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連輯在研討會上進行主旨發言
“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17年10月在甘肅省敦煌市舉行。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心主任、中國國學研究與交流中心主任連輯在開幕式致辭中就“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合作提出了加強思想文化交流、藝術交流、學術交流、成果合作與拓展敦煌學研究等五點倡議。此次研討會聚焦三大話題：
第一，聚焦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越歷史與地域的千年文化交流與互動。美籍華人學者曹星原女士提出“一帶一路”是以中國為文化輻射中心的又一次全球化思維。中央民族大學林繼富教授提出“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間交流隨著歷史的發展從文化滲入生活，通過共同的故事講述表現出共同價值觀。中國傳媒大學齊勇鋒教授提出國之交在民相通，“一帶一路”的落地實施要採取文化先行的方略，加大雙邊、多邊的國際文化合作。中國藝術研究院《中華文化畫報》社姜玉芳社長認為，對敦煌文化的關注，應該回到文化的初心，才能將歷史與現實有機結合，才能將“一帶一路”建設做好。緬甸宗教與文化部歷史研究與國家圖書館司處長吞吞吳博士介紹了緬甸蒲甘時期信第達巴茂克高僧到中國的和平之旅的歷史路徑與現存的文化遺跡。復旦大學侯楊方教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提出“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要點在帕米爾高原，他結合中外文資料與多次實地考察，為會議展示了精準復原後的古代“絲綢之路”的路線地圖。
第二，聚焦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與當代的藝術交匯與融合。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吳文科研究員指出藏經洞中發現的“變文”“話本”“曲子”“詞文”“俗賦”等文獻，既是文學研究的珍貴史料，更是曲藝研究的重要內容。上海音樂學院劉桂騰教授採用影像志的方法，考察了青海勒若神舞的文化魅力。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長江東研究員認為，“一帶一路”為舞蹈領域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供我們從全新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世界舞蹈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烏茲別克斯坦國立音樂學院賽伊達·卡西姆高加瓦副教授提出，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的音樂交流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世紀時，隨著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交流，造像與音樂經烏茲別克斯坦傳入中國西部，並與當地藝術傳統相結合起來。上海音樂學院蕭梅教授通過呼麥聲音形態核心的“雙聲結構”及其邊界，于“在地知識”及“比較”研究中探討了亞歐大草原及其接壤之處多元複合的文明。蘭州交通大學管蘭生教授認為，傳統染纈藝術不僅要注重藝術考古與學術研究，更應創造性地賦予傳統染纈藝術以新的生命活力，以新觀念、新視野、新形式融入到現代人的生活中來。北京舞蹈學院劉建教授提出將二維空間的敦煌壁畫變成四維空間的敦煌舞蹈，不僅是一個深廣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舞蹈技術問題，兩者相結合才能激活並托舉起敦煌舞蹈藝術。新加坡國立大學許源泰研究員從天福宮和崇文閣的建築格局出發，探討了遠在千里之遙的星洲華族宮閣受“絲路文化”影響的可能性。
第三，聚焦于文化遺産的保護與藝術研究的未來方向。韓國科學院院士、東國大學任敦姬教授以韓國慶祝燃燈節為例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要從包容社會、經濟、環境及安全四個方面提升可持續發展。天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馬知遙教授認為在“一帶一路”大背景下，非物質文化遺産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可以承擔海外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重要載體。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認為觀音信仰是通過“絲綢之路”向我國內地傳播的，敦煌觀音造像是我國融合印度佛教使之中國化的表徵。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原館長王見教授指出當前敦煌藝術研究存在的問題，他認為敦煌藝術並非地域性文化，而是具有代表中國文化傳統和中亞及歐亞文化交流的重要屬性與跨文化意義的文化形態，應該著眼“一帶一路”全局觀念進行宏觀佈局。臺師大民族音樂研究所呂錘寬教授以生態史觀闡述了莫高窟從神聖殿堂至藝術寶庫的今昔變化，提出了作為世界級文化遺産如何兼具歷史功能與當代意義的路徑與建議。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瀋陽研究員通過廣泛、深度的研究與分析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古代遺存，對於全面、充分地認識“一帶一路”文化遺産總體價值與內涵具有重要意義。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系高級講師蘇獨玉女士認為文化旅遊重視自然環境與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因此它不僅可以作為公眾教育形式，更可以鼓勵以多種方式深入旅遊當地場所，這會有助於在未來促進文化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
2017“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專家觀點摘登
