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給德國暴力事件貼上“穆斯林”標簽

德國科隆，德國民眾抗議新年夜大規模性侵案

　　跨年夜，德國科隆中央車站附近發生了大規模的“穆斯林群體”襲擊婦女事件，約1000名年齡在18-35歲左右的青年男子分撥向周圍女性靠攏，搶劫財物並有性騷擾案件發生，當天晚上有一名女性被強姦。據科隆警察局局長阿爾博斯描述，這些男子“從相貌上看大約來自阿拉伯國家或者北非地區”。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諸多疑點尚未解開。然而，在案發第一時間，幾乎所有輿論都將批評的矛頭指向“穆斯林”群體。這種盲目而籠統的給案件“貼標簽”的行為是缺乏理性依據的——德國境內的穆斯林，傳統上是以土耳其穆斯林群體為主，有數百萬之眾，他們作為主要勞動來源，長期以來為德國經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且極少發生暴力事件；而此次案件與新近中東地區大量難民的涌入不無關聯。

　　二戰後，聯邦德國在戰爭造成巨大破壞、盟國方面的種種限制等諸多不利因素之下開始了重建進程。加之柏林墻阻擋了民主德國人口流入，使聯邦德國嚴重缺乏勞動力。在此背景下，德國和土耳其政府加強合作，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德國，成為德國勞動大軍的一支主力。國際石油危機（1973年）發生後，高漲的油價嚴重影響了德國經濟發展，但是土耳其移民大部分選擇留下，並把家屬也接到德國。因此，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數量不降反增。隨著在德國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土耳其人成長起來，數百萬穆斯林長期居留德國的局面就此形成。

　　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上，以土耳其穆斯林為主的德國傳統穆斯林群體積極謀求融入本土。1980年，德國第一個穆斯林社團“聯邦德國伊斯蘭理事會”建立，其主要宗旨就是協調德國穆斯林群體內部關係以及化解德國社會對穆斯林的錯誤認知。在組織層面上，德國境內的清真寺和土耳其有著諸多關聯，德國政府在1981年曾經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協定，規定德國境內的伊斯蘭傳教士必須經過土耳其宗教部門的審批，希望以此防止和遏制極端宗教思想在德國境內的蔓延。

　　雖然德國政府和民間機構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由於文化差異以及經濟地位限制，德國穆斯林群體生活水準較低，往往聚居在相對局限的區域之內。柏林的克魯茲堡就是德國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區，其中土耳其後裔佔據大多數，也因此被德國人成為“小伊斯坦布爾”。穆斯林通過這種方式尋求相互支持,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具體困難。德國境內的傳統穆斯林群體，雖然在文化上與歐洲仍存在較大差異，比如，1997年一名阿富汗裔女教師曾經因為學校禁止其佩戴頭巾而罷課，並引發德國國內廣泛關注和討論，但是極少發生大規模的暴力犯罪活動。

　　但是，隨著德國迎來了新的移民群體，其國內的犯罪活動數量大有上升趨勢。去年9月22日，主要來自敘利亞﹑阿富汗的1萬名難民到達克隆這座原本僅有5萬人口的邊境小城。對來自不被承認有避難權的國家的難民，立即遣返；留下的難民須經“容忍居留”程式，經過調查屬實確認避難理由充足，才能得到“國際難民署”統一的藍皮護照，開始擁有有長久居留權﹑工作權和出國旅行權。而尚無“容忍居留”的難民，只能暫時被安排集體居住。這些難民所屬宗教派別數量眾多，發生分歧以致爭吵乃至互相威脅恐嚇及鬥毆事件不斷。以至於德國政府只能拍軍警協助維護秩序。

　　筆者一位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的朋友談到，新的“穆斯林移民”，即敘利亞和北非的難民群體，來到德國後對於德國社會治安衝擊很大。尤其是此次事件發生地處於科隆市的中心車站附近，更是交通樞紐，也是各類閒散流動人員的聚居場所。

　　因此，對這1000多名嫌疑人，模糊定性為“穆斯林群體”未免有失偏頗。對於德國政府來説，應當考慮的恐怕是如何面臨日益嚴峻的“新穆斯林移民”所帶來的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挑戰，以“文明衝突論”的視角不加區分的譴責整個“穆斯林群體”，不僅抹殺了傳統穆斯林的長期努力，對現在新移民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解決有損無益。（王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