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文創50條”系列的第三篇,此篇聚焦文創設計領域。
文創設計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幾乎無孔不入,小到一支筆、一張紙,大到一條生産線、一座建築,都可以與文創設計息息相關。外延幾乎無限大,很難一言以蔽之。
普通市民的直觀感受是,近幾年,講究生活美學,為好看的物品買單,已經成為上海城市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或許,幾個文創從業者的轉型歷程,可以成為上海文創設計一路走來的縮影與注腳。
【最初】
困惑,是當時設計從業者的普遍感受
16年前,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畢業生丁偉來到上海,成立了一家設計公司:木馬設計。
如許多創業故事的開頭一樣,為了生存,他和夥伴買來黃頁,挨個給企業打電話“推銷”設計,凡是與設計搭點邊的活兒,不管大小他們都接,但還是“吃不飽”。
那是2002年。拿著最新款翻蓋手機的就是人們眼中的“潮人”,到淮海路、南京路的大商場裏吃一頓洋快餐算是一件頗上檔次的事情,一爿爿臨街的煙紙店、文具店是路上吸引人氣的地方。
在那時,提起“文創”二字,恐怕絕大多數人還是一頭霧水。設計專業的大學生們臨近畢業季,就要面臨“失業”的擔憂,工業設計畢業生的轉行率一度高達90%。當時,上海蘇州河畔的M50創意園區和弄堂裏的田子坊才剛剛興起,創意和設計對於城市文化、品質生活的重要性尚未被大眾所熟知,更不用提個性店舖和蓬勃的文化産業。
即使是在商業如此繁榮的上海,依然少有設計師的“用武之地”。困惑,是當時設計從業者的普遍感受。
和企業接觸多了,丁偉發現,癥結在於需求。那時的“中國製造”、“上海製造”正處於大批量供給時期,産品只要造出來就能賣出去,企業對設計的需求很少,也都不把設計當回事兒。一些企業沒有專門的設計部門,內部的工程師身兼兩職,把設計的活兒一併“帶一帶”。
那年冬天,丁偉回北京參加同學聚會。席上,任職于摩托羅拉、諾基亞等當紅品牌的同學紛紛掏出了自己設計的手機,引得在上海創業苦熬的丁偉羨慕不已,坐立難安。丁偉把那個階段的心境形容為“盲人摸象”,“作為一個設計師,看不見市場在哪,也不知道客戶到底要什麼”。
離滬還是返京,堅守還是投降?帶著疑問,丁偉最終選擇了堅守。
同樣選擇堅守的還有汕頭人陳湖雄。1999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很多文具製造商面臨倒閉。17歲開始從事文具貿易和銷售的陳湖雄卻看到了商機,決定建廠自己幹。考慮再三,他來到了老牌國營制筆廠的發源地上海,在奉賢租了6畝地,給公司取名為“晨光”。
文具生産三道坎,産品、銷售、口碑,個個是難題。儘管步履艱難,但陳湖雄覺得國內文具行業仍“大有可為”,選擇繼續前進。2002年,他決定擴大工廠面積、展開規模化生産。那一年,靠著産能優勢和高性價比的産品,晨光出現在越來越多中小學生的筆袋裏。
在人們當時的概念裏,筆就是筆,本子就是本子,文具只是基本的書寫工具。商家要的是薄利多銷,消費者想的是夠用就好。
一切仍在醞釀。
【轉折】
企業意識到,該向專業的設計師尋求幫助了
公司剛搬到M50的時候,丁偉是不安的。雖然有藝術家工作室和知名畫廊做“鄰居”,但放眼園區,轟鳴的印刷廠、忙碌的倉儲和物流企業也駐于園區內,他不免擔憂,此處是否可以久留?
