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彩禮按女孩學歷標價:中專10萬本科15萬

2016-02-24 09:10:27|來源：中國青年報|編輯：李邵鵬

　　原標題：市場的自由與束縛

　　婚慶鞭炮的硝煙慢慢散去，張湖夫婦回到屋裏沒有一絲睡意。兒子娶了媳婦，壓在心頭的一塊巨石被搬走了。但這個甘肅大山裏的家庭，因兒子的婚姻一夜返貧——為了支付結婚費用，家裏傾其所有，還欠下了15萬元的外債。

　　老張家境一般，15萬元光利息就要花掉他打工年收入的一半。年前他曾經和親家商量，彩禮能否分期付款。女方家長從嘴裏擠出一句話：“你以為買房呢。”無奈之下，張湖只得借錢給女方湊足彩禮。

　　張湖家所在的甘肅省慶陽市慶城縣佛殿灣村是當地出了名的窮山村。“太窮了，姑娘都不願嫁過來，越窮的地方，彩禮漲得越高。”張湖説，這幾年，村裏有男娃的家庭對飛漲的彩禮已經習以為常，誰家娶了媳婦，都會問一句，“多少錢買的”。

　　一個“買”字透出了“張湖們”的無奈，也折射出彩禮背後農村婚姻的冷峻現實。

　　搖出個“親愛的”

　　不願留在山裏的不只是佛殿灣村的姑娘。

　　19歲的小扣已經在北京闖蕩了4年，這位來自陜西綏德的姑娘最煩別人對她説：“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你找對象不愁了。”因為綏德的漢子再像傳説中那麼好，她也不中意。

　　小扣兒時的夥伴大多已經找到了婆家，幾乎沒有人嫁給本地的漢子。姑娘們都想走出大山，最理想的是能在西安買房子，再不濟也要去離綏德稍近的延安，而小扣希望能在北京安家。

　　小扣的媽媽擔心她整天在外闖蕩耽誤了結婚，但她一點都不著急。北京比綏德大多了，這裡可選擇的結婚對象也要多得多。在美容院做技師的小扣説，在北京，一切都是新鮮的，包括獲得愛情的方式。

　　“你知道微信有個搖一搖的功能嗎？”每次和老家的小夥伴微信聊天時，小扣都會給大家傳授這個社交軟體上的小功能。後來，她的一個閨蜜真的搖出個“親愛的”，在外打工的兩個同鄉，也都通過網戀結了婚。

　　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看來，市場經濟加速了年輕人的流動性，打工潮擴大了農村的婚姻圈子，確實讓一些年輕人獲得了更大的選擇自由，但也給愛情與婚姻帶來了更濃重的市場氣息。

　　在河南中部的呂樓村村民眼中，一些先富起來的人家在選擇媳婦上，有更多的可能性。

　　村裏的呂軍東早年在寧波回收二手電瓶，“開始幾年的生意，好得只記得數錢了”。他蓋起了呂樓村的第一棟樓房，院子裏舖上了水泥磚，院墻上的琉璃瓦閃閃發光。

　　這幾年，呂軍東都是開著轎車從寧波回家過年，“一到年關就有接不完的電話。”他用抱怨的語氣笑著説，“都是給兒子説媒的。”

　　剛進臘月，呂軍東的兒子就開著轎車穿梭在鄉間小路上，去見那些精心打扮後等待他來相親的女孩兒。“最頻繁的時候，一天看了5個。”呂軍東説。

　　除了像呂軍東一樣“收電瓶的”，在呂樓村所在的何店鄉，那些早年外出“搞瀝青的”“賣藥的”，都成了村裏“最先富起來的人”。

　　年輕人大規模外出，成就了一批“富人”，也改變了年輕人的交往方式。以往，村裏年輕人之間的交流範圍大多囿于鎮上的學校、集市、廟會等為數不多的公共場所。每逢趕集，經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在街上尋找“緣分”。“有時看上哪個姑娘，在大街上不好意思開口，只能一直跟到人家村裏，再找人來説媒。”呂樓村一個結婚不久的男青年説。

　　現在，每逢年關，返鄉的年輕人也會到集市上去“湊熱鬧”。但更多時候，他們都坐在家裏的暖爐旁，手指在手機螢幕上上下滑動，頻繁地刷著“附近的人”，或者跟千里之外的網友聊天。村裏有幾個男青年，不用父母操心，就帶回了“在QQ上聊來的媳婦”，而這種異地“自談”的戀愛，不僅會讓雙方家庭談判更加簡單，也會大大降低彩禮的價格。

