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美國霸權主義染指臺海

去年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後，民進黨的這些敗將可謂柳暗花明，雖敗卻又更上一層樓。於是乎“敗選者聯盟”紛紛走上更高的崗位，諸如蘇貞昌、陳其邁、林佳龍等等，被外界戲稱蔡當局在“派系大分贓”，安排了一干系“白白胖胖”政治酬庸。近來，坐上台灣行政部門負責人高位的敗將蘇貞昌更是神氣活現，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蠻橫、無所顧忌。

 

香港殺人嫌犯陳佳同欲來臺投案，這是一件再單純不過的司法事件，而面對馬英九就此事件對蔡當局的批評，“電火球”蘇貞昌更是火力全開，衝鋒陷陣，一方面痛批香港特區政府推卸責任，另一方面批馬英九“魔鬼説”。

 

如今，2014的太陽花學運民事訴訟一審判決，台北市警局應賠償其中14人新台幣111萬元。如此荒謬的判決，讓廣大執法的警察情何以堪，這簡直是顛倒黑白，顛覆社會最基本的認知。這充分説明蔡當局淩駕司法，把司法政治化、附庸化，玷污了司法的公正性，也等同支持太陽花暴力的正當性和合法化。如此置社會基本公理和秩序于不顧，讓世人汗顏。這將是民進黨當局自作聰明為自己預先挖好的一個坑。

 

而面對遊行示威的民眾，當蔡英文需要警察保護時，則採用刀鋒、拒馬的方式來對付民眾，用強硬執法野蠻地對待民眾。保護蔡英文，警察執法就有合法性，而警察阻止太陽花學運分子暴力衝擊破壞台灣的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卻變成了違法行為，還得賠償。做台灣警察也太難了，這是一個如妖魔般變幻莫測的蔡當局呀！

 

太陽花學運賠償判決，無疑是從“司法”上在作秀，它在做給香港暴亂分子看，給香港政府在處理暴亂上製造新的難題和障礙，可謂居心叵測。然而，不作不死，只是時候未到，蔡當局必將受到這一荒謬“賠償判決”的懲罰。

 

蔡當局對於殺人嫌犯來投，不是將司法回歸司法，而是極力將其政治化複雜化，橫加阻撓，製造麻煩。蘇貞昌更是説，“殺人犯被判死刑定讞就該執行”。蘇貞昌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目的就是對嫌犯進行恐嚇，意在打消嫌犯來臺投案的目的，至少是延緩到臺投案。

 

蔡當局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考慮到民進黨和蔡英文的選情，蔡英文在香港暴亂中撿到了“槍”，從民調上看，好像對其選情有幫助的。所以，當然不希望陳嫌犯來投，影響或搞砸了蔡英文的選情。此時的蔡當局如同妖魂附身，全然不顧及受害人及家人的道義公理，這無疑是對受害人及家人的再次傷害。

 

蘇貞昌提振經濟無力無法，為取得蔡英文的信任，保住位子，甘願充當蔡英文選舉的馬前卒，把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口水戰，捕風捉影，歪曲誹謗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式來對待殺人嫌犯事件的批評者。

 

為了選舉，蔡當局真是下足了“功夫”，濫用行政資源，撒出了幾千億的“利民”政策支票，又是發觀光補助支票，又是發農機補助支票，其目的就是急就章式地為了私利為自己拉選票。可謂“為了選票，支票衝上”。

 

為了打擊異己，10月30日，臺立法機構的民進黨黨團臨時變更議程，把多個“中共代理人”法案付委。目的就是全面煽動兩岸對抗、製造兩岸緊張局面，全面打擊島內統派人士，恐嚇、懲罰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民眾，壓制島內的批評聲音，搞“綠色恐怖”，製造寒蟬效應。

 

再如，2018年舉辦公投後，多數民眾反對同性婚姻、支持以核養綠，但蔡當局就是要大逆民意，專斷獨行，就是要強硬通過同性婚姻立法，就是要廢核。如此任性無羈。

 

綜上所述，蔡當局執政的錯亂無序，公然背離道義和民意，甚至在顛覆整個社會的最基本認知，這完全是一群“妖魔”執政。蔡當局為何膽敢這麼幹？

 

