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

　　核心要點：

　　■ 紅軍長征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於實現了戰略轉移、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更重要的是，經過長征的艱苦探索，中國共産黨形成了自己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正如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 紅軍長征，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繫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沿陣地聯繫在一起，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壯大人民革命力量，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開闢了光明前景。

　　■ 長征精神，生動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的革命風範，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長征精神突破了時代和國度的界限，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經過一代代人的接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時，我們要清醒看到，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前進道路上還有許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許多新的“大渡河”“臘子口”需要征服。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勝利進行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長征是人民軍隊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也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長征的勝利，極大地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捩點。經過80年的歲月洗禮，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地位更加凸顯，對中國共産黨、人民軍隊和中華民族的意義更加深遠。

　　一、進行軍事上的戰略大轉移，實現開闢中國革命新局面的歷史性轉折

　　長征是在黨內“左”傾路線佔統治地位，實行錯誤的軍事方針，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危局的緊急關頭被迫作出的抉擇。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50萬重兵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人，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先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企圖禦敵于蘇區之外；繼而轉為保守主義，與敵人進行陣地防禦戰，使紅軍損失慘重，根據地不斷縮小，最後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1934年7月，為策應中央紅軍反“圍剿”鬥爭，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進行西征，併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拉開了長征的序幕。10月，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11月，紅二十五軍也因不能打破敵人“圍剿”，撤出鄂豫皖蘇區，進行戰略轉移。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和川陜蘇區黨政機關撤離蘇區開始長征。同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由於敵人重兵壓迫，也根據紅軍總部指示，撤離湘鄂川黔蘇區向西轉移。由此，南方紅軍各部分別開始長征，戰略轉移由局部發展為全局。由於敵人重兵“追剿”，中央紅軍原計劃在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並在貴州創建新蘇區的戰略意圖均未能實現。弱小的紅軍只能向經濟、交通都比較落後，國民黨統治也相對薄弱的中國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轉移。這樣，紅軍的戰略轉移便發展為萬里長征。各部紅軍轉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會師，並由局部會師發展為三大主力會師，終於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勝利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於西北。

　　紅軍這場驚心動魄的遠征，歷時之長，行程之遠，敵我力量之懸殊，自然環境之惡劣，在人類戰爭史上是罕見的。紅軍長征雖然付出了巨大犧牲，但避免了黨和紅軍覆亡的危險，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的影響，鍛鍊了黨的隊伍，使黨和紅軍由重壓下的戰略退卻成功轉變為開闢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偉大進軍，推動實現了中國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動向主動的歷史轉折。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就不會有人民軍隊後來的發展壯大，也不會有中國革命的重新興起和最終勝利，更不會有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長征，無可置疑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捩點。

　　二、形成中國革命成熟堅強的第一代領導核心，邁出走適合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決定性一步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仍為“左”傾教條主義所統治，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從而導致湘江戰役的失利，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至3萬餘人。而“左”傾錯誤領導人卻不顧嚴峻形勢，仍然堅持進軍湘西。當時，蔣介石已以20萬重兵在沿途重重設伏、張網以待。危急時刻，毛澤東同志建議紅軍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以避開敵人伏擊。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中央多數同志支持採納了毛澤東同志的建議。隨後，紅軍出其不意進軍貴州，取得節節勝利，把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甩在後面，爭取了主動。在挫折和勝利的反思中，黨和紅軍開始醞釀改變錯誤領導，以徹底扭轉被動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深刻批評了“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委託毛澤東協助軍事指揮。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重大問題的重要會議，標誌著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的領導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突破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達川西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擴大對我華北的侵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於紅軍北上抗日的變化。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決定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到靠近華北抗日前線的川陜甘地區落腳，以開創革命新局面，推動抗日救亡運動。但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向黨爭權，還企圖挾黨中央南下。為了黨和紅軍的前途，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黨中央毅然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于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陜北。此後，在全黨和紅軍官兵的堅決鬥爭下，張國燾被迫放棄南下錯誤方針，撤銷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黨中央同張國燾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鬥爭的勝利，捍衛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紅軍長征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於實現了戰略轉移、建立了新的根據地，更重要的是，經過長征的艱苦探索，中國共産黨形成了自己堅強成熟的領導核心。正如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産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邁出走適合中國國情革命道路的決定性一步，為最終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奠定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堅實基礎

　　長征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任務的情況下發生的。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後，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華北地區。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自“九一八”事變始，中國共産黨就以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己任，一再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黨中央就開始籌劃進行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準備。8月，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呼籲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而奮鬥；倡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並表示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産黨願意作為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號召“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不論他們的黨派、信仰、性別、職業、年齡有如何的不同，都應該聯合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國民黨而血戰！”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在全國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興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和軍事戰略方針。會議提出，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會後，黨中央開始與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聯繫，率先在西北達成了停止內戰協定。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勝利會師，完成了參加抗戰的戰略集結。全面抗戰爆發後，在黨的領導下，作為紅軍繼承者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奔赴抗日前線，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

　　紅軍長征，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緊密聯繫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沿陣地聯繫在一起，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壯大人民革命力量，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開闢了光明前景。

　　四、鑄就彪炳韆鞦的長征精神，樹立永恒的人類精神豐碑

　　紅軍長征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間奇跡，而且譜寫了豪情萬丈的精神史詩。長征精神，生動反映了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的革命風範，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長征精神突破了時代和國度的界限，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在漫漫征途中，紅軍將士衝破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與敵人進行了600余次重要戰役戰鬥，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但始終打不倒、壓不垮，表現出了壓倒一切敵人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面對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紅軍將士用頑強意志征服人類生存極限，先後跨越近百條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表現出了披荊斬棘、一往無前的雄心壯志。面對長期缺糧缺衣缺藥的極端艱難困苦條件，紅軍將士寧肯自己挨餓也要把乾糧讓給同志，寧肯自己犧牲也要搶救戰友生命，表現出了團結友愛的風貌和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長征鑄就的革命精神，已深入中華民族的靈魂，成為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艱苦奮鬥、攻堅克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動力。

　　長征精神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都産生了深遠影響。在中國人民心中，長征成了為國家獨立、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代名詞。長征不僅激勵了中國人，也吸引和打動了外國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將長征譽為“震驚世界的行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直到今天，長征精神依然震撼、凈化著人們的靈魂，許多人自發踏上紅軍當年的長征之路，體驗長征精神的巨大魅力。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經過一代代人的接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時，我們要清醒看到，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前進道路上還有許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許多新的“大渡河”“臘子口”需要征服。我們要始終高擎長征精神的火炬，堅定信念，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紮實工作，不斷奪取新的偉大鬥爭勝利，把革命先輩開創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書寫強國強軍的時代篇章。

　　（作者：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紀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