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七月六日,趙梓森院士在家中講述自己的經歷。(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張朋攝)
打開手機,QQ和微信的消息不停閃現。
打開電腦,五花八門的頁面瞬間彈出……
這一切,都離不開網絡。
這一切,不得不提到一個老人。
40多年前,他用一根玻璃絲,將圖像信號傳送到黑白電視機上。
40多年後,中國的光纖通信,已經佔領世界一半的市場。
他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梓森,這位“中國光纖之父”,已經86歲高齡。
一輩子和光纖打交道,他就像“一束光”,讓城市更有活力。
童年印象
“科技不如人,就會被動挨打”
個子不高,白髮蒼蒼,走路有些顫顫巍巍。
7月6日上午,湖北省郵科院宿舍區,湖北日報全媒記者眼前的趙院士,和社區裏的老爺爺,並無二致。
拿起U盤,插進電視,圖文並茂的PPT課件,在螢幕上顯示出來。“這是你前幾天傳來的採訪提綱。”趙梓森坐在木質茶几上,指著課件的第一頁説。
課件第四頁裏,“亡國奴的滋味”這幾個字,他特意放大了字號。“當亡國奴的滋味不好受啊!”指著頁面裏的兩張圖片,趙梓森提高了音調。
趙梓森1932年出生於上海盧灣區一個小型製衣作坊家庭。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趙梓森一家人輾轉搬到英租界,母親平時做點縫縫補補的活補貼家用。
一天,在街上看到兩個日本兵拿了商販幾個雞蛋不給錢,趙梓森的一位親戚使了個招,讓那兩個日本兵彎腰撿東西,導致雞蛋碎在他們口袋裏。
回到營地後回過味來,兩個日本兵惱羞成怒。回來幾腳就把趙梓森的母親和親戚踹倒在地,強迫他們跪在馬路上。
趙梓森的母親羞憤不已,回家進廚房拿起一把菜刀,準備出去跟日本兵拼命。結果被親戚攔下,親戚説:“你還有小孩,不能衝動!”幸好當時日軍未看到這一幕,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那個時候我就在想,中國為啥打不贏日本,後來我知道是因為科學技術不如人家發達,就立志科技報國。”説到這裡,趙梓森摘下眼鏡,擦了擦眼角。
求學坎坷
“面對無興趣的工作,一定不會有成就”
從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從復旦大學到上海交通大學。
趙梓森的求學經歷,可以拍一部青春勵志劇。
1949年,新中國成立。高中畢業的趙梓森面臨人生的第一次抉擇——高考。“公立大學比私立大學便宜,當時我的三個姐姐都考進了私立大學,為了省錢,我報考了公立浙江大學農學院。”
讓趙梓森沒想到的是,進入農學院,他接觸的全是微積分、細胞學、生物學等課程。“我的性子急,記憶力有點差,看到那個細胞學、生物學、動物分類學,我覺得我將來一定學不好,所以我決定重考大學。”雖然重考大學還得花錢,但為了兒子的學業,趙梓森的母親還是同意了。
第二年,趙梓森考上了復旦大學。“我報的是物理系,結果因為成績沒達到,被錄到中文系,我就沒去。”從小喜歡擺弄電器的他,不想讀中文系。
沒去復旦大學,趙梓森來到上海大同大學,之後這所學校被合併到上海交通大學,趙梓森終於在上海交大學上了自己感興趣的電子學、電機學、通信學,成績也越來越好。“面對無興趣的工作,一定不會有成就。”説起這番話,趙梓森顯得很認真。
科研艱辛
“電視螢幕上出現圖像,部長驚呆了”
武漢郵電學校,一所中專,是武漢郵科院的前身。
1954年,趙梓森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這裡,當一名普通教師。
從教中專生到教研究生,學校也變成學院、研究所。
1973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趙梓森聽説美國在搞光纖通信。
玻璃絲還能用於通信?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人都不相信。“你們不相信,我就做個成品出來。”
郵科院的院子裏,趙梓森在廁所旁搭起個實驗室。
沒有現成設備,就用舊機床加工;沒有精密調準器,就用螺絲釘加橡皮泥拼接。