一方面，全仗完全執政，便可為所欲為。2016年蔡當局上臺以來，完成了全面執政。可以説，只要蔡當局想通過的法案，沒有過不了的。正是因為蔡當局實現了完全執政，權力的慾望極度膨脹，飛揚跋扈，之前所標榜的“謙卑謙卑再謙卑”，卻成了笑談，現在是“專橫專橫再專橫”。公投通過的，被蔡當局視為無物，與其想法一致的，便執行；不一致的，公投通過也沒有用，照樣被蔡當局推翻，可謂濫用權力、目空一切。

 

另一方面，無能力提振經濟，用政治鬥爭來掩蓋其不足。蔡當局執政三年多以來，執政無能，導致台灣經濟持續下滑，民眾生活苦哈哈。為了掩蓋其執政不力，蔡當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政治鬥爭。無論是對國民黨的政治追殺，還是製造兩岸緊張局勢，目的就是製造台灣社會不穩定因素和輿論風向，以此轉移執政不力的焦點。這三年多來，蔡當局就是這麼幹的，忙得不亦樂乎！

 

對於這樣一個不關注民生、不考慮百姓疾苦的執政者，一個背離民意專搞政治鬥爭的執政者，一個有意製造兩岸對立、拉高臺海風險危機的執政者，一個專橫跋扈、妖氣十足、視百姓如草芥的執政者，台灣怎能會有希望和未來？

 

蔡英文口稱讓民眾再給她四年時間。難道民眾還要再養這一干系“白白胖胖者”四年，讓百姓繼續苦哈哈？（中國台灣網網友：我心飛揚）

 

（本文為投稿作品，不代表中國台灣網觀點）

海峽飛虹消息(記者 馬曉葉)：今天(30日)，國臺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國臺辦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民進黨當局對美國投懷送抱，損害的是台灣同胞的利益。    

 

馬曉光是在回答台灣《旺報》記者的提問時作出上述表態的。《旺報》記者問：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了“台北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採取積極行動支持台灣，強化（與台灣的）政治外交關係與非正式夥伴關係，而對於損害與台灣關係的國家，美國將降低與該國的經濟安全以及外交交往。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馬曉光回答説，我們堅決反對美國通過一系列所謂的涉臺法案來插手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這一立場是嚴肅的、一貫的。臺當局發展所謂的外交關係，不過是癡人説夢，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美國打“台灣牌”，民進黨當局投懷送抱、甘當棋子，最終損害的是臺海地區的和平，損害的是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的利益。    

 

9月2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通過所謂“台北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説，這個法案嚴重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依據新版課綱編寫的台灣歷史教科書，在各個中學使用已近兩月，其混亂的體系、錯漏百齣的內容和昭然若揭的“去中國化”圖謀，激起台灣學界和一線教師的強烈不滿。10月24日，台灣“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在台北召開記者會，與會者嚴正駁斥新版歷史教科書的種種謬論、給實際教學造成的困擾，呼籲全社會共同反對“去中國化”歷史教科書，不再讓其毒害台灣學子。

 

記者會上，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通過錄影片表示，從課綱到教科書，民進黨當局正用盡一切手段“去中國化”，切割台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遂行“台獨”政治目的。他列舉史實，著重駁斥了新版歷史教科書中有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內容，直言歷史教科書出現這樣的內容“實在荒謬”。

 

來自台中二中的高中歷史教師伍少俠認為，新版歷史教科書按專題教學，把本該用時間串聯起來的歷史知識切割得七零八落，不但給一線教學造成很大困擾，更是可以隨意塞進民進黨自己的價值觀，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字句將學生引向“台獨史觀”。他質問道，新版教科書大量使用情緒化的詞彙影響學生判斷，“若教授的內容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特定的意識形態，未來這些孩子立身於世界勢必將有許多格格不入，認知和實況有極大落差，他們又將要如何面對？”

 

“文史不分家”，新版歷史教科書切割台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不僅影響中學歷史教學，也嚴重影響中學語文教學。台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語文老師區桂芝感嘆，學生缺乏相關歷史背景，無法進入到許多經典文章的情境之中，“不了解三國歷史，就無法讀懂諸葛亮的《出師表》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意涵；不了解北宋黨爭，就不能理解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

 

