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華：中國的財政史要由中國人研究

　　原標題：黃天華：中國的財政史一定要由中國人研究

圖片説明：在上海財經大學，黃天華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課。

圖片説明：黃天華教授正在圖書館裏做研究。

　　東方網記者劉曉晶5月16日報道：23年，500萬字，30年，堅守最初的夢想……上海財經大學的黃天華教授做到了。

　　從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小夥，到現在兩鬢斑白開始步入老年，因為興趣，源於責任，黃天華耗盡了一生的精力、時間、資金，在書房裏踏踏實實、默默無聞地去完成“中國人的財政史一定要由中國人研究的承諾。”

　　“哪怕傾家蕩産，這條路我走定了！”

　　“現在想想，那時的我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回想起自己選擇財政專業的緣由，黃天華竟有些膽戰。

　　1978年，黃天華進入上海財經大學財政金融係財政專業學習。第一節財政專業課，蘇挺老師説，“有關財政起源問題，前蘇聯從1935年一直爭論到現在（即1979年），財政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結論，同學們如果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當時老師的這一句話，引起了他的興趣。

　　黃天華説，老師的一句提點，引發了他探索學問的濃厚興趣，在大學四年裏，他刻苦學習，努力想要解答這個問題。

　　“幸運的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論原始財政》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年輕的我覺得，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很受鼓舞。所以我繼續研究，連續發表了《二論原始財政》、《三論原始財政》、《四論原始財政》，後來又刊發了《論中國農業稅起源》、《論中國關稅起源》、《論中國商稅起源》、《論中國鹽稅起源》等文章，梳理了中國財政及制度起源的整個過程，獲得了學術界較高的評價。”黃天華説，當時的研究工作有了一點成績，使得興趣越來越高。

　　1982年，黃天華考取了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制度史研究生，師從於對他一生影響很深的馬大英教授。有一天，馬大英對他説：“中國財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走在我們的前面，並遠遠超過了我們！”

　　“當時，我聽了頗為震驚，中國財政問題的研究主導權怎麼會執掌在外國人手裏？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不管花費多大代價，一定要把中國財政制度演變的歷史研究清楚。”後來，黃天華才逐漸知道，研究中國宋代財政經濟的中心在巴黎、東京；而研究中國前清、後清、北洋、國民政府時期的財政經濟的文獻史料，幾乎絕大部分都存于美國。

　　“馬老師接著説，‘研究中國財政史，這是一條非常艱難的路，如果你想好了，就一定要走到底。’”黃天華説，自己當時興趣正濃，同時也為“史料往往存于海外”的現狀震驚，所以毫不猶豫的回答：“馬老師，您放心，我哪怕傾家蕩産，頭破血流，這條路我走定了”。

　　黃天華説，自己也沒想到，為了這一句承諾，自己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來履行。“如果一開始是因為興趣，後來的幾十年則是因為責任，我實在是無法釋懷，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為我的祖國做點什麼！”

　　他正在出版的多卷本《中國財政制度史》著作的扉頁上就醒目的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正在走向繁榮昌盛的祖國。”

圖片説明：在上海財經大學，黃天華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課。

　　“希望執著堅持的學生們，能夠繼續堅守”

　　從年輕氣盛之時作出承諾到如今，這一路，黃天華竟走了30年。

　　1984年，黃天華回到上海財經大學任教，從事財政史研究，探索領域主要就是中國財政制度史和稅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我為自己做了一個規劃，我想用30年時間，研究包括中國稅收制度史和中國財政制度史，同時融合軍費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會保障史、專賣制度史以及宗教與財政關係史。”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條路實在太艱辛了。

　　首先，“這是一個只有支出，沒有收入的研究領域。”黃天華説，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飛速的發展，生活的節奏顯著地加快了，應用學科生氣勃勃。而史學研究的不景氣則是一個非常客觀的現象，其招生低迷，上課、講座等，學生稀稀落落。經濟制度史、財政制度史等專業史更是每況愈下。

　　其次，財政制度史研究的時間週期比較長，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所以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為課題立項，也就是説沒有任何經費可資助，因此，該項研究經費必須自己掏腰包。

　　再者，財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幾十個專業領域，諸如軍費、官俸、皇室財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業、郵驛、漕運、宗教、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等等。所需要的史料幾乎要窮盡中國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等資料。

　　最後，要完成該項研究，還需要較長的整塊時間，系統的梳理，細緻的分類，嚴密的概括等。但是，為了能夠在高校生存下來，一方面，整體的研究必須持續下去，另一方面，他必須要抽出時間做一些零碎的研究，以完成作為講師、副教授、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標。在時間、空間、科研以及資金的多重壓力下，黃天華甚至有些絕望的發現，自己當時設定的目標，幾乎不可能完成了。

　　2005年，黃天華歷時8年總算完成了《中國稅收制度史》的編撰工作，卻在出版時遇到了瓶頸：為了收集史料，他幾乎耗盡了家庭積蓄；而即便出版社給予了不少的優惠，還需要他自己掏出8萬元。

　　“當時我快要崩潰了，所幸後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王艷老師的相助，這本書終於在2006年底出版。”（該著作不僅被新聞出版總署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書籍出版規劃》、國家教委《“十一五”國家級教材規劃》，同時也于2008年獲得上海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黃天華説，《中國稅收制度史》算是一個坎，出版以後，他的研究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認可，“至此，我算是養得活自己了。”

　　目前，他剛剛完成了長達21年的《中國財政制度史》的研究工作。這本書，幾乎等於他的一切。黃天華説，21年中，我就是每年從大年初一幹到三十晚上，單就這部書的資料費，陸陸續續累計就高達19萬元。“最狼狽的一次，我去北京圖書館、財政部科研所尋找研究資料，為了盡可能少花錢，住在50元一晚的火車站招待所；我的學生見狀，實在不忍，把我送到一個普通招待所，我看到一晚價格200多元的時候，心在滴血，卻無法責怪善良的學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天華面臨的困境還有身體的每況愈下：《中國財政制度史》寫到一半的時候，他患上了心臟病，醫院建議做搭橋手術，但要花１年的時間治療與調理。當時，黃天華覺得過於奢侈，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後來，又陸陸續續患上支氣管破裂、腰椎間盤突出等疾病。

　　“在完成《中國財政制度史》的第二天，我開始咯血了，那是我就知道，我年輕時的計劃，最終是無法全部完成了。”黃天華充滿遺憾地説。

　　當然，黃天華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自己的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也是一個師者最質樸的願望。

　　“我國需要有懂得財政的人才去研究軍費、專賣、官俸等領域，而現在實在是太缺乏這類人才了。”黃天華説，“我只是一個守望者，我已經六十多歲了，沒有精力再去堅持，但是我希望執著堅持的學生們，能夠繼續堅守。”黃天華説，自己目前能做的，就是儘量為想要從事財政制度史研究的學生鋪路，儘量幫助他們堅守下去。

圖片説明：在上海財經大學，黃天華教授正在本科生上思政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