一次實驗,趙梓森不小心把四氯化硅液體噴進右眼,他右眼立刻又紅又腫,伴隨著劇痛。
由於氯氣釋放濃度太大,趙梓森暈倒在地。再次睜開眼睛時,他已經在送往醫院的車上。“當時到了醫院,醫生都愣住了。他們沒見過這樣的情況,不會治。”趙梓森説,“後來我跟醫生説,用蒸餾水沖洗眼睛,然後打吊針消炎就行。”
搗鼓出玻璃絲後,1977年5月,在“郵電部工業學大慶展覽會”上,他演示了用自行研製的光纖傳輸黑白電視信號。通過玻璃絲,圖像信號被傳送到電視機上,時任郵電部部長鐘夫翔“看呆了”。之後通過反復演示,光纖通信被破格列為國家級重點攻關項目。“當時問我‘要多少人’,我説‘多少人都不夠,我的目標是生産一千公里、一萬公里’。”趙梓森一邊説著,一邊用雙手比劃,一臉自信。
光谷記憶
“光谷之爭,武漢笑到了最後”
對光纖通信研製來説,爭取到政策和單位的支持,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
光纖、鐳射器、通信機,光纖通信的三個基本要素,趙梓森帶領團隊一個個進行攻關。
1977年3月,團隊成功拉制出了我國第一根實用型、短波長和階躍型石英光纖;1980年4月,團隊拉制出的長波長光纖,最終達到實際應用的要求。
1982年12月31日,中國光纖通信的第一個實用化系統——“八二工程”按期全線開通,並正式進入武漢市市話網,標誌著我國進入光纖數字化通信時代。
此後的10年時間裏,趙梓森和他的團隊將大容量高傳速的光纖通信線路,連通到祖國的大江南北。
讓光纖走向全國,單靠武漢郵科院和全國為數不多的幾家單位顯然是不夠的。趙梓森介紹,經過認真調研和艱苦談判,于1985年與荷蘭飛利浦公司達成協定,合作建立中外合作公司——長飛公司。如今,長飛公司已經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型上市公司。
隨著光纖通信産業在武漢飛速發展,一個更大的構想在這座城市醞釀,建中國光谷。“光谷的概念不是我先提出來的,而是華科大的黃德修教授。1998年,他就提出中國應該有個光谷。”趙梓森説,之後國家決定建光谷,但建在哪還沒定論,“武漢説在武漢,廣州説在廣州,上海説在上海,吉林説在長春。結果,武漢笑到了最後。”
經過趙梓森等院士專家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不懈努力,2001年,中國光電子産業基地落戶武漢,“武漢·中國光谷”正式誕生。
40多年前,從一根光纖出發。如今,“一束光”已成為“一座城”,這座“城”裏,光電子、鐳射、中小顯示面板、記憶體晶片等産業,開始在全球産業體系中並跑甚至領跑。
未來可期
“看到中國使用自己的光纖通信,最欣慰”
早起午睡、出門遛彎、在家裏查閱資料,如今,這是趙梓森院士一天的生活內容。
儘管已經退休十幾年,趙梓森依舊關注著光纖發展動態。
“你看,這是我們之前研究的通信機。現在,一 根 光 纖 , 我 們 可 以 傳 送 100TB(1TB=1024G)的信息量,相當於可以把現有的寬頻容量,提升100倍。”趙梓森指著PPT課件裏的一張圖片説。
從40多年前的8兆(1G=1024兆)容量,到如今的100TB,趙梓森也深切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異。
“中國現在的光纖,已佔世界光纖市場的半壁江山。接下來,我們要使用新材料,做更高水準的光纖,繼續在世界領跑。”趙梓森説,“我現在感到最欣慰的,就是看到中國用上自己的光纖通信。”
“日本侵華,我感受到當亡國奴的屈辱;國民黨當政時期,腐敗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新中國成立後,我才看到了發展的希望。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光纖産業迎來大發展。可以説,沒有改革開放,我的構想都無法實現。老百姓生活好了,科技發展好了,國家才會更好。”鏡片背後,趙梓森雙眼放光。(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王際凱 實習生 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