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2017“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舉辦意義重大，敦煌是“絲綢之路”上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的一個重要結晶。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壁畫、經卷等作品，代表了西元4至14世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種之間的交流。隨著“一帶一路”合作的不斷推進，我們希望加大人文社科領域的合作，把敦煌研究院辦成國際化交流的平臺。
文化部政策法規司饒權司長：“一帶一路”建設不僅為沿線國家交流文化遺産工作經驗提供了新契機，也為開展務實合作搭建了新平臺。當前，我們應堅持交流、傳播、貿易相結合，統籌機制、平臺、項目建設，不斷深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産交流合作。建議重點從五個方面著手：一是深化交流；二是推動遺産保護；三是促進文化遺産資源合理利用；四是大力發展文化旅遊；五是發揮各自優勢、加強人員培訓，提升遺産保護利用水準。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學誠法師：在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中，佛教需要重拾文化使命，擔當新的歷史責任，為“一帶一路”注入信仰的力量、賦予文化的光彩，以佛教深邃圓融的智慧為這個時代創造新的文化、新的觀念、新的文明意象，讓“一帶一路”不僅成為充滿生機的經濟增長點，更成為世界新文明建構的重要起點。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書記、副院長李新風研究員：中國古代思想體系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通”或“大通”的觀念與意識是古代中國能夠成為開放的國家的深層觀念基礎、內在精神依據，也是古代“絲路”實踐的觀念依據。今天，我們弘揚絲路精神，需要認真挖掘、深入闡釋這種“大通”觀念，並讓這種古老的智慧在今天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助力今日的一帶一路的創造性實踐。
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研究員：敦煌研究院將不遺餘力地弘揚敦煌文化，與世界上更多的學術機構進行合作，共同研究和保護敦煌石窟以及各地的文化遺産。在新的形勢下，研究院把目光投入到“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2017年已經與吉爾吉斯坦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利用敦煌研究院擁有的保護科技與當地機構合作進行該地文化遺産的保護工作。敦煌精神，就是交融與合作的精神。今天就是要發揚這種精神，為重振“絲綢之路”的繁榮貢獻力量。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原副校長李焯芬教授：回顧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其文化藝術傳播的歷史進程，“一帶一路”正是以經濟貿易為主導，同時帶動了宗教、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傳播。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范鵬教授：從思想性的角度開發敦煌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並初步提出“大盛融通之道”是敦煌哲學的基本思想內涵。他認為敦煌哲學的研究有助於深度開發敦煌文化資源，構築人類命運共識體，更好地服務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從文化上助推“一帶一路”的建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許濤研究員：“絲綢之路”為遠離海洋的中亞地區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而且還有對本地區各民族發展至關重要的精神資源，其中最重要的是與世界的關係和對世界的認知。這對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覺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分和過程。
上海視覺藝術學院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劉傳銘教授：對敦煌的文本考量、圖像解讀、文化關注、科技探索不僅要繼續深化各學科對這一個案的研究，更要關注其作為東西方文化雙向行走和傳播的樞紐作用及深層關係。綜合的、跨學科的、跨地域的、跨文化的新視野、新思路是敦煌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保加利亞索非亞市副市長托多爾·喬巴諾夫博士：在二十一世紀發掘和保存文化遺産是保加利亞社會的一個主要問題。古代遺産已成為保加利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産。
美國斯坦福大學楊曉能教授：通過對8世紀至14世紀期間日本正倉院和韓國新安沉船的考古物證的梳理，研究“絲綢之路”東端地區從皇室到民間的物質文化和藝術生活，將其與敦煌壁畫及國內出土文物的比較研究，再次印證了中華文化藝術的傳播和對日韓文化的影響。
斯洛伐克視覺藝術聯盟主席、斯洛伐克文化多樣性聯合會主席、斯洛伐克政府文化理事會成員帕沃爾·科勒爾：通過國際藝術協會活動實例，分析了歐洲22個國家視覺藝術家的情況，並探討了公眾對藝術和藝術家的認知以及斯洛伐克的文化發展戰略。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鄭長鈴研究員：“一帶一路”文化藝術的研究可以有兩個維度：一是中外的交流融合研究，不僅關注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研究，也要梳理外來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要內外並重；另一個維度則是“路絲”“海絲”的關聯研究，要將其放置在中華文化中心西北向東南移動的大格局中進行研究，也應該將其與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大動脈——京杭大運河結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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