但就在短短幾年內,不少像木馬設計一樣容身於老廠房裏的新設計公司漸漸放下了擔憂。他們注意到,國家和地方層面對文創産業的關注越來越多,設計有救了。
2006年,中國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中長期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對文化和創意産業進行著墨,並提出要增加其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其後,上海作為先行者率先發力,在“十一五”的收官年達成了文化産業比重佔國內生産總值超過5%的成績。
2010年,上海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進入了“全球創意城市網絡”,與柏林、名古屋、首爾等6個城市一起獲得世界“設計之都”稱號。M50作為上海創意産業的發源地之一也聲名鵲起,被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
也是在這年,一批批文創平臺企業出現了,它們專門對接上海與其他全球城市的設計展覽與海外交流業務,給了國內設計師更廣闊的天地。一些曾經只在圈內為人所知的設計師們,漸漸隨著國際性大展進入大眾視野,開始被公眾知曉,比如楊明潔、俞挺等。幾乎同一時期,德國紅點獎、德國“IF獎”和美國“IDEA獎”這樣的世界設計大獎,開始在上海有了知名度。
不過,對於設計所能創造的價值,有的企業還沒有清晰的概念。
以一台小小的電子秤為例。對操作按鍵大小和秤盤寬度進行設計後,市場的反響會有多大的改變?丁偉給出的答案是“翻天覆地”。
有一年,他們給一家代工企業的方案中,針對美國市場肥胖用戶多的情況專門加大了秤盤寬度,改良了方便用腳趾操作的柔軟按鍵。沒想到,這個改良版電子秤被沃爾瑪超市相中,銷量激增,2年時間裏賣出了300萬台,成了這家企業20年以來的銷量冠軍。設計的力量,可見一斑。
隨著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往日的出口紅利不復存在。從來樣加工的“命題作文”到“自由發揮”,那些曾讓工程師兼任設計師的企業開始意識到,該向專業的設計師尋求幫助了。
一些國內品牌企業為了更好地回應市場需求,紛紛尋找獨立的設計公司,邀請他們與內部的設計團隊一起合作;進入中國市場的世界500強企業,也在本土搜尋設計公司,一起參與把握品牌和産品的方向。集中“飛”來的訂單昭示著:設計在上海越來越“吃香”。
這一點,同樣體現在文具行業。
隨著全球化,許多國外文具品牌加快了進軍中國市場的腳步。其中,文具製造強國日本的品牌來勢洶洶,在華銷售額連年走高。
外形更時尚、書寫更流暢的水筆;用起來更省力、掉屑更少的橡皮擦;可360度旋轉頭部、方便使用的修正帶……創新力和人性化關懷兼具的日本文具品牌,逐漸成為國人眼中的“高級貨”。
與之相對的,是中國文具行業的“小産品、大市場”。雖有3億左右的學生和1億左右辦公人士所構成的龐大消費群體,但是據中國制筆行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8000多家文具製造企業,90%的年銷售額低於1000萬元,競爭集中在低端産品,知名品牌屈指可數。
晨光大眾品牌中心總監徐公偉記得,剛向朋友宣佈自己入職的消息時,眾人驚詫不已。有人直言不諱地説,“你想清楚了嗎?文創的朝陽時代來了,你卻要去一個夕陽行業?”
改變,勢在必行。
【邂逅】
文創設計,重新定義實體店舖
木屑飛揚的工作室出現在芮歐百貨4層最顯眼的位置。敞亮的空間,大片的落地窗,窗外是繁華的靜安寺商圈,窗內仿佛時尚的咖啡館。這裡名叫“作物”,乍一看,很難想像,居然是一間“手工木作坊”。
作物的合夥人之一程甲畢業于巴黎高等商學院。其他兩位合夥人也有類似的留學背景,彼此都是文藝青年。
如今,在上海大商場裏,手工作坊已經成為一種獨特的新類型,吸引大批青年駐足。比如大悅城的“摩坊166”街區、芮歐百貨4樓等,手工皮革店、手工木作店、手工珠寶店等等一字排開,目不暇接。文青們可以在這裡消磨一整天,靜坐不動,只為了自己親手製作喜歡的皮包、項鍊、小禮物……
然而程甲坦言,她們是幸運的,其實一路都被文創的浪潮推著走。
幾年前,作物的創始團隊在上海寶山租下一間倉庫,精心佈置了一家“文化空間”,就像M50里的藝術家店舖那樣,只想為文青們提供一個聚會場所。選址寶山,也是因為那邊租金低,空間大,符合做這件事的初心。
