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毒地案環保組織敗訴 難擔189萬訴訟費擬募捐

　　“常州毒地” 新華網 資料

　　最近，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髮會”）準備在網上發起募捐活動，以籌集近100萬元的訴訟費，每人限捐兩元。

　　2017年1月25日，“常州毒地”公益訴訟案在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原告北京市朝陽區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以下簡稱“自然之友”）與綠髮會敗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89.18萬元，由兩名原告共同負擔。

　　這成為新環保法實施以來第一起社會組織敗訴的公益訴訟。公益訴訟作為民事訴訟，既然敗訴，法院收案件受理費也在常理之中。但與眾不同的是，該案承載著許多社會公益組織的期望。有輿論認為，這種“天價訴訟費”已嚴重超出環保組織的承受能力，將使環保公益組織顧慮增多，不符合新環保法立法的本意。

　　“募捐活動希望更多公眾能關注到環境問題。”綠髮會副秘書長馬勇説，“只有發動公眾關注環境問題，才有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189萬元訴訟費從何來

　　2016年4月，500名常州外國語學校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廠污染地塊中毒，引起輿論關注。2016年4月29日，自然之友向常州市中院遞交環境公益訴訟立案材料，綠髮會也作為共同原告加入此案，對3家化工企業提起公益訴訟。

　　自然之友註冊成立於1994年，是中國成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綠髮會是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民政部登記註冊的全國性公益公募基金會。

　　2017年1月25日，該案一審判決顯示，駁回兩原告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89.18萬元，由兩名原告共同負擔。

　　“沒有哪一家社會組織有能力承擔這樣高額的受理費。”自然之友法律項目負責人葛楓説，“我們會繼續上訴，以應對不合理的案件受理費。”

　　原告的起訴書稱，請求法院判令3家化工廠消除其原廠址污染物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並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同時在各級媒體上向公眾賠禮道歉，並承擔原告因本訴訟支出的污染檢測檢驗費、評估鑒定費用、律師費、差旅費、調查取證費、專家諮詢費、案件受理費等。

　　有環保人士認為，起訴書中儘管未披露訴訟標具體數額，但生態環境修復費用應是最重要的部分。

　　公開信息顯示，2014年3月，常州曾立項正式對常隆地塊進行修復，投資預算近4億元。

　　有法律人士介紹，法院訴訟費計算方式比較複雜，每一檔有不同比例，2000萬元以上的部分都按0.5％收取，以此推算訴訟標約3.7億元，為此189萬餘元的案件受理費也不足為奇。

　　自然之友總幹事張伯駒對此專門撰文指出，目前，自然之友法律團隊已開始著手準備常州土壤污染案的上訴及二審事宜。由於上訴期間一審判決的高昂費用並不會生效，所以自然之友將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案件本身，以期推動實質性改變。

　　張伯駒表示，在常州公益訴訟二審結案之前，自然之友暫不會發起針對此案件的專題公眾籌款活動。“當然，如若經過二審及後續程式，仍然不能扭轉高昂訴訟費用的判決，我們將啟動相應預案，與大家形成合力，共同應對。”

　　環境公益訴訟是否會導致濫訴現象

　　“我們認為收取這樣高額的案件受理費是不妥的。”綠髮會副秘書長馬勇説，環境公益訴訟立法的本意是鼓勵社會公益組織基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提起公益訴訟，如果敗訴就要承擔高額的案件受理費，讓環保組織對環境公益訴訟知難而退，“這不是鼓勵，是阻止環境公益訴訟，與立法本意相衝突”。

　　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實行的新環保法第58條規定，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5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的社會組織，可以就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馬勇介紹，在制定新環保法前，就是否放開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問題，決策層經過一場討論。有人擔心如果放開環境公益訴訟會導致濫訴現象發生，濫訴很有可能會導致佔用優秀訴訟資源，使新環保法成為一部分人牟利工具，使之與立法本意背道而馳。

　　“實際上環境公益訴訟面臨著敗訴的巨大風險，所以現在環境公益訴訟總量還是很少，不用擔心濫訴的情況發生。”馬勇説。

　　北京中兆律師事務所律師楊翼飛也分析稱，環保組織與被告之間不存在利益糾紛，如無嚴重環境污染事件，環保組織一般不會輕易提起訴訟，因而也無需擔心濫用訴權的問題。

　　楊翼飛説，環保組織勝訴後並不會得到任何直接的經濟利益，被告支付的賠償金及環境修護費都支付至當地的環保專項賬戶用於環境治理。此外，環保組織均為公益組織，其本身並無盈利能力，所有運作資金均來源於社會捐款。

　　據了解，全國有1000余個社會組織具備法律和相關解釋規定的起訴資格，符合最低規定的“在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也有700余個，但2015年中僅有9家社會組織提起訴訟。

　　現實中，環境公益訴訟存在的經濟困難有目共睹。據中華環保聯合會2014年的調查顯示，全國60%的環保組織無力負擔固定辦公場所，超過80％的組織年度籌資不足5萬元，而近半組織沒有法律相關業務。

　　公益訴訟應建立“兜底”制度

　　“對於我們免交訴訟費的申請，常州中院並未同意。”馬勇説，環保組織是法律的踐行者，訴訟就有敗訴風險，“雖然我們認為判決很不合理，但是對訴訟費的判決生效，按照法律規定，我們就要作好交納相應款項的準備。”

　　楊翼飛律師認為，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和環保組織作為提起民事訴訟的原告，其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不應當區別對待，更不應當出現檢察機關無需交納訴訟費而環保組織需要交納高額訴訟費的情況。

　　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公益訴訟的相關規定指出，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一律緩交案件受理費。原告敗訴的，法院一般應決定免收案件受理費。貴州省高院還提出，應探索建立對勝訴原告給予獎勵的激勵措施，鼓勵更多組織積極參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葛楓建議，建立相應的環境公益訴訟基金，使得社會組織的起訴、調研、取證的費用都能得到支持。

　　儘管面對“天價訴訟費”的壓力，馬勇依然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契機”。在他看來，任何一起環境公益訴訟遇到重大困難甚至挫折時，正好就是完善這項制度最為重要的時機，“這個案件將會影響整個中國的環境公益訴訟，意義十分重大”。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李超 實習生 惲奎照

　　原標題：難以承受的“天價訴訟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