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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一帶一路” 如何夯實基礎?

2018-02-01 10:40:12  來源:國際商報  編輯:許煬  責編:韓東林

  專家圓桌

  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高級合夥人、亞洲區聯席總裁戴璞(DenisDepoux)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合夥人、大中華區副總裁江浩安永大中華區電力及公用事業市場主管合夥人朱亞明戴德梁行北中國區研究部主管魏(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商務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佔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12%,比上年同期增加3.5個百分點。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對沿線國家的投資需要注意些什麼?如何讓投資更好地體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內涵?來聽聽專家的解讀。

  Q1: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額佔對外投資總額的12%,您認為未來這一比例還會增加嗎?

  戴璞:2017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佔國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體現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活力,此比例在2018年將繼續增長。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辦,會議進一步明確了該倡議的願景,這有助於提高外界對其的認識。同時,較早參與“一帶一路”相關項目的中國企業還提供了一些有益經驗。所有這些因素都將推動中國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當然,鋻於中國企業正處於全球化階段,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將會與其在發達國家的投資相平衡。

  江浩:經過近五年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由準備摸索期逐漸過渡到擴張發力期。2017年之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具有試點性、探索性,中國政府與企業在此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項目篩選、項目投資、風險管控與項目運營經驗。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成功舉辦標誌著“一帶一路”進入2.0階段,為此後三到五年“一帶一路”的發展奠定了穩固基礎與持續動力。我們判斷,2018年以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將進一步呈現參與主體擴大化、投資國家豐富化、項目領域多樣化、機制配套體系化的趨勢,這些將推動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總額與投資佔比持續增加。

  朱亞明:從國家政策引領看,黨的十九大強調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並將其內容寫入黨章,這一國家頂層政策對中國海外並購活動有引導作用。因此,企業在制定對外投資策略時一定會對此有所考慮。從2015年~2017年的數據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年均複合增長率要大大高於對外投資的增長率。同時,“一帶一路”建設才剛開始推進,未來潛力巨大。從行業看,目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仍注重於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項目,而金融、文化等領域還有待挖掘,以此促進資金融通,人心相通。從地區看,目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重點國家,其實“一帶一路”是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沿線國家,也包括周邊國家以及輻射地區,覆蓋面極廣。所以,我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應該還會擴大,但也要充分注意投資的風險,比如地緣風險,東道國對投資加強監管可能會增加中國企業投資的不確定性。

  魏東:2017年,國務院四部委發佈了境外投資指導意見,清晰地給出政府對中資企業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引:六類鼓勵開展的境外投資、五類限制的對外投資、五類禁止的對外投資。這其中,同“一帶一路”相關的投資列在鼓勵範圍之內。“一帶一路”倡議是由政府提出並重點推進的國家級發展項目,預計2018年政策的導向作用會愈加明顯,有海外佈局需求的企業將把投資重心放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這個大背景下,2018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佔比會進一步升高。

  Q2:示範項目對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會發揮積極作用。您認為什麼樣的項目更適合成為示範項目?

  戴璞:通過增強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與資源優化配置,“一帶一路”倡議旨在打造或強化一個大型經濟體,並以更加協同的方式在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進現代化生産。因此,為實現這一長期目標,示範性項目應側重於基礎設施的開發。新建道路、鐵路、港口,以及能源和寬頻等基礎設施將成為提高工業生産和商品流通的關鍵。由於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創造長期的積極外部效應,其投資資金很有可能將主要來自於公共投資,隨後吸引私人投資進入。此順序有利於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些投資也將保證“一帶一路”倡議是綠色且有益於可持續發展的。在此方面,國際合作可以通過提供環境友好型技術和社會創新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也將在該倡議的發展過程中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

  江浩:示範項目應是中國企業擅長且對被投資國傢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最好具有複製性,例如高鐵、港口、核電以及一些基建項目,應能為當地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2.0階段,境外合作園區的示範效果將進一步提升。中國擁有産業園區發展的豐富經驗,對發展中國傢具有借鑒意義。中國有能力也有需求進一步擴大發展境外合作園區。當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環境各異,投資領域多樣,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也會面臨諸多風險。如何在複雜環境中有效管理風險並取得長期的商業成功,是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關鍵問題。在此背景下,能夠針對不同類型國家制定有效的整體進入策略並深入貫徹、形成創新且可行的投資及運營模式、具有體系化打法與資源配套的代表項目更具有示範作用與參考意義。