嘉義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子敬也質問，教科書講儒學，為何不提儒學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提到端午節，為何卻不講屈原投江的故事？台灣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段心儀也表示，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被視為經典的課文遭一路打壓，從60篇減少到40篇。雖然經典文章數量減少了，但老師們卻教得越來越辛苦，花的時間越來越多，“學生們沒有時空概念，要給他們補充太多的背景知識”。

 

為了達到“去中國化”目的，臺新版歷史教科書刻意忽略了諸多重要史實，遭到與會人士痛批。“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理事長、嘉義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昆財指出，教科書對清代劉銘傳、沈葆楨等人對台灣的貢獻只字不提，對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血淚史蜻蜓點水，反而對日本殖民統治大書特書。“民進黨編的教材胡説八道，我們學術界教育界要自己寫、自己教。”吳昆財説。

 

新學年開學以來，根據新課綱編寫的新版“台灣史”教科書已經進入高一、初一課堂。二年級歷史教科書雖未面市，但已確知的是，“中國史”將根據課綱併入“東亞史”並採取專題形式編寫。吳昆財説，等下冊東亞史出現的時候，“中國史”這三個字不但量少了，連質都變了，台灣面臨文化和歷史危機。“發現了這個危機之後，我深深地以為不可，所以必須站出來做反對新課綱的工作。”

 

記者會上，自己救、自己寫、自己教成為與會學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識，而這也正是“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的理念。吳昆財介紹，目前他正聯絡學者和一線教師製作150集公開課，上傳到網上供學生學習。“身為一個歷史研究人，我絕不能看著中國史在台灣這片土地上關門，看著中華文化在台灣斷絕。”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到新版歷史教科書的危害，他主編的《在台灣建構中國史教育》一書也開始發行。在題為《為歷史存真，為時代提筆》的序言中，吳昆財寫道：“中國人向來重視歷史的鑒戒作用。我們不信真理喚不回，我們也不容青史盡成灰。”

 

（人民日報海外版台北電 記者  任成琦  馮學知） 

 

台灣“立法院”立委爭鬥。（圖片來源：臺媒）

 

台灣的民進黨的全稱是民主進步黨，其黨名似乎具有追求民主進步的意涵，也賦予其追求民主進步的使命；而且該黨一直以“捍衛民主”或者“守護民主”當作口頭禪；其實際領導人蔡英文更是把“捍衛民主”或者“守護民主”挂在嘴邊，就連她爭取網絡社群的支持都要説：“目的只有一個，讓我們一起守護民主。”其實，民進黨是“説一套，做一套”，打著“民主”的旗號，反對民主。

 

為什麼這麼説呢，原因有如下幾點：

 

其一，箝制言論自由

 

台灣“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遭人舉報經常在政論節目批判民進黨，今年2月被民進黨開除黨籍。

 

台灣中天電視臺連續報道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年3月訪問大陸爭取可觀高雄農産品訂單等情況，被台灣媒體監管部門NCC處罰100萬元（新台幣，下同），還扣下其一則有關韓的新聞“違反公序良俗”的罪名。

 

彭文正在主持《政經看民視》時，接連批評蔡英文及其辦公室秘書長陳菊的不當行為，導致該節目今年4月被蔡當局責任停播。

 

今年5月，蔡當局連修七部“法規”，製造打“假新聞”的“法規”依據，把不利於民進黨的新聞都定為“假新聞”，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封住人們的嘴巴。

 

今年6月，民進黨主導的“立法院”通過修正“台灣安全法”，把網絡空間納入管制範圍，進一步干預民眾隱私與言論。

 

今年6月，台灣知名政論節目主持人黃智賢在福建出席海峽論壇時，發表了支持兩岸統一的言論，遭到蔡當局“陸委會”“依法處分”：關停由其主持的《夜間打權》節目。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胡幼偉在臉譜網發表對時局看法時，言論偏向支持國民黨、高雄市長韓國瑜，其臉譜網賬號今年8月被一度關閉。

 

今年10月13日，台灣自由作家洛杉基在自己的博客發文表示，他的臉譜網帳號已經被“毫無預警地永久刪除封殺了！”

 

其二，違“法”濫權對國民黨及其政治人物進行清算和追殺

 

民進黨當局自從2016年5月20日上臺後，便迫不及待、不擇手段地違“法”濫權，對國民黨及其政治人物進行全面的清算和追殺，意圖斷其財産來源，把國民黨這個主要競爭對打翻在地不得翻身，實現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夢想。

 

