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的6236家境外企業新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1200.8億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對外投資得到切實有效遏制。2017年前10個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比降幅為39.1%，前11個月降幅收窄至32%，全年降幅進一步收窄至29.4%。如何解讀2017年我國對外投資降幅逐步收窄？2018年對外投資將呈現怎樣的趨勢，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應如何進一步引導和推進對外投資？如何進一步促進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合作？記者特邀專家進行詳解。
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霍建國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級研究員何偉文、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盧進勇、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排名不分先後）
如何解讀2017年對外投資降幅逐步收窄？
霍建國：過去一年，海外投資實現1200億美元的規模，雖統計顯示下降了約30%，但應理解為回歸常態的表現。去年對外投資領域經歷了兩大調整和變化：一是企業的投資方向和標的發生了變化，主管部門和外管局對有些領域的投資加強了審查，並對外匯的支岀進行了嚴格的監管，企業有一個了解和適應的過程。二是管理層也在摸索新的管理辦法，有些程式在執行中仍不夠便利，經過一年的探索，終於形成了一套新的管理辦法並已正式頒布實施。相信今年對外投資將進入常態化增長階段。
何偉文：2017年的數據表明，正常的對外投資平穩增長，非理性投資得到遏制。2016年最後兩個月我國對外投資大幅下降，而2017年最後兩個月對外投資大幅增長，金額超過337億美元，平均增幅達40%。這“一起一落”促使全年對外投資降幅收窄。此外，大項目的簽約也拉動了2017年最後兩個月對外投資額的增長。對外投資寧可慢些也要好些，諸如安邦、萬達、海南航空等模式的對外投資是不可持續的。
張燕生：中國“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拐點發生在2015年~2016年。自2016年後，中國對外投資金額超過吸引外資金額，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亞洲亦成為資本凈輸出地區，標誌著以中國為領頭羊的東亞地區在全球三大生産網絡中的位置從貿易重鎮發展成為資本運作區，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置越來越重要。
事實上，2015年全球資本流動發生了方向性轉變。此前的2009年~2014年，全球資本主要流向中國等新興國家和地區，全世界的投資人都提著貶值了的美元買升值了的人民幣。用中國的人民幣買中國的資産，既能夠坐享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又能坐享中國資産價格飆升的好處。但2015年以後，隨著美國加息、取消量化寬鬆政策及其經濟的企穩，2015年流入美國的資本增長了4倍，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增長了90%。2016年~2017年國際資本延續了上述趨勢，資本從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流出，更多地流入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
此時，我國加強了對資本流出的管理。當時的對外投資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包括到國外買球隊、買劇院、買酒店。這些非理性的投資不僅使投資數量變多、投資規模變大，而且使投資成為一種風潮，猶如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各地“買買買”。為此，我國採取了措施，對非理性的對外投資進行管理，而IMF對短期資本流動的失衡進行外匯管理也持支持態度。
在對外投資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保持一種理性的、平衡的、穩定的增長，對投資人，對進入新時期、新征程和新起點的未來中國經濟是負責任的做法。因此，2017年我國對外投資雖然有所下降，但其實是中國企業“走出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一個新的起步，是正常的。
盧進勇：2017年對外投資額的下降在預期範圍內，實現了調控目標。雖然存在較大的起伏，但結構更合理、投資更理性、目標更清晰，符合對外投資發展目標。
2018年對外投資趨勢如何？機遇何在？挑戰幾何？
霍建國：鋻於去年的基數較低，今年我國對外投資將有可能重新恢復到兩位數增長水準。因為國內經濟增長從高速度過渡到高品質發展階段，企業的轉型升級進入到關鍵階段，而通過對歐美高技術和高品質企業進行兼併收購仍是我國企業提質增效、提高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鋻於歐美經濟仍處於恢復調整階段，仍存在眾多兼併收購的良好機遇。當然，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中更要注重合規經營，更要處理好同合作方的利益平衡問題，提高自身的海外經營能力和競爭力，逐步擴大海外巿場的經濟效益。
何偉文：僅看2017年最後兩個月的數據難以準確預測2018年的對外投資趨勢，需要再看下一季度或半年的情況。總的來看，2018年世界經濟的復蘇趨勢有利於擴大對外投資，而發達國家的政治形勢則將帶來不利影響，如美國偏重於政治安全審查，歐盟偏重於技術安全審查。為此，政府主導的跨國並購將會遭遇更多困難，而民企對外投資則有更大空間。同時，高科技企業“走出去”可能會遭遇更多障礙。
張燕生：全球經濟和資本流動的增長是我國對外投資增長的有利外部環境。2017年全球經濟、貿易、投資、工業和製造業等都迎來近六年來首次企穩向好。預計2017年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為1.8萬億美元，而2018年預計將達到1.85萬億美元，雖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2萬億美元的水準，但總體趨勢是上升的。當然，2018年我國對外投資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的影響。首先，保護主義抬頭是影響我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達到歷史高峰，2018年中美貿易不平衡仍將成為事實，而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常常被美國拿來説事，必然還會給中國施加壓力。美方一方面要求中國進口其更多的農産品，另一方面又不開放高科技出口，理由是我國對知識産權保護不力，儘管67%的在華投資的美國企業都承認中國知識産權保護方面的進步和努力，但仍然出現了一種現象：中國知識産權保護得越好，美國賣給我們的高技術産品就越少。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紛紛加強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以至於美的並購德國庫卡成功後，美的董事長方洪波稱，這有可能是最後一個機會窗口。2018年中國對外投資處於保護主義上升的環境中，為此，一方面中國的對外投資會穩步上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也會增加，由此産生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大，因此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充分重視風險防範。
