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齣臺就被叫停 代表委員熱議“斷頭”政策

　　原標題：“關在屋裏造車，怎麼能跑得起來？”——代表委員熱議“斷頭”政策

　　新華社北京３月６日新媒體專電題：“關在屋裏造車，怎麼能跑得起來？”——代表委員熱議“斷頭”政策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

　　從蘭州單雙號限行措施推出就變，到武漢“獎勵舉報車窗拋物”被叫停……近年來，一些事關群眾權益的政策，要麼出臺就被叫停，要麼在出臺後躺在紙上、挂在墻上，要麼卡在“最後一公里”無法執行，淪為“斷頭政策”。

　　代表委員們認為，一些地方出現的“斷頭”政策怪現象與依法治國精神不符，要避免政策法規“朝令夕改”，必須開門立法，規範政策運行過程，同時實行責任倒逼機制。

　　一齣臺就被叫停 政策遭遇“斷頭”？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甘肅省蘭州市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將實行為期半年的重點區域機動車單雙號限行，“道路交通壓力、軌道交通施工及冬防工作是採取限行措施主要原因”。僅僅過了４天，蘭州市又表示“經充分考慮公眾意願和建議”，將原限行方案進行優化調整，９月２１日至２９日在主城區實行單雙號限行。

　　類似的例子不僅出現在蘭州，武漢、東莞等地都曾出現“斷頭”政策。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梳理髮現，“斷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類型：

　　——半路夭折型。以蘭州市“限行”政策為例，由於缺乏民意基礎或法律依據，在試行一段時間後不得不叫停。武漢市從２０１２年起試行“車窗拋物”有獎舉報，統計顯示，近半數車窗拋物者拒交罰款。今年１月，這項政策已經悄然叫停。對於叫停的原因，武漢市城管委相關負責人解釋説，缺乏必要法律法規支持。

　　——無法落地型。儘管中央一直在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但仍有一些政策卡在“最後一公里”，有政策無落實。黑龍江一家奶企人力資源部負責人告訴記者，近年來校企合作熱情高漲，也出臺了包括發放實習生補貼在內的一些好政策，但由於程式過於繁瑣，企業對接收實習生並不積極。“有關部門規定職業學院學生到企業實習可以享受一定金額的補貼，但除了戶口限制，還得讓人每天去固定地點按手印。一共實習三個月，按手印往返時間加起來可能就得半個月，企業哪兒願意給自己添這個麻煩啊？”

　　——僵屍無用型。一些政策不符合基層實際，無法發揮作用，成為“擺設”。全國人大代表、雲南興隆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工人阮永川告訴“中國網事”記者：“雲南省規定，施工單位要繳納工程總造價的３％左右作為農民工工資保證金，一些大項目甚至只要求繳納的比例更低，但據了解，工程的人工費用要佔到總造價的４０％左右。儘管這個政策方向是很好的，但實際運行起來，由於設定的比例太低，還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穿新鞋走老路 急功近利是根本原因

　　“一些人仍在穿新鞋走老路，新門派老住戶，對於解決實際問題卻不在行，我們一定要警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常委潘慶林認為，之所以一些政策無法真正“落地”，同政策出臺前，有關部門沒有充分聽取民意有很大關係。“關在屋子裏面造出的車，又怎麼能在路上跑得起來呢？”潘慶林説。

　　而蘭州市限行政策出臺後同樣招致市民普遍的反對，在全國人大代表、首屆全國十佳律師秦希燕看來，政策法規的制定過程不規範，不透明，不科學，缺乏可行性論證，出臺後肯定會“水土不服”，甚至缺乏可操作性。

　　秦希燕認為，政策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在於，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決策過程中常常表現出急功近利的傾向，採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政策法規。在進入執行階段後，下級政府和部門往往對上級政策作出彈性解讀，尋找政策變動機會，有些人則畏首畏尾、決心不大。

　　武漢市“車窗拋物”有獎舉報在施行３年後不得不叫停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規支持”，潘慶林認為，這和幹部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識有較大關係，“匆匆出臺政策往往草草收場，他們不需要承擔由此導致的一系列行政成本責任嗎？”

　　聽民意依法規 責任倒逼讓政策不“斷頭”

　　秦希燕認為，作為依據法定程式制定的政策法規，一經出臺，應當要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如果政策法規“半途夭折”“頒而不行”，不僅削弱了政策權威性和政府治理效果，還增加了公眾對政策法規的不信任，造成人、財、物等資源的損耗和浪費，影響了政府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會失信於民。

　　撿一個煙頭獎勵５分錢，滅一隻老鼠獎勵１元錢，陜西省咸陽市在２０１０年創衛期間臨時出臺的這項獎勵政策，導致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排隊交煙頭的場面，不得不在實施２１天后終止。“這是政策出臺前缺乏科學論證的典型。”阮永川認為，不管出臺什麼政策，都必須充分徵求人民群眾的意見，讓群眾真正參與進來，才能避免各種水土不服的政策出臺。

　　秦希燕建議規範政策運行過程，前期充分調研，規章、規範性文件施行後，開展立法“跟蹤問效”，開展“立法回頭看”，政策法規的制定機關、實施機關應定期對其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定期對規章、規範性文件進行清理。

　　潘慶林建議實施責任倒逼機制。“群眾認為不好、社會評價不高的政策，該退回去的就退回去，還應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誰出的政策誰負責。地方政府在出臺政策前，不要拍腦袋，多去問問群眾該怎麼做。”（采寫記者：白靖利陳文廣 潘祺 龐明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