2016年7月25日，民進黨主導的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産處理條例”，臺當局“行政院”將設不當黨産處理委員會，政黨自1945年後取得之財産扣除黨費、政治獻金等後，推定為不當取得，應移轉為公有。當時的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德福批評説，“不當黨産處理條例”草案針對性太高，違反立“法”原則；設置黑機關，大開組織精簡倒車；在“行政院”下設準司法機關，更已違反“憲法”權力分立精神，草案本身不公不義、不正不當。2016年9月5日，臺當局“不當黨産處理委員會”舉行首次委員會，通過“吹哨條款”，檢舉“不當黨産”將視其重要性，最高可得1億元獎金。並且，規定黨産只存不取。蔡當局清算國民黨黨産，促使國民黨月月借錢給黨工發薪，隨時面臨“斷炊”的危機。

 

民進黨不僅對國民黨進行黨産清算，還對國民黨進行政治清算。2017年12月5日，民進黨黨團強力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條例內容規劃了五大事項，即開放政治檔案；消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處理不當黨産；其他“轉型正義”事項。2018年5月31日，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進會”）正式掛牌成立，當天蔡英文、陳菊和賴清德這民進黨“三巨頭”也出席。當年9月12日，一場由“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主持的以討論“除垢法”為名，實行“除‘侯’法”的內部會議被曝光，該會議于8月24日下午召開，其中談論到要操作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侯友誼，密商如何透過“修法”，給侯友宜在選戰中予以痛擊，張天欽更在會上直言侯友宜“就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並説“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甚至狂言道：“我們本來是‘南廠’，現在變‘西廠’，後來升格變‘東廠’。”據悉揭發的是“促轉會”副研究員吳佩蓉，她認為“如果我們用了不正義的人以及不正義的手段去推展‘正義轉型’，那無異於請鬼開藥單！”侯友宜表示，蔡英文成立“促轉會”，設了一個“東廠”做為選舉政治清算工具，對不起所有追求民主的前輩們。國民黨發言人洪孟楷指出，民進黨上臺以來創立許多條例，都是劍指政敵，追殺國民黨而來，完全違反了“民主法治”精神，“促轉會”口説正義，卻成為不折不扣的政黨打手。

 

其三，違背大學自治精神持續“卡管”乃至“拔管”

 

台灣大學教授管中閔2018年1月5日獲選為台灣大學第12任校長。由於管中閔具有藍營政治背景，蔡當局為了掃除管中閔這個“絆腳石”，進一步控制台灣大學，向青年學生灌輸“台獨”思想，爭取他們認同和支持民進黨長期執政，便無視學術的特點和大學自治的精神，一古腦兒地持續採取“卡管”乃至“拔管”的粗暴動作，使臺大校長遴選案延宕多時，直到2018年12月24日才由時任的台灣“教育部長”葉俊榮宣佈“勉予同意”核定管中閔的校長職務，最後管中閔終於在2019年1月8日走馬上任。其間，不僅創造臺大256天無校長的歷史紀錄，也先後折損了潘文忠、吳茂昆、葉俊榮三位“教育部長”，潘文忠雖“卡管”卻不願“拔管”，在2018年4月13日終於抵擋不住壓力請辭。繼任的吳茂昆在當年4月19日上臺，4月27日正式“拔管”，但隨即引爆民怨，加上其個人兼職、請假、溢領研究費等諸多問題，僅幹41天就默然下臺。葉俊榮當年12月24日宣佈對管中閔臺大校長一職“勉予同意”後，于次日（25日）向“行政院長”賴清德請辭。

 

人們原以為紛撓1年多的“管案”終於落幕，但卻沒想到蔡當局似乎不達“拔管”目的決不罷休，又透過“監察院”接棒出招。2019年1月15日，蔡當局“監察院”針對管中閔擔任“政務委員”期間，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禁止兼職”之規定，以匿名方式常態性為《壹週刊》撰寫社論，3年下來獲取190萬元報酬，“監委”以7比4票數通過管的彈劾案。當天晚上，管義務律師團發佈聲明表示，管中閔與雜誌社無定期供稿契約關係，稿費作為認定兼職依據于法無據，且投稿屬言論自由。國民黨“立委”廖國棟也説，“監察院”彈劾的理由，過去“監察院”調查也有很多教授有這樣的狀況，如果真有其事就按照獎懲辦法處理，但是事件一年多前，就有媒體披露相關狀況，有超過百位教授都有這樣的情形，單單挑了管校長是政治思維。也就是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能搞雙重標準？

