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助學、填寫遺體捐獻...... 老兵蒲良培願用一生兌現入黨誓言

　　蒲良培精彩語句

　　我這一輩子，沒給國家做什麼大事，那就儘量把小事做好吧。

　　那啷個一樣嘛!以前我確實怕當兵，但現在是參加人民軍隊，我就願意當!

　　我小時候家裏窮，就讀了幾年私塾。現在國家強大就要靠有知識的年輕人，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因為沒得錢就不讀書啊!

　　我是軍隊的人，當然要捐獻給軍隊的醫院。

　　入黨宣誓的時候，我説過“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我這一生就是要兌現我當年的入黨誓言。

蒲良培。

　　在朝鮮戰場負傷立功，回國後由陸軍轉隸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退休後49年來不間斷資助26名貧困生達17萬元。最近，他還填報了遺體捐贈表格，在去世後捐獻自己全部器官和遺體……

　　“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是一句入黨誓詞，老兵蒲良培窮盡一生都在為兌現這一句誓詞而努力。

　　苦孩子看見了希望

　　“我這一輩子，沒給國家做什麼大事，那就儘量把小事做好吧。”7月14日，一個星期天，88歲的蒲良培回憶曾經走過的路，話語間全是雲淡風輕。

　　與這份雲淡風輕截然相反的，是這位老兵波瀾壯闊的一生。

　　1931年，在四川省西充縣一個貧寒之家，蒲良培出生了。在此之前，蒲家已有4個兒子。他的出生曾經帶給這個家巨大的喜悅，但這份喜悅後來就變成了巨大的恐慌。

　　“我從十二三歲開始，就一天到晚在躲那些抓壯丁的人!”蒲良培整個少年時代，都被“抓壯丁”的陰影所籠罩，以至於他半個多世紀之後憶起這段時期，依舊充滿苦澀。

　　蒲良培還年幼時，大哥、二哥、三哥先後被抓壯丁。等到四哥被抓時，蒲良培已經開始記事。“當時我四哥全身長著疥瘡，走路也不大行，但是來抓壯丁的人居然把他抬走了。”蒲良培回憶。

　　等到蒲良培十五六歲時，他自己也開始到處躲抓壯丁。最危急的一次，靠著大嫂把他塞到床底，才勉強躲過。

　　“我躲到父親工作的鹽井，躲到表哥做活的地方，躲到一切可以躲的地方去。”蒲良培就在這種東躲西藏的日子裏，一天天長大。

　　1948年底，蒲良培的家鄉來了一個奇怪的老師。這個老師帶領青少年上夜校、講革命道理之餘，還組織大家成立了“代耕隊”，幫那些家裏缺勞動力的窮苦人家耕地。蒲良培至今覺得那個老師身上充滿了某種“魔力”，自己就是願意跟著這位老師，聽他講山外邊的革命烽火。

　　“窮人不該總是受窮，要團結起來找出路。”這些樸素的理念，成為了蒲良培心中的火種，這火種散發的光芒，極大地驅散了他少年時代對抓壯丁的恐懼。

　　“我願意當兵保家衛國”

　　1949年底，西充解放。蒲良培迎來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那個時候，不曉得為啥子，就喜歡跟著穿軍裝的人跑。”剛剛18歲的蒲良培也因這份積極性，先是被選為徵糧委員，後被抽去縣裏參加土地改革，最後又被調回鄉里搞農會等等。

　　1950年，已是民兵幹事的蒲良培接到一個簡單任務，與另外一個民兵幹事一道去動員兩位適齡青年參軍。

　　“還要動員啥子?不就要兩個兵嗎?我們兩個不正好!”半路上，蒲良培忍不住拋出了想法。

　　對方打趣道：“你原來一天到晚躲抓壯丁，還敢主動去當兵?”

　　“那啷個一樣嘛!以前我確實怕當兵，但現在是參加人民軍隊，我就願意當!你是不是怕了?”蒲良培反將一軍。

　　嬉鬧一陣後，兩人打定了主意，掉轉頭直接朝區公所徵兵處趕。

　　“三十多裏路哇，我倆是一路跑著去的。”蒲良培回憶，趕到徵兵處的一個大壩子，上百人都在那裏等，可就是不見徵兵處的人出來。

　　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日頭西斜，終於出來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掃了一眼大家，大聲問了一句：“這回當兵，是要去打仗的，你們怕不怕?”

