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6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與“衝突地區遺産保護國際聯盟”共同主辦的“守護與重光”展覽在北京開幕。展覽分為“遺産之殤”“聯盟的誕生和使命”“遺産守護”“遺産與人”“遺産之美”5個部分，通過大量第一手珍貴影像資料和參與者的口述，全景呈現世界瀕危文化遺産現狀和“衝突地區遺産保護國際聯盟”成立至今開展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展示文化遺産保護成果。圖為觀眾在體驗“沉浸式文化遺産之旅”。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攝

　　據媒體3月10日報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日發表聲明説，自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聯合發起軍事行動以來，多處具有重要文化意義的遺址受到影響、遭到破壞，其中包括列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的伊朗古萊斯坦宮（又稱“玫瑰宮”）、以色列特拉維夫白城、黎巴嫩提爾。

　　另據媒體3月14日的報道，伊朗文化遺産、旅遊和手工業部表示，該國至少有56處歷史文化遺産在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打擊中遭到嚴重破壞。其中，德黑蘭省受損文化遺産數量最多，共19處遺址受損。

　　隨著中東地區暴力局勢升級，這些正面臨威脅的文明瑰寶牽動著全球目光。就如何保護文化遺産，本報記者採訪了文保專家、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研究員詹長法。他表示，守護文化遺産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在“守護與重光”展上，觀眾觀看修復文物時使用的工具。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攝

　　國際公約應得到有效遵守執行

　　記者：作為人類文明的璀璨結晶，文化遺産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它們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文化遺存，更是全人類的文明瑰寶。近期關於文化遺産因地區武裝衝突遭受破壞的消息時時見諸媒體，這給我們帶來哪些警示？

　　詹長法：文化遺産是不可再生資源，損毀意味著歷史敘事斷裂、文化情感遺失，是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傷害。關於衝突局勢中文化遺産的保護，國際社會制定了多項國際公約，比如1954年通過的《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産公約》，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這些都應得到有效遵守執行。此外，國際社會需將文化遺産保護納入衝突預警與危機應對的核心議程。保護文化遺産的意義不僅在於繼承過去，還在於推動人類文明賡續。

　　值得關注的是，在此次軍事打擊行動中，位於伊朗首都德黑蘭市中心、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古萊斯坦宮遭受嚴重損毀，最具代表性的鏡廳天花板碎裂，窗框與玻璃門震為碎片，令人痛心。古萊斯坦宮的遭遇並非個案，近年因地區衝突對文化遺産造成的威脅日益嚴峻，提前構建防護體系非常重要。

　　記者：在您看來，防護體系如何構建？

　　詹長法：預防性保護是有效途徑，也是武裝衝突中文化遺産保護的重要部分。它強調前置保護，包括衝突前的風險防控、資源儲備與能力建設以及衝突初期的快速響應和止損。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開展常態化風險排查與預案制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當地部門，評估高風險地區遺産的各類風險，制定應急預案，明確保護主體和措施。

　　其次，對文化遺産進行數字化存檔。利用3D掃描、數字建模等技術，對文化遺産進行高精度數字記錄，建立全球數字檔案庫，確保信息永久保存。

　　第三，加強當地文物保護人員專業能力建設。通過國際平臺開展培訓，涵蓋緊急轉移、修復和數字技術等內容，並組建當地應急保護隊伍。

　　最後，建立國際快速動員機制。比如建立專家響應機制等，以確保衝突時快速支援。

　　損害評估需從多維度展開

　　記者：評估文化遺産遭受的損害對其未來的修復或者重建至關重要，評估應從哪些方面展開？

　　詹長法：針對文化遺産遭受的損害，需從多維度展開評估，包括物理損毀程度、價值完整性以及社會文化影響等。物理損毀需區分不同等級，明確文物本體及環境的受損情況；價值完整性評估包括遺産的歷史、藝術等核心價值及其在文明脈絡中的關聯性；社會文化影響評估則需考量文化遺産被損害對社區認同等的衝擊。

　　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通過衛星影像、專家實地評估、數字化存檔等技術手段對受損文化遺産進行系統記錄。例如，在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城，通過衛星影像對比、無人機測繪與實地評估，系統記錄了貝爾神廟的結構變化與雕刻損失，並評估了其對絲綢之路整體價值完整性的影響，為未來修復提供了關鍵依據。

　　記者：您提到數字化存檔，就保護地區衝突背景下的文化遺産，數字技術有哪些作用？

　　詹長法：作為一個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從業者，我曾親歷多個國際合作項目。在實踐中，我發現在記錄、採集歷史信息方面，三維數據和傳統測繪數據差別很大。我們現在傳承的是物理本體，但通過數據傳承，可以深化傳承的意義。若文化遺産不幸遭到嚴重破壞，如果有真實的科學數據留存，這些遺産，尤其是數字遺産，還能夠長久留存。

　　同時，數字化本身也是重要的保護工具，高精度掃描、三維建模、多模態檔案等手段，可以為預防性保護、病害監測和災後修復提供科學依據。

　　在數字技術賦能文化遺産保護方面，已有成功案例。2019年，巴黎聖母院因火災嚴重損毀屋頂等，但此前的數字建模為結構重建與歷史形態恢復提供了關鍵依據；而“威尼斯時光機”項目，通過自動化掃描、手寫文字識別等技術，將中世紀歷史人物與其生活創作的樓宇關聯，使古籍文獻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

　　尤其對因地區衝突面臨威脅的文化遺産來説，數字化可以為其建立“數字備份”。比如，“敘利亞遺産檔案”項目通過大規模數字化記錄為阿勒頗古城等重要遺址創建了詳細的3D模型與數據庫。

　　中國以實際行動守護全人類文化遺産

　　記者：作為文化遺産大國，中國一直以實際行動守護全人類文化遺産，有哪些具體實踐與貢獻？

　　詹長法：中國積極擔當人類文化遺産保護的國際責任，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1986年開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遺産項目；2017年，中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衝突地區遺産保護國際聯盟，積極參與聯盟工作並持續發揮重要作用；2023年，中國推動成立亞洲文化遺産保護聯盟並設立“亞洲文化遺産保護基金”。

　　與此並行，中國通過項目援助、經驗共享等方式參與世界文化遺産保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文化遺産保護力量也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中國援助了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尼泊爾文物建築群震後修復等項目。在柬埔寨吳哥窟，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主持修復周薩神廟、茶膠寺等，形成了吳哥窟保護的中國範例。中國還積極參與對文化遺産“真實性”的討論，通過《西安宣言》等文件進一步推動了對文物古跡“完整性”保護的理解。通過分享中國的文化遺産保護經驗和案例，提升了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影響力。

　　此外，中國還推進中外聯合考古與研究，與埃及、肯尼亞等國開展合作考古，應用數字技術助力遺産保護；積極參與國際文化遺産保護合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保持密切合作，共同打擊非法販運文物的行為。這些都為助力世界文化遺産保護作出了中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