 

其四，為了私利改制農田水利會嚴重限縮其功能

 

在農田水利會（簡稱“水利會”），是台灣負責管理灌溉水利設施的機構。水利會會長在李登輝時期，屬於官派。現在，民進黨將水利會會長改回官派，無外乎有三個目的：第一，想接管該會數量龐大的資産。據臺當局“農業部”統計，目前全臺17個水利會名下現金超過750億元，轄下土地及水利設施等資産，保守估計也有2000多億元。也有島內媒體披露，全臺各地的水利會總資産粗估超過1萬億元。第二，想徹底瓦解國民黨的基層力量。全臺水利會有會員近150萬人，被視為國民黨滲入最深的基層組織之一。過去農田水利會幹部通常是藍營大樁腳，透過操盤、動員，替藍軍參選人拉票，對藍軍的選情發揮重要的拉抬作用。第三，想把水利會變成自己的基層組織、水利會幹部變成自己的重要基層選舉臟腳。隨著水利會會長等重要幹部由自選改為官派，水利會幹部在自己政治和經濟利益考量下，很可能由過去效忠國民黨變成效忠民進黨，替民進黨“抬轎”。不過，民進黨將水利會會長等重要幹部改回官派，無形之中剝奪了水利會自治的權力，也嚴重限縮了水利會的民主功能，不利於水利會群策群力，做大做強。

 

其五，罔顧主流民意，啟用民進黨落選的縣市長參選人擔任臺當局高層職務

 

民進黨由於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為，傷害民利，令人失望，導致在2018年11月的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中慘敗，使許多民進黨縣市長參選人落選，也表明台灣當地的主流民意不認同和不支持這些民進黨的落選人。

 

然而，民進黨罔顧主流民意，仗著“全面執政”的優勢，居然將大量敗選的縣市長參選人破格延攬到台灣當局所謂的“中央”高層來擔任要職，手握人、財、物等大權，出現敗選者領導勝選者的反民主現象。

 

民進黨延攬到所謂“中央”擔任要職的主要有：新北市長敗選的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高雄市長敗選人陳其邁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台中市長落敗的林佳龍出任“交通部長”，雲林縣長落敗的李進勇出任“中選會主委”，宛如形成“落敗者聯盟”。民進黨將敗選者擺在勝選者的領導地位，無非是為了讓這些敗選者更加效忠民進黨。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既違背了主流民意，也有悖於民主精神，是對民主價值的褻瀆、踐踏、破壞，暴露了他們“捍衛民主”、“守護民主”是假，反對民主、踐踏民主、破壞民主是真的醜惡嘴臉！（中國台灣網網友：張良驊）（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台灣網觀點）

理解“中國奇跡”離不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但這絕不是全部答案。説一個國家的強與弱、制度的好與壞、治理的良與劣，都是在國際比較意義上而言。

 

對一般老百姓來説，什麼是政治？民生和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能夠保障安居樂業的制度就是好政治。那麼，中國政治的優勢到底何在？或者説，到底如何認識實現了“中國奇跡”的內在政治邏輯？

 

政治道路的差異：政黨制度

 

人類的政治秩序是由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所構成。政治發展道路多種多樣，從政治秩序類比來看主要分為“資本秩序”和“民本秩序”。“資本秩序”和“民本秩序”的分叉點在於不同的政黨制度。

 

所謂“資本秩序”，就是資本權力主導的政治秩序。在現代國家建設中，市場化必然導致社會結構的分化，有富人階層、中産階層和窮人階層；不但如此，現代國家建構還是自我強化政治認同的過程，即“我是誰”，從而出現多種民族、多元文化上的自我確認。財富和政治認同都有相應的政治訴求，即通過相應的政黨組織來表達，這就必然是多黨制。基於社會分化和多元化而形成的多黨制，窮人有窮人的政黨，富人有富人的政黨，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主義的政黨，這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自發秩序”，或者説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人類自發秩序的一種結果就是弱肉強食，多黨制通過代議制選舉而實現各階層、各次級共同體的利益，極容易導致寡頭政治。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一項美國政治研究成果用紮實的數據説明，富人利益集團的訴求很容易變成法律和政策，而窮人階層的訴求則很難變成政策議程。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做節目時曾説“美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例如美國槍支氾濫導致每年3萬左右的人死傷，因此每次民意調查絕大多數的人都主張控槍，但“民意”毫不管用，槍支依然氾濫。