　　“不怕!怕就不得來了!”蒲良培告訴記者，當時他喊的聲音最大。但即便如此，幹部模樣的人還是充耳不聞，又轉進去了。

　　“前前後後問了我們3次。”蒲良培笑道，當時他還特別納悶，後來才醒悟過來“那是對我們的考驗。”

　　當時，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已經開始，徵兵幹部也早已明言，此番徵兵就是為了補充赴朝參戰的兵員。

　　“我那是去保家衛國，不怕!”當問及當初怕不怕上戰場時，蒲良培毫不猶豫地回答。

7月18日，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慶市優秀共産黨員先進事蹟報告會上，蒲良培為大家作“把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主題報告。記者 羅斌 魏中元 攝

　　沿著敵人炮火搶修電話線

　　剛剛參軍的蒲良培被編入志願軍第15軍直屬炮兵第9團三營電話班。他沒預料到的是，一場無比慘烈的戰役正在等著他。

　　1952年10月，上甘嶺戰役打響，15軍作為主力參戰。

　　“戰爭比我想像中還要殘酷。”彼時的上甘嶺，幾乎每天都被炮火反復覆蓋，而蒲良培所在的電話班，承擔著保證這場戰役指揮通訊順暢的重任。

　　“有一天晚上，我們營與45師指揮所的電話線斷了，上級下了死命令必須最短時間恢復。”接到命令的蒲良培和組長，抱起電話機沿著電話線查找。

　　“到處都是爆炸聲，為了不被‘一鍋端’，我倆前後拉開了三十多米的距離。”那是一個令蒲良培終生難忘的夜晚。

　　“一群炮彈飛過來了。”蒲良培再三強調，那真的是“一群”炮彈，多並且密集。危急關頭，他下意識向一個炮彈坑跳去，再後來耳朵就聽不見了。

　　與蒲良培相隔數十米外的組長眼中，蒲良培是被火光徹底吞噬了的，但他仍舊抱著一線希望聲嘶力竭地呼喊：“蒲良培!蒲良培!你在哪?”

　　不知過了多久，蒲良培才依稀聽到組長的呼喊，高聲回應：“我在這裡!”

　　“那麼多炮彈，你還活著!”也難怪組長難以置信，事後蒲良培看了一下地形，再晚一步，他就衝到了河邊開闊地;再晚一步，他也跳不進那個大彈坑。

　　儘管還活著，但蒲良培頭上、身上到處都在冒血，黑燈瞎火加上厚軍襖，他也來不及看傷勢，胡亂包紮一下又繼續查線。

　　“我們是隨著敵人炮火延伸的方向查線的，也就是説跟著炮火走。”最終，電話斷線被找到，通訊線路終於重新恢復。

　　40多天的上甘嶺血戰中，蒲良培不僅負責通訊暢通，還要隨部擔負為上甘嶺坑道內的戰友輸送給養。而了解那場戰役的人，都清楚這一任務的危險性。

　　“反正都打紅眼了，不在乎那些炮彈了。”蒲良培在如此血戰中，還動手做了一個小車，方便將挖坑道的土石運下來，此舉獲得了上級表揚。

　　抗美援朝中，蒲良培先後榮立集體三等功一次、個人三等功3次，多次獲得嘉獎。也正因為作戰勇敢，蒲良培于1954年光榮入黨。

　　唯一一次向組織提要求是想繼續工作

　　從朝鮮戰場撤回來後，蒲良培參加了炮兵學習，十幾門科目中除了兩門課是4分外，其他科目均為5分。或許正是因為其出色的學習成績，從戰場歸來的蒲良培不僅沒有復員退伍，反而續寫了人生的輝煌。

