七億多人口按國際貧困線標準脫貧，對過去40年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中國改革開放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績

 

要回答此問題，必須先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麼，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物質不斷豐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提高勞動生産率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對現有的産業進行技術創新，讓勞動者生産出越來越多的好産品；另一種方式是産業升級，將資源從附加值較低的産業部門配置到附加值較高的産業部門。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兩個方式是一樣的。

 

發展中國家有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後來者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産業處於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新産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産活動採用的技術優於本期，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産業附加值高於本期，就是産業升級。

 

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産業附加值水準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準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産業，實現産業升級。

 

當然，利用後來者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快速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大幅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充分利用了後來者優勢。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後來者優勢？最主要的是思路決定出路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轉型取得成功，而同期其他國家轉型失敗

 

如認為市場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與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我們是穩定快速地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開始轉型，當時認為，這些國家在轉型前經濟效益不好是因為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沒有建立與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干預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目標雖好，但這樣的轉型思路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取消保護補貼，結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産倒閉，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衝擊。

 

而且，重工業中有不少産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更高。尋租、腐敗嚴重，效率反而更低。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夠維持穩定並快速發展？我們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於資本密集、規模大、與就業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産業，在轉型期間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對過去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的，符合中國比較優勢的産業，放開準入，積極招商引資，並以務實的方式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等，將其變成競爭優勢。

 

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迅速發展，資本快速積累，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産業，變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由缺乏自生能力變成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可以而且應該給予取消，才能根除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所導致的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並使我國完成從雙軌制到完善的市場制度的過渡。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採取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主張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預。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務實的漸進雙軌制是我國維持經濟穩定和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對現代經濟學有何意義

 

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於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但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二戰後至今，在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只有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一個是中國台灣，另一個是韓國。2025年，中國大陸很可能成為二戰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通過比較二戰後少數幾個成功和絕大多數不成功的經濟體，我發現，迄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而少數幾個成功經濟體的共同特點是：其政策在推行時，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追求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這個目標，應該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來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産業，推行這種戰略的經濟體都未能取得成功。

 

少數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卻是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産業開始，推行出口導向而不是進口替代戰略，當時這種發展方式被認為是錯誤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轉向市場經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倡導“華盛頓共識”，主張採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消除各種政府干預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按照這個方式來轉型的國家，遭遇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少數幾個經濟體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發展，採用的卻是雙軌漸進的改革模式。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主流理論來自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以發達國家的條件作為理論的前提，由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不同，照搬來自於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發展中國家必然遇到問題。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現在採用的理論都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比如結構主義，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讓發展中國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義。

 

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完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就主張發展中國家採用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實際上，這樣的理論忽略了重要一點，就是沒有看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條件的差異性。

 

這是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開始提倡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原因，它與過去主流經濟學有很大的差異，是總結于中國自己成敗的經驗，也是總結于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成敗的經驗。

 

這樣的一個理論來自於發展中國家，自覺地把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作為出發點，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為什麼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來如何發展。同時，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

 

我認為，只要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深化，中國在21世紀將變成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將是最重要的世界經濟現象。世界的經濟中心歷來是經濟學理論的創新中心，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出於此，所以，21世紀當中國變成世界經濟中心時，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就將大多來自於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國家，中國與其他的發展中、轉型中國家，條件是比較相似的，我們提出的理論將能比來自於發達國家的理論更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作者：北京大學教授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