由於其中一位合夥人酷愛木工手藝,於是手工木作體驗,成為文化空間裏的獨特項目。
但是,幾位創始人並沒有考慮人流量、成本、盈利模式,店舖儘管成為拍照的“網紅店”,可財務入不敷出。愛好再純粹、文創點子再新穎,終究抵不過營收不平衡的壓力。
眼看難以為繼時,上海大悅城的相關負責人找上門了。
當時,大悅城剛落戶上海不久,面對形形色色的繁華商場,想要脫穎而出並不容易。大悅城選擇“劍走偏鋒”,定位“窄眾”:吸引年輕人,追求産品和服務的獨特性。
不過獨特店舖沒那麼好找,在搜遍了上海大街小巷後,大悅城相中了這群年輕人開的木作坊,相關負責人專程跑去寶山,説服程甲將工作室開進商場。
沒想到,儘管商場開出了一系列優惠條件,程甲和合夥人們還是非常猶豫。因為在這個大工業時代,街頭開一家原始的手工木作坊已是一種冒險,而開進大型商場,此前更是聞所未聞,沒有先例。“我在巴黎從來沒有看到過,估計全球都很少見。”程甲説。
糾結許久,抱著最後博一博的心態,作物的創始人們終於決定試試看。
作物在大悅城開張的頭一天,淩晨5點鐘,店舖內部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沒完全裝修好。但意想不到的是,雖是第一天,帶著獵奇心走進店舖的顧客卻絡繹不絕。
對於當時的顧客來説,手工木作坊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同司空見慣的畫室、陶藝室、插花室不一樣。究竟怎麼玩?程甲站在門口,從早説到晚,花費大量時間向消費者解釋:比如製作這架尤克裏裏,一價全包300多元,從材料成本到製作課程,隨便你分幾次來,每次都有工作人員手把手教,一直做到滿意為止,東西做完歸你所有……
而如今的上海,年輕情侶、閨蜜、單身白領等等,下班後去商場裏做一會兒木工,“磨刀霍霍”體驗一個小小的木制品,在自己手上慢慢成形,已經是一種“很潮的生活方式”。
一大批上海商場開始轉型,引進這種吸引顧客“千里迢迢”而來的“體驗類文創店舖”。商務部近日發佈的數據也證明,我國實體店已經告別“閉店潮”,線下零售企穩回暖。
曾有朋友向徐公偉“吐槽”:為什麼你們新出的本子和膠帶那麼好看,我們卻都沒見過?徐公偉事後反思,是場所空間的問題。
儘管晨光擁有龐大的銷售網絡,在全國範圍內有30家分公司,覆蓋7萬多家零售終端。但是這些校園旁、小區口的小店,已經不再符合城市消費主力群體。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人們已經習慣去精品店、買手店和商場裏的文創生活館淘喜歡的東西。“這是未來的主流。”徐公偉説。
實體店舖這一輪“起死回生”,與文創設計産業密不可分。文創設計,正在重新定義實體店舖。
【現狀】
不少人驚呼:“這麼好看,竟然是國産的?”
一卷好看的膠帶售價四五十元,一本設計精巧的手賬本要比普通記事本貴上好幾倍,一支時尚的鋼筆更是動輒數百元……
2015年前後,“手賬”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在忙碌的學習、工作之餘認真記錄自己的日程和心情,用各種文具在本子上繪製、拼貼出美觀的文字和圖案,很快受到了大批學生和年輕白領的追捧。
做手賬已經十幾年的“手賬達人”阿怪,見證了上海手賬市場的興起。曾經一兩百人的小圈子組織的手賬集市,現在能夠吸引近萬人參加,從十幾個攤位變成了百餘個攤位的規模,很多日本文具品牌的中國代理商都要專門跑來搶佔一席。
集市的紅火源自於愛好者們高漲的熱情。“有一些小姑娘直接拖著行李箱跑到集市上‘買買買’,空箱子來,滿箱子走。”阿怪説。
事實上,這些産品不僅在集市上火,近幾年在電商平臺和精品文創店舖的銷售同樣不俗。徐公偉對此很淡定:“天翻地覆都發生在一夜之間,晨光其實早就在著手轉型、重新佈局。”
他坦言,隨著全民審美水準越來越高,消費升級勢不可擋,當00後、90後這一代踏入職場、成為消費主力,整個産業的審美和設計能力必須上一個臺階,“不能滿足年輕人的需求,就談不上文創的發展,只會面臨淘汰和低價競爭的漩渦。”
當下,文創産品開發的重點即“高顏值、高品質、強體驗、強連接”。一支筆不再只是一支筆,可以代表一種態度;一本本子不再只是用於記錄的載體,更是情感和記憶本身。圍繞著這4個關鍵詞,晨光推出了優品系列書寫工具,與梵古、孤獨星球、大英博物館等知名IP合作打造的手賬套裝都成了“爆款”。不少人驚呼:“這麼好看,竟然是國産的?”