 

模倣發達國家“資本秩序”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其政治秩序的建構很容易滑向“強社會秩序”。國家只是眾多社會權力組織中的一個，國家權力因受制于各種“地頭蛇”諸如強勢部落首領、地主、商人集團、軍閥等而難以作為，國家能力根本組織不起來。在這樣的“強社會秩序”中再搞代議制民主，結果可想而知，選舉民主的結果只是強化了固有的社會結構。因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社會制度還停留在部落制或封建制。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中搞黨爭民主，絕不是西式民主理論鼓吹的自由民主，而是部落制民主或封建制民主。

 

所謂“民本秩序”，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建立的以人民為中心、以民為本的政治秩序。在財富分層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各種群眾團體可以有不同渠道的政治訴求表達方式，但其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能是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代表型政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就是“民本秩序”政治。這是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其首先解決了歷史上的中國的一盤散沙、國之不國的問題，並且在和“資本秩序”比較中顯示出了強大的制度優勢。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在政體上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在公共政策上奉行的是以人民為中心原則，是一種最能實現社會絕大多數人利益的人民民主。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在中國，通過民主協商解決各類問題，例如大規模地提升居民居住水準、脫貧攻堅工程、在落後地區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對口建設計劃等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民主。

 

“資本秩序”在許多國家産生系列問題，而中國所走的“民本秩序”保障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避免了“資本秩序”諸多弊端。

 

政治制度的差異：制度整合力

 

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不是體現在政府形式上，而是體現在治理能力上。而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是制度整合力，因此治理能力又與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現代國家與古希臘城邦式國家相比，不但在規模上有質的差別，比如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出現；而且在國家的最主要要素即人口方面也有質的差別，比如同質化民族變為異質化，民族關係成為政治權力的重大挑戰。另外，在權力維度上更是古代社會未曾有過的多元化和複雜化，比如從單純的一個層次的政治演變為國家－社會關係、中央－地方關係、政治－經濟關係以及行政－立法－司法關係。如此這般，如何把多層次、多維度的專業化制度有效地組織起來，是對國家能力或治理能力的嚴峻挑戰。

 

制度整合力的核心就是政體，政體是把一個國家組織起來的根本性制度。目前世界上典型的政體有兩種，一種是代議制民主，一種是民主集中制為主要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歷史上，以政黨競爭為象徵的代議制民主有成功的案例，但其成功的前提是社會的同質化條件，即共同的國家認同和政治信念。也有導致政治問題越來越多的失敗案例，比如30年代的德國、很多發展中國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同質化社會條件或者同質化條件正在流失而導致政治分裂加劇。

 

總體上説，代議制民主是需要條件的，二戰之後新興國家150多個，沒有哪個後發國家因為實行了代議制民主而走向發達序列。因為非西方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把國家組織起來，以黨爭為核心的代議制民主，往往令後發國家落後的社會制度更加固化。

 

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西方衝擊而出現總體性危機的中國，首先面對的是如何把中國再組織起來的問題。從晚清到民國，許多黨派、許多知識分子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國家建設方案，最終有效地把破碎的國家重新組織起來的是中國共産黨的民主集中制。由“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所構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國歷史內生性演化的産物，也是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有效地組織起來的政治邏輯。民主集中制既能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的意願又有利於形成全體人民的統一意志，既能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又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廣泛參與和集中領導的統一、社會進步和國家穩定的統一、充滿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統一。這種從歷史中而來、在現實中管用的制度，正是中國成功的法寶，其在國家治理的國際比較中優勢凸顯。民主集中制原則從革命時期的1.0版，到建設時期的2.0版，再到改革開放時期的3.0版，民主與集中之間不斷走向平衡，不斷完善，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

 