　　1954年下半年，空軍部隊挑選飛行員，蒲良培第一次體檢時因太激動血壓偏高，但在隨後的第二輪選拔中，他成功通過。

　　“在長春，我是航測團的飛行員，專門飛伊爾14飛機。”蒲良培由陸軍轉為了當時還異常少見的空軍，開始了新的征程。

　　此後的蒲良培，隨著空軍部隊轉戰于全國各地。

　　然而，當年戰場上的浴血奮戰還是給他的身體留下了重大隱患。

　　1960年，作為飛行骨幹的蒲良培，奉命前往上海接新飛機，卻突發牙疼。本以為是小毛病，但隨後經空軍醫院診斷：需要拔除全部牙齒。

　　“一顆牙也不能拔!拔了我還怎麼飛?”蒲良培發了平生最大的一次脾氣，但嚴重的病情不容耽誤，最終他被拔除6顆牙。

　　拔牙後，身體不符合飛行員要求，蒲良培轉為地勤人員。一名空軍飛行員不能再駕機翱翔了，這對任何人都是一個重大打擊，但蒲良培卻説：“因為身體問題，我做不了什麼大事了，但我還能為黨、為人民做一些細小的事。”

　　此後，蒲良培服從組織安排，轉戰多個空軍站場，任勞任怨地在每一個地勤崗位工作。

　　1969年，蒲良培奉調到梁平縣機場，但次年便因病退休。

　　“我這一輩子就找過一次組織，希望為我解決點個人問題。”蒲良培這唯一的一次“找組織”，是希望能夠繼續工作，而不是退休。

　　資助26名貧困生17萬元

　　退休後的蒲良培並沒有閒著，他開始默默做一件他認為特別值得的事：資助貧困生。

　　“你跟老爺子説別的事他都聽，但是一涉及到資助貧困生，他什麼勸都不聽。”梁平縣軍休中心主任袁衛國説，他最怕蒲良培在這方面的倔強。

　　事實上，早在1970年蒲良培退休的那一年，他就自己悄悄資助了一個貧困生。

　　此後，這就成了蒲良培賦予自己的一項任務，一如當年戰場上領受任務一般。

　　“我給老人家細細算過一筆賬：這些年，他至少資助過26名貧困生，資助款絕對不下17萬元。”袁衛國説，這還是他花了好多年，每天一點點閒聊中從老人嘴裏“套出來”的信息。

　　“老人一生未生育，日子過得極其簡樸。”袁衛國説，退休幾十年來，老人多數時間都租房住，而傢具就是一個衣櫥和一個原來裝糧食的櫃子，還都是當年他自己親手用木頭做的。

　　“退休49年了，老人家才買了一個沙發。”袁衛國眼中的蒲良培，生活上的簡樸與某些時候的慷慨，形成了非常極端的反差。

　　“我小時候家裏窮，就讀了幾年私塾。現在國家強大就要靠有知識的年輕人，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因為沒得錢就不讀書啊!”蒲良培説起資助貧困生的事，平和的語調總是會忍不住高昂起來。

　　對這些年來曾經資助過的貧困生，無論後來是否還與他保持聯繫，他一概不在意，他反復念叨的就一句話：“只要他們學好了知識為國家效力，我就對他們非常滿意!”

　　今年，蒲良培得知有一個高考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因家貧上大學有困難後，毫不猶豫又要直接捐助，最近幾天總是不斷跟袁衛國商量該怎樣更好地資助那個孩子。

　　“老爺子眼睛不好，看手機不方便，我就成了他和那個孩子之間的‘通訊員’。”袁衛國笑言，蒲良培有時候一天要問幾回孩子的情況。

曾經的空軍飛行員——蒲良培。

　　被拒五次仍堅持要捐款十萬

　　在梁平區軍休中心，蒲良培是“最省心”的軍休幹部，同時也是讓人“最頭疼”的軍休幹部。

　　“最省心”是因為數十年來，蒲良培幾乎未找過中心解決任何生活問題。相反，他還以極為嚴格的方式要求自己，不給組織添麻煩。

　　早些年，蒲良培的前妻罹患癌症，每個月都需要花大筆醫療費。但他從沒有讓前妻用過自己一次公費醫療。

　　袁衛國説，直到前妻去世，他都沒向組織張過一次嘴。

　　“其實為了給前妻治病，他把早些年一間挂在他名下的房子都給賣了。”袁衛國動情地説，老人的大公無私常常讓人感動得想哭。

　　袁衛國又説，軍休中心最讓他頭疼的，也是這個時常讓人感動得想哭的老人。

　　2008年汶川地震後，蒲良培第一時間要捐款。但是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家裏還有一個患癌症的老伴，梁平縣軍休中心一直在勸阻老人。