如今,在街上隨機向一個上海小學生提問想要買什麼牌子的文具,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無印良品。2016年,這家日本品牌在中國開店超過200家,分佈點均在城市商業中心。
這代表著小學生都喜歡極簡風嗎?在徐公偉看來,這是由於孩子受到城市流行的審美風潮的影響。“跟著風潮走,企業能夠盈利,但企業更應有引領消費群體審美趨向成熟的責任。”
【未來】
做一個設計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
創意設計,核心在於人才。
倫敦研究院有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整體文化産品的設計和運營中,原創力的部分只佔2.5%,和西方國家有巨大的差距。
丁偉覺得,不能如此簡單看待。據他觀察,産業進化以月為單位快速迭代,但一些院校提供的知識仍是落後的。這就造成了學生進入社會要自己花時間“補課”,而一些企業感嘆“找不到好設計師”。
2017年,丁偉受聘成為華東理工大學藝術設計與傳媒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在上海,如今的設計專業學生,有著過去學生難以想像的廣闊舞臺。但丁偉卻對學生們説,“你們今天做一個設計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
原先做産品設計,就是和硬體打交道。比如設計一個杯子,就是和企業溝通好材料、工藝、成型的問題。後來互聯網大潮興起,産品趨向智慧化,設計師開始和信息系統打交道。比如為企業設計一個網站,打造一個線上交易系統,那就要研究交互、用戶體驗和前後端程式開發。而現在,服務經濟來了,設計不再只是為了把産品賣出去,更要通過服務設計進行服務系統的連結,給消費者帶來全新的價值。比如共享單車,設計師要考量設計整個服務藍圖和服務場景,對用戶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設計師的角色發生轉變,變成了創新驅動的策劃者。”丁偉説。
有同樣感受的是2017年11月剛成立的上海文創高等進修學院。學院的核心團隊是一家平臺企業,曾長期服務於上海文創産業發展,2010年,團隊積極參與上海創意城市的建設工作,成功促成了上海和佛羅倫薩的中意設計交流中心項目落地,引入了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D&AD,世界頂級創意設計獎的主辦方)落戶上海等。
在此過程中,團隊發現人才是文創産業發展的關鍵,然而現存的學歷教育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的脫節,所以經過幾年申請後,2017年年底,文創學院終於在上海成立。
可以説,如今的文創行業,企業正在拉動教育。
程甲對此深有體會。隨著企業連鎖,業務不斷擴大,她越來越苦於找不到木工設計人才。
木工這個行業,過去是師傅教徒弟,手把手帶。在我國藝術院校的教學裏,不曾出現過獨立的木工係。因此,作物的大部分教學課程,都靠這些文創工作者一點一滴鑽研。他們甚至專門為“菜鳥級”的消費者,設計和規劃了一套“木工教學課程”。
隨著規模越做越大,如今,作物又分別在武漢和杭州等其他城市開起了分店。
對這些城市來説,商場手工作坊仍然是一件新鮮事。杭州開業第一天,程甲再一次體驗了一把幾年前第一次站在大悅城店舖門口,對顧客從早到晚一個勁解釋的經歷。
“這説明,上海確實走在了文創的最前端,是引領者。”程甲感嘆。
然而,到了新階段,上海也會面臨新階段的問題。
比如,有些設計展商業味越來越濃,展位費越來越貴,如今幾乎是商業大牌的天下,亮點和新鮮感漸漸少了,同質産品漸漸多了。
但是對文創設計這個行業來説,恰恰草根土壤更容易創意迭出,小眾、獨立、個性的創造,是行業的基因。這些正在萌芽、成長中的企業和設計師們,是激發創新活力、引領文化潮流的源頭。
越做越大的文創産業,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特、活力與初心,是一個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