民主集中制不但是理解中國黨政關係的根本制度，也是理解各種權力關係的關鍵。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一府一委兩院”（政府、監察委、法院、檢察院）之間的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運行的。在憲法規定之外的事實性權力關係中，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國家導航的市場經濟與經濟發展，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相得益彰，是一種事實性民主集中制制度。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社會中間組織的設立既有自由的登記制，又有分類控制，比如政治類、法律類、宗教類和民族類的社團需要審批成立，也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政權組織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體現在政治過程之中，那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各級黨委在從群眾中汲取智慧和意見之後進行決策。民主集中制是理解中國政治的總鑰匙，也是理解“中國奇跡”的政治邏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保證了中國的制度整合力，這與代議制民主所強化的認同政治以及所造成的的政治裂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成也政治制度，敗也政治制度。兩大制度類型的不同作用告訴我們，“只有紮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不能想像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同時，這種不同作用還提示我們需重視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週年的講話中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這個論斷指出了國家權力的原理。如果把一個國家比作由若干同心圓構成，從核心到週邊依次是政治制度圓、經濟制度圓、社會制度圓和歷史文化圓，其中最核心的政治制度要素固然要適應作為環境性要素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文化，但是最核心的力量怎麼可能總是被決定而不起主導作用呢？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歷經奴隸制的農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工業資本主義和信息時代的金融資本主義，其政治制度始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相反，那些動輒折騰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會迅速搞垮一個國家。這就是大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治理的差異：政策執行力

 

觀察國家治理能力最直觀指標是看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否有決策的權威、是否有將政策變得可執行的權威，以及政策執行者是否有能力去執行權威的決策。因此，權威的政策執行過程事實上包括兩個部分：中央權威和有能力的公務員隊伍。

 

權威是制度整合力的一種具體體現。現代民主政治講的是政治的人民性或民主性，因此一些治理理論中的關鍵要素就是權威。沒有權威，一個國家便不可能正常運轉；相較于古代社會，複雜性現代社會更需要權威，有了權威，政府、國家才能正常存續。“民治”是農業社會的神話，如果“民治”都能管用，就不需要政府了，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代表了讓人又恨又愛的權威的存在。因此，政治的人民性（民主性）首先不能排斥政治的權威性。權威性直接表現在領導人的決策力上。

 

權威的決策都能得到執行嗎？答案是不樂觀的。很多國家並非沒有戰略目標，但就是得不到執行。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國家建設中的一項普遍的制度短板就是從中央到地方都缺少訓練有素的、懷有職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發展中國家在所謂的“民主化”轉型之後，民主政治似乎很發達，但行政能力卻很落後。民主是用來産生權力並分配利益的，比如立法，但立法之後需要人去執行。關鍵在於，發展中國家的行政體制建制晚於民主制度，而民主選舉進一步強化了既有古老的社會結構，未經改造的社會勢力在選舉中通過恩主庇護政治而變得更加強大，結果便是脆弱的執行機構面對著強大的民意機構和社會勢力的雙重壓力。這就是結構性的執行能力危機。

 

與上述情況形成對比，中國最早發明瞭將國家組織起來的官僚制，比如先秦就開始有的郡縣制、軍功制、選拔制和官僚制以及管仲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可以説，組織國家和管理國家的能力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這種體制和能力後來被賦予民本思想，形成了以“厚生”為本的政府主導的管理體制，歷經兩千多年而不曾中斷，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文明基因。中國共産黨將這種以民為本的管理體制植入“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使得民本思想有了落地的制度機制，從而為新型的公務員隊伍注入了全面責任的政府管理思想，使得有著古老文明基因的中國政府完全不同於西方科層制所謂的“非人格化”特徵。可以説，中國公務員隊伍的素質與能力在世界上堪輿任何國家的公務員媲美。

 

從這個角度看政策執行力，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奇跡”中看不見的精神文化要素的作用，而這些並不是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所能理解的。忽視了各級公務員的本著民本思想的工作乃至忘我奉獻，就不能真正理解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巨大成就。

 

當然，中國人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畢竟我們還有一些體制上的弊端需要在固本革新中去克服；但中國人更不能妄自菲薄，對自身的制度優勢、政治優勢不自信，而幻想一個迥異於自己文明基因的“飛來峰”。以為“飛來峰”上有花果山，其實到處是懸崖峭壁。國家治理最忌諱的是逐夢烏托邦，最實際、最有效的途徑是在現實中解決不斷産生的難題。相較于有些國家的“治理赤字”，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下，中國表現出色的制度整合力和國家治理中優秀的政策執行力，將讓世人持續見證中國的政治穩定和制度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