　　手機與互聯網的普及打開了封閉已久的農村，旺盛的社交需求，以及對浪漫的天然嚮往，隨著交往圈子的擴大逐漸釋放，農村青年對婚姻對象的選擇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自由。

　　在呂樓村，呂軍東這一代人和他的父輩們，幾乎都是在本鄉內通婚，“過年走親戚，騎上半小時的自行車就到了娘家”。而現在，村裏來自外鄉、外縣，甚至是操著外省口音的媳婦越來越多。這些外地媳婦本來和呂樓村的青年一樣，都是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的，他們在城市相遇，然後戀愛結婚。這些變化在呂樓村老輩人那裏是難以想像的。

　　婚姻圈擴大了，婚姻市場甚至延伸到國門之外，人們可以在更大的空間、更自由地選擇結婚對象。只是，剛剛打開的農村社會，似乎還沒有適應這洶湧的市場浪潮。

　　在貴州，學者劉燕舞調研的3個自然村裏，當年選擇和跨市、跨省女性結婚的佔了一半左右。但是這些外地女性的婚姻極不穩定，3個自然村中，共有9個外來媳婦，最後“跑”了6個。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場，留下的卻是一條條“光棍”和一個個單親兒童。

　　飛漲的彩禮

　　“萬紫千紅，一動不動”……這些彩禮口訣對甘肅慶陽偏遠山區的農民來説，就像隴東的大山一樣難以翻越。

　　萬紫，一萬張五元的人民幣疊在一起；千紅，意味著一千張100元人民幣，一動，是一輛小轎車；不動，自然是房産。

　　在張湖所在的佛殿灣村，飛漲的彩禮讓當下農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層買賣的意味。佛殿灣村，離慶陽有幾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溝深，從市區到村裏需要倒3趟車，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環繞著隴東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懸崖，張湖家至今還住在一口破窯洞裏。

　　在這個貧窮的村莊，村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借錢付彩禮，親朋好友也大都會支持一下。畢竟誰都説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結婚需要錢。

　　張湖家的二兒子正在讀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學，也面臨著娶媳婦的問題。張湖希望兒子能考上大學，他已經難以再承受一次彩禮的折騰了。

　　近幾年，慶陽農村的“天價彩禮”，進入了增長的快車道，從2004年的不到1萬元，快速跑進了2015年的15萬元。

　　彩禮不僅是西北老張一家難以逾越的黃土高坡，劉燕舞等學者發現，越是經濟條件不好的地區，近年彩禮漲得就越厲害，“供求決定價格，愛情少了含情脈脈，赤裸裸地遵循市場規律”。

　　河南東部一個村莊的媒婆鄧孟興説，這幾年，在一女難求的背景下，他屢屢被坐上火箭的彩禮嚇到。很多女方父母一開口就是六萬六、八萬八等吉利數字，這還只是彩禮，不包括買房、買車、酒席的費用。

　　房子正成為農村結婚費用中一個最大頭的支出，女方已經不滿足男方家裏在農村蓋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縣城買房，再不濟也得在鎮上買房。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近一兩年來回鄉都有一個明顯的感受，就是縣城裏的房價漲得厲害。

　　以鄂中一個經濟欠發達的縣城為例，現房的價格已經在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漢郊區的房價也不過如此。據該縣縣城一家房地産仲介的老闆介紹説，鄉鎮年輕人的婚房是抬高縣城房間的主導因素。

　　事實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區的農村，男方給女方的彩禮也就是俗稱的“三金三銀”，金、銀項鍊、耳環、手鐲各一套。而現在，往往禮金就6萬~10萬起步，不少家庭都會為兒子的婚事負債纍纍。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劉銳的鄰居小劉家已蓋上二層樓房，可他母親還想著再買輛車。閒聊時劉銳問道，你們平時也用不著開車，買來做什麼呢？鄰居的母親回答，“媒人要看呀!你看，買車的人都找到了媳婦。”劉銳發現，這個村60多戶已有10輛私家車，除了過年期間偶爾開一下，平時就擱在院子裏睡大覺。

　　劉燕舞曾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彩禮變化進行過梳理。上世紀7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結婚對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説算不上是負擔。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婚姻消費開始上漲，數額相當於一個農村勞動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説，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需要勞動三四年才能結得起婚。

　　從2000年開始，婚姻消費可謂飛漲，彩禮數額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4~7年才能負擔得起。如果考慮建房等硬性條件的消費支出的話，那麼將意味著一個勞動力需要勞作11～16年才能負擔得起。“這還是幾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現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清。”劉燕舞説。

　　2015年3月，一位來自甘肅省涇川縣的網友給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在網絡上留言説，結婚的彩禮太高，動輒二三十萬元，農村的年輕人感到壓力巨大，省裏的領導能不能管管。

