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瑞義：從倫理價值角度解讀偉大長征精神

　　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時強調指出：“革命理想高於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決一死戰、剋敵制勝，這些都是長征精神的內涵，要繼承和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 80年前的紅軍長征，不僅創造了人類歷史和戰爭史上的奇跡，而且形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今天，當我們重溫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繼承和弘揚偉大長征精神時，不僅感到無比的激動和震撼，也為其中所蘊含的倫理價值取向所折服。

　　一、堅定的信仰折射出對人類終極命運的倫理關懷

　　人類需要信仰，是由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物所具有的追求智慧的本性決定的。信仰作為人類精神最深層的結構，體現了主體對人生的終極依據、意義和價值目標的追求與尋找，它在最深遠、最穩固的層次上影響和制約著人的意識活動、精神生活和行為取向。長征勝利表明：共産主義信仰和革命必勝的信念是紅軍長征戰勝困難、爭取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共産黨人的共産主義信仰、革命必勝的信念在那個各種主義橫行、崇尚軍閥武力的時代從何而來？為什麼具有這麼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呢？只有搞清楚了這個問題，我們才算真正的了解了長征，也才能更加堅定共産黨人心中永遠不滅的信仰。

　　共産黨人的信仰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它之所以受人尊崇，就在於它的科學性和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人類的終極命運一直是人們信仰的基石。人類的終極命運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消亡，自然科學家認為宇宙的最終命運決定著人類的最終命運。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任何事物都有其産生、發展、滅亡的過程，宇宙、人類也不例外。既然宇宙遲早都會毀滅，人類最終也一定要滅亡，我們為什麼還要做長遠打算？為什麼要犧牲現在而造福未來？活在當下，享受人生足矣！於是乎，實用主義大行其道，享樂主義充斥人間，利己主義橫行天下。反正要滅亡，何不更瘋狂，西方所崇尚的“我之後那怕洪水滔天”的利己哲學大行其道，馬克思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人類的終極命運，給人類提供了最為美麗的生活藍圖和幸福世界，給人以希望，給人以動力，帶給人的是滿滿的正能量。舊事物的滅亡必然預示著新事物的産生，馬克思的終極關懷理論不僅僅是當人類的末日來臨時，可以讓我們的精神有所慰藉，以便坦然面對無法避免的死亡，而是要求我們依據人的能動性，認識和改造世界，給人類提供更為廣闊的宇宙與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體現的“終極關懷”作用是積極的，它不斷為人類增添新的智慧和新的力量，使人類滿懷著信心和希望去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從而一次次地走向新的征程。

　　人類要獲得新生，必須不斷進步，必須創造出極大的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人類對美好社會與環境的嚮往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動力，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社會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人類才有可能避免終極滅亡。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馬克思提出了共産主義的社會理想與信仰。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我們描繪的共産主義理想社會正是為了匯集全人類世世代代的智慧和力量，為自身的持續生存與永續發展不斷開闢新的天地！

　　紅軍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徒，秉承了為人類而奮鬥的倫理追求，正是這種倫理意識與倫理關懷使紅軍戰士高舉理想的旗幟，把“全人類解放”作為畢生追求的最終目標。始終堅信自己的人生追求是高尚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即使是獻出自己的生命，那也是為人類自身的持續生存與永續發展而做出的犧牲，正是這種倫理關懷使他們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戰勝的困難，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也正是這種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鑄造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二、無私奉獻的集體主義精神彰顯重集體利益的倫理追求

　　長征，正如美國記者哈裏森所稱讚的那樣：長征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 [①]當我們考察參加長征的英雄群體時，我們不光看到的是他們的事跡，還有深藏在這些英雄事跡後面的倫理追求與價值取向。

　　長征中，紅軍之所以能夠擊退數十萬敵軍，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離不開全黨全軍的患難與共。在困難和危險時刻，紅軍各部隊將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為了全局，他們甘願作出局部的犧牲；為了戰友，可以奮不顧身、英勇獻身而無怨無悔。在長征的過程中部隊也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進行整編，不管是官是兵，他們都始終胸懷大局，始終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放在最首位，表現出堅強的黨性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

　　群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正是由於紅軍各部的團結協作、患難與共，才使得軍事實力相對弱小的紅軍有機會和勇氣戰勝軍事實力數倍于已的敵人的圍追堵截，也正是這種大無畏的團隊精神，使得紅軍將士不怕犧牲，為了集體甘願奉獻一切，才在一路上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完成長征的偉大壯舉。1934年11月，湘江之戰，最後時刻決定由紅34師留在原地“堅決阻止尾追之敵”，以掩護行動緩慢並且走了彎路的紅八軍團，同時擔任整個中央紅軍的後衛。紅34師在師長陳樹湘的帶領下，面對數十倍于己的敵人，死戰不退，與追擊的國民黨中央軍展開了殊死戰鬥，死守3天3夜，成功掩護中央軍委縱隊和主力紅軍順利渡江，而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由於敵人封鎖了湘江沿岸的各個渡口，紅34師失去了渡江的機會。師長陳樹湘不幸被捕，陳樹湘為保革命氣節，大義凜然，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自己的腸子，英勇犧牲，時年29歲。