  朱亞明:我認為示範項目不應拘泥于行業和地區,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上發揮長期作用,具備穩定性的項目,更能體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內涵的項目才可以成為示範項目。比如,一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屬於“互聯互通”,但如果它採用新的融資方式,可能涉及到“資金融通”,如果能體現文化的溝通,就可能産生“民心相通”的效果。這樣具有聯動效應的項目比較適合成為示範項目。另外,在金融領域合作方面,特別要注意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不能僅靠中國的資金,也不能僅靠政府的資金。一是要動員資本市場的力量,讓當地資本市場參與其中;二是多利用周邊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三是發揮中國經驗至關重要,比如中國國開行的開發性金融,不靠政府補貼保本微利注重長效的做法同時對商業資本起到引領作用,如果把這种經驗複製到“一帶一路”重點國家,應該會對這項事業起到推動作用;四是要努力探索發揮人民幣和本幣作用,在這方面加強合作是大勢所趨。

  魏東:“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到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體系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這給企業投資帶來不小的挑戰。示範項目的作用是通過該項目在規劃、建設、施工、運營和管理等方面的摸索,總結出可供複製的模式以供未來類似項目進行參考。示範項目需要投資額較高、重要性較強、帶來的影響較大、可為中國和所在國家帶來較高收益。境外合作園區是通過政府提供的貿易協議和激勵措施來吸引境外企業同本土企業之間的協同合作,並引導其形成新的經貿合作機遇。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立也標誌著政府所提供的基礎設施能使商業運作立即建立起來。這種激勵措施對商業佈局便利化和降低運營風險的效果非常顯著。因此,境外合作園區的示範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凸顯。

  Q3:在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産能合作方面中國企業應該注意些什麼?

  戴璞:“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風險包括:由於各國之間某些協議、部分項目缺乏經濟可行性;資源配置方面由於欠缺協調性導致一部分産能過剩;技術原因和公眾接受度等導致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因原因複雜而發展遲緩;由於中國和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能力差距等因素,某些項目的當地政府在基礎設施和生産力發展的決策、融資、建設和實施方面的參與度較低。可以借助一些機構性監督的系統性合作框架,來規避這些風險。同時,一些第三方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生産力發展方面擁有技術、專業知識和經驗優勢,引入與第三方國家的合作可助力中國國有和民營企業的“一帶一路”相關努力獲得成功。

  江浩:在市場層面,各國與不同行業的發展與基礎不盡相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意願和力度也不同,因此需要有差異化的整體投資策略。建議企業採取“戰略重點、伺機進入、長期培育、審慎觀察”四大戰略,並相應制定商業計劃與資源配套。

  在自身層面,能夠客觀判斷企業自身優勢與短板比正確判斷市場更具挑戰。對於企業自身優勢及短板的了解是實現合作協同的基礎,特別是在複雜的跨國産能合作領域,有效判斷産能合作雙方的協同潛力是實現他人所長為我所用與長遠成功的關鍵。

  在保障層面,企業需注意在金融、諮詢、法務、人力,以及上下游等方面培養有實力的長期合作夥伴。“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産能合作並非單個企業的獨角戲,而是對以企業為核心的整體體系的考驗,特別是在之後的擴張發力期,企業對於體系合作夥伴的培育將愈發重要。

  朱亞明:首先,産能合作一定是要利用中國的優勢産能,而不是落後産能,當然,優勢産能不一定是最貴、最先進的。同時,必須要因地制宜,這是保障項目能有長期效益的基礎。其次,必須以市場化運作為前提,注重評估,既要評估經濟效益也要評估社會效益,不做樣子工程,這也是“一帶一路”建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最後,針對不同國家的優勢要區別對待,進行調整,因地制宜,切實為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魏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含大量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基礎設施薄弱,嚴重阻礙了其經濟發展以及同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因此“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仍會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促進“互聯互通”,提升區域産業貿易合作。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目前仍處於較低水準,因此,大力發展境外經貿合作區以促進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往來,深化經貿合作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隨著中國産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中國勞動密集型産業有望依次轉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及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産業升級和工業化水準的提升。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文化、經濟、宗教、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健全度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投資者在與不同國家進行産能合作的過程中需考察其投資規模,對市場風險的承受度、投資偏好、投資優勢、投資策略以及投資目的地的具體市場情況等進行前期調查,以最大限度規避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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