　　幾天后，中共涇川縣委辦公室在網絡上給小夥子回了信，而從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農村彩禮高漲的事實和部分原因。

　　這封回信説，涇川縣各鄉鎮、各村之間彩禮有所差別，總體彩禮在13萬至20萬之間。造成農村彩禮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村婚齡男女比例失調。根據統計，涇川縣婚齡男女青年比例為1.86：1，鄉鎮也普通存在著婚齡青年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

　　事實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禮問題。2015年6月，慶陽市政府出臺了《關於倡導婚俗新風加強農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見》，想要將杜絕“天價彩禮”、拒絕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禁止媒人借婚介斂財等內容納入村規民約之中，印發全體村民家庭執行。

　　“根本到不了我們村，這樣簡單就能改變老風俗？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當張湖聽了市裏有這樣一個文件後説。

　　西安交通大學的姜全保博士曾經對全國百村的光棍情況進行過調查，在他看來，彩禮飛漲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説，性別失衡對婚姻産生的最大影響就是結婚成本急劇上升。當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數量更多的男人中間，就會使男人形成競爭，男人為了增加結婚機會，就必須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

　　“婚姻也是個市場，條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著在婚姻市場處於劣勢，議價能力較弱。”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賀雪峰教授説，“為了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中獲勝，只能提高彩禮的數額。”

　　河南的一個村莊，一年娶了40多個媳婦，遠遠多於周邊村莊。原因是提高了彩禮價格，周圍村莊都給10萬元，這個村給12萬元。周圍村莊的人抱怨歸抱怨，但也只得跟著把彩禮抬高。

　　“那些處在劣勢的男方家庭提高了彩禮數額，産生示範效應，其他人也相應提高彩禮數額，進而使彩禮平均水準上升。”賀雪峰説，“其他處於劣勢的男方家庭要高於平均水準才能在競爭中獲勝，從而形成一個平均彩禮水準不斷上升的惡性循環。”

　　被銷蝕的浪漫

　　34歲的葉虎終於把自己從小葉熬成了老葉，不變的是依然打著光棍。葉虎雖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卻喜歡看小説，尤其喜歡五四時期的愛情小説，即便在浙江打工，空閒時也是一個人安靜地在宿舍裏看書，大夥兒對他的評價是，“這孩子太文藝”。

　　每年春節回家，小葉跟別人聊天的話題，除了小説，還有時下熱門的國內外大事，跟村子裏的男青年一起交流，顯得鶴立雞群。閒書讀得多，長得也還俊秀，葉虎的眼界也抬得很高，處了好幾個對象都不了了之。30歲前,他堅信書中愛情的美好結局，不肯降低身段。

　　然而，葉虎家境不富裕，條件好的姑娘對這個“窮浪漫”的男青年並不熱衷。眼瞅著兒子成了剩男，母親終日以淚洗面，四處向人哭訴。可四鄰八鄉中，葉家兒子的另類出了名，很少有人願意幫忙做媒。

　　最新消息説，現在小葉低頭了。即便是媒婆推薦的有小孩的離異女性，他也願意去見面。

　　在劉燕舞看來，由於經濟分化的加劇以及農村內部人員構成的異質性，使得經濟因素越來越成為決定婚姻成敗的關鍵因素，浪漫終究只得敗下陣來。

　　在北京打工的陜西綏德姑娘小扣既想追求自己所夢想的浪漫愛情，又不得不面對赤裸裸的現實。小扣的姐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姐姐中意的是自己的初中同學，但媽媽説，那個男孩家比自己家還窮，人又老實，可以預見的未來就是兩人打工，靠微薄收入支撐生活。每次説起這些，媽媽都會邊掉眼淚邊説，自己已經一輩子這樣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還住在山裏。

　　在媽媽的安排下，見過幾次面後，小扣的姐姐嫁給了一個家裏在延安有房子的男青年。但婚後3個月，小扣的姐姐就從婆家離家出走了，並留下了“死也不回去”的狠話。男方家裏派了龐大的隊伍上小扣家要回了彩禮。

　　姐姐的前車之鑒並沒有改變媽媽的態度。媽媽依然堅持，愛情與浪漫不能當飯吃，如果小扣要結婚，男方必須在城裏有房，而且支付的彩禮也必須隨行就市。另外，小扣的哥哥還沒有成親，在媽媽看來，小扣必須承擔起為哥哥攢彩禮錢的任務。媽媽説了，現在全家人的努力就是為了哥哥娶媳婦。

