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開業專家談】亞投行: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
2016年1月16日,備受矚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業儀式在北京舉行。自2013年10月中國提出籌建亞投行倡議以來,已有57個國家簽署了政府間協議並成為亞投行初始成員國,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許多經濟體正在申請加入。作為首個由中國倡導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亞投行將致力於成為“專業、高效、廉潔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增添新力量”。
從功能定位上講,作為一家開發銀行的亞投行旨在推動亞洲區域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繁榮。這對於亞洲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以及整個亞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市場需求疲軟,以出口導向型模式為主導的亞洲經濟體普遍面臨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保增長與調結構的兩難問題成為制約亞洲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無疑是促使亞洲國家走出這一困境的切實途徑。從長遠來看,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和促進亞洲各國互聯互通,將加深區域內貨物貿易和産業分工水準,進而提升中長期發展潛力並刺激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
與歐洲和北美相比,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起步較晚且處於較低水準。冷戰後多邊進程受阻和停滯促使亞洲國家開始探索適合本地區合作的制度模式。近十餘年中,亞洲區域內貿易規模從1萬億美元擴大到3萬億美元,佔區內各國貿易總量的比例從30%升至50%。與此同時,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自貿區實現蓬勃發展。然而,亞洲卻尚未建立由主要地區貿易大國參加的、覆蓋整個地區的自貿區,更不用説從自貿區向共同市場和經濟共同體的深化合作。顯然,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亞洲迫切需要提升本地區的制度化合作水準,為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水準不僅決定著一國經濟發展效率,而且與地區一體化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就亞洲而言,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與巨大資金缺口二者間存在深刻矛盾,這嚴重制約著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與深化。2013年,習近平主席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其重要內容便是大力發展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可是,亞洲許多國家本國金融市場的融資能力嚴重不足。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銀行從功能上講並非是專門投資于基礎設施的金融機構,同時,其有限的融資貸款能力也無法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龐大需求。由此可見,對於解決亞洲基礎設施融資難而言,作為基礎設施開發性金融工具,亞投行的成立可謂恰逢其時、應運而生。通過改變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資金流動,亞投行將成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和深化一體化水準的長效機制。它顯然是打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融資瓶頸、提升亞洲發展需求的有益創舉。
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金融支撐,亞投行的未來投資方向將包括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同各國發展戰略相對接,支持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進國際産能合作,提高各國自主發展能力,促進産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以推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互聯互通投資為抓手,加強互聯網技術合作共享,打造金融與網絡融合的範本。這將實質性地推動亞洲各國加速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分享區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收益。顯然,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逐步推進以及亞投行的正式建立,以“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推動亞洲命運共同體建設將成為亞洲區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創新。而其最終目標則是建立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全球治理層面上看,亞投行的成立反映出新興經濟體嘗試修正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矛盾,進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謀求更大話語權的利益訴求。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特別是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這一體系已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需求。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便是新興經濟體和亞洲國家對改變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集體反應。作為首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籌建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亞投行75%的股權由亞洲區域內成員,主要是亞洲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持有。這無疑將提升這些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促進國際經濟合作的權利、機會與規則平等,形成對現有世界經濟金融治理體系和機制的有益補充。
就運行模式而言,亞投行將按照多邊開發銀行模式和原則運作。在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經驗和做法的同時,亞投行將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互為補充、並行不悖,憑藉自身優勢和特色致力於成為“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並將在未來國際經濟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亞投行的示範效應也將促進現有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的完善及國際金融秩序的變革。
儘管中國是亞投行最大股東,但亞投行的籌建以及未來的決策和管理運營都將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彰顯合作共贏、創新、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國際發展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中國同時也致力於成為這一體系的建設性貢獻者。中國提出籌建亞投行,便是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産品的建設性舉動。目前,中國國內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亞投行的未來建設無疑將考驗中國在多邊機構中的領導能力和治理水準。如何以亞投行為支點推進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以新一輪開放和對外投資全面帶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如何通過平衡國家利益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以本國發展帶動亞洲繁榮,在亞洲繁榮中實現國家利益,不僅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未來改革的成效,而且也將對擴大亞洲共同利益、促進亞洲命運共同體意識産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