盧進勇：2018年我國對外投資會有所增長，預計金額為1500億美元左右，雖然與2016年我國對外投資歷史高峰的1900億美元還有一定差距，但在合理範圍內。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境外産業園區建設、國際産能合作、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形成都需要企業“走出去”，這是拉動對外投資增長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經過2017年的整頓調整，我國對外投資的政策將更完善，目標更明確，投資更理性，企業對外投資更符合國家産業政策。目前我國仍是對外投資第三大國，在穩的基礎上會有較快的恢復性增長，投資決策會更理性，産業結構會更合理。
2018年應如何進一步引導及推進對外投資？
霍建國：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要求，我們要繼續支持引導對外投資，這裡的支持是指要對製造業投資加大支持力度，引導是指要引導企業投向高品質、高效益的投資領域，避免過度投向一些輕資産行業及高風險領域，確保海外投資健康發展。
何偉文：總體來説，要以市場為導向、民企為主體，根據當地需要，尋求共贏。但要進一步推動對外投資發展，我國還要跨越政治上的障礙，實行對等開放，這就要求我國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此外，雖然近幾年我國對外投資大幅增長，但不能過分誇大，畢竟我們的投資水準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産業結構方面，我國的對外投資應該更多地向製造業傾斜。去年我國對外投資服務業佔比為57.7%，製造業為42.3%；而全球外資服務業佔比為46.4%，製造業則達54.6%。
張燕生：在從高速增長到高品質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政府需要為企業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服務、資訊和盡職調查，要把2018年企業可能面臨的新情況、新形勢充分地告知企業，要發揮商會、協會的作用，讓企業充分了解計劃投資的東道國的基本情況，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諸如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機構也要對全球和國別投資環境進行評估。
外匯管理方面的政策要有靈活性，要區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對外投資，不符合環保、綠色共享和可持續的非理性投資要進行限制，但對正常“走出去”進行全球投資和運作的企業應該加以鼓勵。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就需要有適應新形勢的外匯管理，要對外匯、金融管理作進一步改革。此外，限制非理性對外投資是應該的，但不能用行政手段來限制，而要用市場的、法律的手段來進行規範和管理。
盧進勇：政策應以平穩為原則。過去，我國需要消化過多的外匯儲備，轉移過剩産能，企業的國際化進程都需要中國企業“走出去”，因此，對外投資從審核制轉為備案制，政策高調鼓勵和扶持對外投資。寬鬆的對外投資政策激起了新一輪對外投資高潮，但這其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對外投資。2016年年底和2017年我國出臺了遏制非理性對外投資的一系列政策，力度有點猛、尺度有點嚴，企業反映有點大，認為不能搞一刀切。因此，2018年應把政策不合理之處進行調整，要消化和完善現有政策，出臺一些便利化、修補型的政策，不應再出現政策的大波動。
2018年如何進一步促進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
霍建國：2018年要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鞏固原有的基礎設施投資，大力拓展經貿合作項目，特別是要加大工業園區和産業園區的推進力度，形成新的投資發展規模，不斷豐富“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為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的繁榮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何偉文：投資“一帶一路”還需要加力。2017年投資“一帶一路”比重雖然增長了3.5%，但金額卻有所下降。要更多地促使項目落地。目前，投資“一帶一路”的項目仍以政府主導為主，而未來應更多地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對象國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來投資，這就有很多細緻的工作要做。還可以總結一些“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典型，如金鳳集團和北科在尼日利亞建的自貿區，影響非常大，受到了當地社會和政府的歡迎和讚賞。
張燕生：“一帶一路”建設還應聚焦重點國家、重點地區和重點領域，“走出去”和産能合作採取項目群、産業鏈、聚集區的方法，要與東道國之間，與歐美等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企業間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體。核心的問題是怎麼實踐？誰來做？怎麼做？
首先要防範風險，抱團取暖，協同“走出去”。政策溝通要優先，基礎設施要先行，緊跟著是城鎮化和住宅發展，然後是貿易公司“走出去”，環環相扣，協調發展。更好地協調、溝通可以幫助解決“走出去”面臨的一些問題，政府的管理、行業協會的作用應發揮得更好，以解決一些共性的、普遍性的、前瞻性的問題。
盧進勇：幾乎所有國家都希望更多地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可以説對外資的歡迎程度超過了對進口的歡迎程度。只要符合東道國國家産業政策的外商投資，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歡迎的。而“一帶一路”建設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機會。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社會經濟體制建設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資保護政策，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企業在這些國家進行投資都面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投資合作，應加強戰略對接，創造良好投資合作環境；落實頂層設計，提供投資合作支撐；共建合作平臺，促進投資便利化；暢通投資渠道，發揮企業主體作用。
邢厚媛：中國資本“走出去”與吸引外資不是對立的，而是辯證的。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對外投資是重點，但不是全部。我國不僅要引導企業對“一帶一路”地區進行投資，與歐美國家聯手共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也要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進行投資。此外，一部分能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的産能，也倒逼我國升級國內産業，騰出市場空間，形成高中低梯度的産業結構。我們一方面要引領“一帶一路”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內外聯動，使我國經濟更加開放，更具容納度。（作者 何芬蘭）
（原標題：2018年對外投資穩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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