　　小扣也明白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怪圈，哥哥結婚，全家人都必須為了沉重的彩禮貢獻力量，小扣深知一份彩禮對男方家庭的重壓。可輪到她自己結婚時，娘家註定不會在彩禮上鬆口了，男方的家庭也得為了彩禮殫精竭慮，説不定男方的姐妹也如她一樣正在辛苦地掙著彩禮。

　　小扣理想中的婚姻，是有一個有事業心的男孩和她一起在北京奮鬥，哪怕住地下室。但這顯然與媽媽的期待不符。

　　農村婚姻市場的擴大，“供求”關係的緊張，同時催生了婚姻仲介行業，讓曾經只是“撮合好事”的媒婆變得職業化起來。

　　不少農村附近的集鎮都辦起了婚姻介紹所。但不同於城裏的婚介所，在農村媒婆手裏的未婚名單中，男女青年都因為不同的條件被標上不同的價格，媒婆給撮合的時候，男女青年就像在市場上被交易一般。

　　在河南中部的呂樓村，“婚姻”二字的價值不僅由不斷飛漲的彩禮支撐，而且女孩也依照相貌、學歷的不同，而被標上了不同的價格。在呂樓村的“婚姻市場”，如果按女方的學歷來定價的話，通常的“價格”是：本科15萬元，大專12萬元，中專10萬元。理由是，為供女兒上學借了那麼多債，結婚時必須得到補償。

　　50歲出頭的呂文生剛剛為兒子湊齊了女方需要的彩禮，準兒媳雖不是大專生，但自己兒子年齡大了，他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餘地，只能默默比照著承受12萬元的價碼。

　　在山西呂梁，因為當地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男性很難在當地找到結婚對象。而臨近的運城市部分農村，因為早年計劃生育執行比較嚴，造成獨女戶比較多，再加上運城經濟條件較好，呂梁一些地方出現專門介紹男性入贅到運城的男性媒婆。儘管是入贅，一場成功的婚事仍然要支付給媒婆5000元，幾乎相當於當地一個人大半年的收入。

　　買來的跨國新娘

　　在河南的呂樓村，呂文生傾其所有，用10多萬元的彩禮，最終搞定了兒子的婚事。但村裏，有的人家，就是砸鍋賣鐵，也湊不出如此高昂的彩禮。為了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一種大家心照不宣的模式悄悄地蔓延開來:從國外買個媳婦回來，這是他們避免成為“光棍”的最後方式。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鄉間的小路上會閃現著一些與北方人身形完全不同的身影。不僅呂樓村有，不少北方的村莊都有。

　　這些眼窩深陷、膚色黝黑的女人與村子裏的一切都顯得格格不入，沒有人關心她們具體來自哪，也沒有人聽得懂她們説的話，事實上，她們甚至沒有名字。村民們談論最多的，是她們的價格，兩萬元一個，“便宜得很”。

　　她們的家鄉或是在緬甸，或是在越南、柬埔寨。這些洋媳婦每天都在重復著同樣的事，做家務，發呆。直到生了孩子，在家人的陪伴下她們才可以偶爾到集市上感受一下小鎮的熱鬧。慢慢地，她們開始學會説一些腔調古怪的當地話。

　　最令學者劉燕舞稱奇的是，他曾在貴州的一個邊遠山村裏看見一位當地村民買來的緬甸媳婦。

　　從貴陽坐車到那個海拔2000多米的山村，劉燕舞花了兩天的時間，他想像不出這個緬甸的媳婦是怎樣輾轉從國境線的那頭翻山越嶺落戶到貴州的。

　　聽説這個緬甸媳婦已經40多歲，高顴骨、黑皮膚、小個兒，在當地人的審美觀中，醜得嚇人，而且身體也不好，病懨懨的，幹不了地裏的活兒。

　　儘管能挑出一堆的毛病，但村裏人還是欽佩娶上緬甸媳婦的這個村民，不管什麼路子，至少沒花多少錢吧，至少不用打光棍了吧。

　　“這些外籍新娘的婚姻行為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很多甚至涉及到人口販賣。”劉燕舞擔憂，“婚姻市場可以無限延伸，但是帶來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

　　在搜索引擎上，只要輸入越南媳婦、緬甸媳婦等關鍵詞，就能輕而易舉地找到各種能“交易”洋媳婦的貼吧、社交群，甚至電商平臺上也有賣家。似乎這樣的婚姻形式已經很成規模，甚至已經成了産業。對那些所謂的國際紅娘來説，婚姻早就成為赤裸裸的交易，牽線搭橋就是一樁買賣。

　　正因為夫妻關係是買來的，所以在很多娶了外國媳婦的家庭裏，看管與被管成了主旋律，婆家人惴惴不安，每天都擔心，千萬別讓買的媳婦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