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高考，為社會最底層打開一扇門

　　又到一年高考時。自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對普通中國人來説，再也沒有一場考試比高考更能影響命運的了。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高考生而言，能否考上大學與將來“穿草鞋”還是“穿皮鞋”畫等號；至於上世紀90年代的高考生，在市場大潮衝擊下， 高考對個人命運的影響更加多元化，伴隨的是大學收費和自主擇業；如今，高考已經從能否上大學的競爭變成能否考上名校的競爭，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選擇了出國留學。高考見證著社會變遷，也在一代代人心裏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

　　35年的風風雨雨，已經將當年高考的記憶沖刷殆盡，但考完最後一場的感受至今刻骨銘心：疲憊！

　　同學們紛紛離開教室，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感到所有的氣力已經用盡，心中空了，眼裏空了，身體空空如也，一切都陷於空無，甚至連轉動一下眼珠的力量都沒有了。對於18歲的人生，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這種體驗並非毫無來由，它算是對高中拼命苦讀的人生小結。

　　苦讀本身算不了什麼，當我們一行6個山裏娃，用木棍挑著行李，在路人們驚訝的目光裏，汗流浹背地走進縣城，步入青州一中的校門時，心中早已經下定了決心：決不再回到大山裏去！

　　首要的問題不在於決心，而在於給養。當時包産到戶雖已實行，籠罩在鄉村上空的饑餓的陰霾尚未散去。因為吃不起學校食堂的饅頭，農村的同學只能從家裏自帶乾糧和鹹菜。每次背來的煎餅數量有限，得數著吃，即使發黴了，也不能扔掉，否則一定餓肚子。食堂裏有菜，一毛錢一份，那是令人饞涎欲滴的奢侈品。沒有油水的肚子，食量特別大，有時吃超了，還沒有熬到下一次回家，就要斷糧。有一位姓馬的同學，因為斷炊，又不好意思開口借，在午飯時便出去拔山蔥充饑，不小心從岩石摔下，將胳臂摔斷，成了“郭建光”。

　　我們每月回山裏背一次煎餅，坐不起汽車，又沒有自行車，只好步行70多裏山路回家，一般需要六七個小時，最怕的是碰上雨雪。一次剛出校門就開始下雪，我和同村的另一位同學，在雪山上摸爬滾打了11個小時，深夜12點才到了村頭，望見自家窗戶裏煤油燈發出溫馨的光芒時，終於松了一口氣，兩人也實在撐不住了，坐在雪地裏稍事休息，竟然睡著了。在冷顫中甦醒後，才爬起來去叩打大門，半夜出現的雪人讓母親大吃一驚！

　　崎嶇的山路上有時也充滿樂趣。我們邊走路邊背誦歷史、地理，互相問答，將那些人名、地名和事件背得滾瓜爛熟。可是，一位姓李的同學卻總是背不下來，過於緊張的學習使他神經衰弱，夜不能眠。他是我們6人中家庭最為困難的一個，母親去世了，他從小沒有穿過襪子，冬天裏的腳總是凍得通紅。

　　我們如此拼命，因為心裏有夢：通過高考的大門，轉為城市戶口，擺脫饑餓人生，吃上白麵饅頭。那時候的城鄉差距，用梁漱溟先生的話，是九天九地之上和九天九地之下。感謝1981年夏天的那場高考，使得我們6人中的5個人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我還榮幸地獲得全班第一的好成績。這個成績一度令我鼓起了報北大的勇氣，並看好了古典文獻專業，可這個念頭最終在家人的反對中打消，我最終報考了本省大學。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過於保守的決定，我的分數進北大綽綽有餘。不過，由於饑餓給人留下的印象過於強烈，“考戶口”的動機已經壓倒了一切，犯一點保守主義錯誤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世紀80年代的高考，為社會最底層社會打開了一扇大門，經過這扇門，那群從山裏走出的孩子最終成了局長、院長、老總、教授等。可是，眼下的鄉村，考到重點大學的學生日益減少，有的農民還感嘆：農民的兒子上了大學，還是當農民，我也在鄉下看到過這樣的實例。有時難免回憶起當年的高考。與今天的高考相比，它顯得純樸、簡單、乾淨，沒有那麼多的加分等。兒子高考時，我突然發現，在兒子那所不錯的學校裏，如果沒有各種名目的加分，單靠裸分已經很難考入北大清華了。（趙法生/生於60年代，1981年參加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