　　“結果沒多久我就接到了原縣委組織部電話，説有一個老革命非要捐一千元特殊黨費，問是不是我們這邊的人。”袁衛國回憶，那天下著大雨，趕到現場一看到老人，他心疼不已。

　　原來，因為縣軍休中心一直力勸，所以老人乾脆自己打著傘悄悄去銀行取了一千元，跑到了原縣委組織部捐款，到達時渾身都是濕淋淋的。

　　最後，誰也沒能勸住老人，他堅定地繳納了一千元特殊黨費。

　　2018年5月，袁衛國接到了時任梁平區民政局副局長徐登亮的電話，對方稱：“有一個老革命抱著10萬元現金到區慈善會要捐款。”

　　“我根本沒聽對方説完，就直接問‘是不是叫蒲良培’?”袁衛國回憶，當時他下意識地就猜是蒲良培，得到肯定答覆後，他心急火燎地往慈善會趕。

　　袁衛國心急火燎是有原因的——軍休幹部醫療費用採取的是先墊付再報銷的政策，蒲良培捐贈那麼大一筆錢後，今後要是生病治療需要用錢怎麼辦?

　　等趕到區慈善會後，慈善會工作人員趕忙將袁衛國拉到一邊説：“這位老革命這都是來第五次了，前4次我們都勸回去了，他這回乾脆把10萬元現金都抱來了!”

　　“這回我必須捐!捐給那些缺錢上學的學生娃娃!”蒲良培當時的意願非常堅定，袁衛國怎麼勸都不行。

　　只為兌現入黨誓言

　　蒲良培抱著10萬元現金非要捐，袁衛國為了老人將來的生活著想力勸，兩個人就此杠上了。

　　僵持許久之後，袁衛國很不情願地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即先捐一半也就是5萬元，剩下的一半選擇合適的資助對象一對一幫扶。

　　蒲良培在現場眾人的勸説下，勉強接受了這一方案。袁衛國長舒一口氣，心想總算是部分達成了勸説目的。

　　“誰知道，老人家沒幾天就給我提出，了解到一個剛剛考上大學的貧困生，因此要立即開始一對一資助。”袁衛國苦笑道，剩下的那5萬元一分不剩，全部捐了出去。

　　“老爺子，你非得這麼‘裸捐’到底啊?”袁衛國心疼地埋怨。

　　而只有蒲良培現在的老伴鄒惠斌，才能明白袁衛國“裸捐”的真正含義。

　　原來，早在2016年底，蒲良培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安徽省地質礦産勘查局327隊的大院裏，相繼有18位居民志願加入遺體捐贈行列，這則報道讓他産生了極大的共鳴。

　　2017年，蒲良培又瞞著其他人，在鄒惠斌的陪同下，找到了梁平區紅十字會，拿回了一份遺體捐獻申請表。

　　“要不是兩位老人眼睛不好沒法填表，這個事我們又被蒙在鼓裏了。”袁衛國唏噓道，當老人拿出那份遺體捐贈表格時，自己眼眶都紅了。

　　最終，袁衛國讓軍休中心的書記白霞幫老人填寫了這份沉甸甸的申請表。

　　當時可以接收遺體捐獻的單位總共有3家，當白霞問老人願意捐獻給哪家單位時，蒲良培只是淡淡地説：“我是軍隊的人，當然要捐獻給軍隊的醫院。”

　　最終，蒲良培決定去世後將遺體捐獻給原第三軍醫大學。

　　“不僅如此，老人家最後還特別要求，將自己身上所有可以用到的如眼角膜等器官，也全部捐獻給需要的人。”袁衛國説，當老人最後簽名的那一刻，他是偷偷抹了淚的。

　　“入黨宣誓的時候，我説過‘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我這一生就是要兌現我當年的入黨誓言。”對於這一切，蒲良培的回答依舊是雲淡風輕，甚至有一種完成使命般的輕鬆。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市委宣傳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