　　1936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時，擔任後衛任務的紅五軍團第37團剛翻過雪山到達鎮口，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們原路返回鹽井坪，為會師部隊擔任警戒。該團沒有任何怨言，忍著饑餓、寒冷和疲勞，重翻夾金山，到達指定地點。可以説，整個長征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黨和紅軍時刻不忘患難與共、犧牲奉獻這一根本倫理。每到關係生死的關鍵時刻，紅軍將士總是發揚無私奉獻精神，他們捨己為人，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甘願不顧一切犧牲奉獻。長征的勝利，正是紅軍將士用團結戰鬥、患難與共的精神譜寫成的一首凱歌，是對崇高道德的追求和高尚人格的塑造，是團結互助精神的現實寫照，展現出革命黨人患難與共的高尚情懷。

　　三、崇高的個人品質反映個體人性的倫理構建

　　如果説對信仰的堅守是一種倫理精神的超越，那麼人性的光輝則是倫理構建的基礎。紅軍在長征中每一個人所散發出來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光輝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使得人性成為紅軍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利器。

　　長征中到處充滿了人性的關懷，兩萬五千里的艱苦行軍，沒有相互攙扶的精神，沒有相互慰藉的人性關懷，是不可能戰勝嚴酷的自然條件和嚴酷的生存境遇地。長征中由於生活條件艱苦，有的戰士打赤腳，餓肚子行軍，帶傷打仗，為了解決赤腳的問題，減少傷病，廣大指戰員發動會打草鞋的同志幫助不會打的同志打草鞋，許多黨員主動把自己打好的草鞋送給戰友，“艱難困苦，玉汝乃成”，越是在艱難的時候越能彰顯人性的可貴，一雙草鞋，在現在不算什麼，但那時卻是戰友的關愛和深厚的情誼，是使部隊減少傷亡，保持戰鬥力的基本條件，沒有鞋怎麼過雪山？沒有鞋怎麼急行軍？

　　長征中，儘管缺醫少藥，但部隊卻非常注意對病員和體弱者的關心，紅軍總政治部要求各部隊：對於沿途寄留的傷病員，必須派人去慰間，解決他們的困難，對痊癒歸隊的，替他們打草鞋，送衣服，沿途組織強健的收容隊。行軍中，戰士們充分發揮友愛精神，關心他人，為他人著想，發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為傷病員、體弱者背被包、背槍、燒洗腳水、打飯等，從各個方面助關心傷病員和體弱者，減少他們的疾苦，克服了掉隊落伍的現象。過雪山時，大家互相攙扶，以弱帶強，以大幫小，對走不動的扶著走，不能扶的抬著走走。翻山中，全體官兵團結一致，一個人掉隊大家幫忙，一人出事大家救，克服了重重困難，在團結友愛的情懷下征服了雪山。

　　長征中，棉衣和糧食缺乏，風餐露宿，大家共同取暖，許多人寧可自己挨餓，自己挨凍，把糧食和衣服留給最需要的人，沒有崇高的個人品質，沒有愛護他人、關心弱小、救助他人的人性關懷，是不可能在衣食匾乏，饑餓交加中走出困境的，正是這些人性的光芒，激勵著人、鼓舞著人，讓人奮進，同時在克服一切困難的過程中，這樣的倫理觀念又不斷得到強化、發散和昇華，變成一種具有集體性、超越性、悲壯性、相互感染、相互激勵的群體性精神信念，這種超越個體生命而融入大我的倫理道德，滋潤著每一個人的心田，大家把它視為應然，於是乎，樂觀主義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友愛互助的精神洋溢在整個革命隊伍之中。經過長征的每一個人，都會從切身的經驗中珍視這種人性倫理的神聖價值，那是他們用生命、鮮血和種種磨礪而驗證和換來的精神財富。

　　回望歷史，我們在緬懷先烈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征程中，除了學習偉大的長征精神，更應從中追溯其內在的精神動力，體會倫理的價值與人性的光芒。長征勝利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軍隊、一個政黨，只要具有對人類終極命運的倫理關懷，堅持群體性利益的倫理取向，注重個體人性的倫理構建就一定能産生無窮的力量，戰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歷史奇跡。這也是我們今天繼承和弘揚長征精神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①]哈裏森·索爾茲伯裏：《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