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紅色基因“密而全”的光榮城市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再次強調：“讓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精神激發力量。”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圖説：昨天上午，一大會址沐浴著和煦的陽光。張龍 攝

       從興業路到漁陽裏，從老北站到老碼頭，從街角咖啡館到巷尾的石庫門……上海灘，處處留有革命足跡、紅色遺跡。本報推出“傳承紅色基因”欄目，今天已經第100期。不少讀者閱讀後無限感慨“沒想到，上海‘紅色基因’真還那麼多”。

       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承接地，更主要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早期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早期工人運動的發祥地，既是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又是隱蔽戰線鬥爭的聚焦地。這些上海獨具的“六地”特點，決定了“紅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十分全面。

       上海擁有眾多“紅色基因”，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座城市的光榮，人民的驕傲。

       十里洋場 思潮交匯——

        新文化運動的承接地

       20世紀20年代，上海作為中國的窗口，在與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當其衝。此時的中國發展歷程，已經同整個世界的面貌聯繫在一起，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態，也與世界思想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斷地通過各種形式影響到中國，緣起于19世紀後期的中國派遣留學生制度，開始顯現成效。一批又一批學業有成的留學生，乘船經吳淞口回到上海，或經上海到中國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斷傳入國內。

        留學生源源不斷地出去和歸來，這種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構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道風景線，也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推動了整個城市更適應現代化的發展。

        在中國共産黨的創始群體中，絕大多數是信仰堅定、理想執著的共産主義戰士，又大多從事過思想文化理論工作。

        陳獨秀，1879年出生於安徽懷寧。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週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共産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産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

       哈同路民厚南裏29號(今安義路63號)是1920年毛澤東寓所舊址。毛澤東于1920年5月5日到達上海，至7月初離滬，一直寓居於此。在此期間，毛澤東與陳獨秀多次探討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等問題。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與商務印書館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919年至1922年間，中國共産黨創黨前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20余種。這些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二是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三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介紹“新俄國”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鎮——商務印書館當之無愧。

       建黨偉業 任重道遠——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是20世紀20年代，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進程的偉大事件。

       1920年8月，中國共産黨第一個早期組織——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在黃浦江畔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0年10月，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釗任書記。

       隨著各地黨的早期組織陸續建立，在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的倡議下，正式成立中國共産黨便提上了議事日程。相繼擔任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代理書記的李漢俊、李達與當時在穗的陳獨秀及在京的李大釗書信商討之後，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圖説：一大會址內的緬懷墻。張龍 攝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五十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會議。

       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立志徹底改變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中國革命領導力量。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另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等八次中央重要會議都選擇在上海舉行。

       弄堂號令 翻捲風雲——

       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

       在閘北公興路與臨山路路口，很難想像，90多年前這裡曾蟄伏著黨中央的秘密辦公機構。來自弄堂裏的號令，指導了一系列翻捲風雲的革命運動。

       三曾裏只是黨中央早期在上海艱險鬥爭中的短暫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第一站。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除幾次短暫遷徙，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各級機構都設在上海，前後將近12年。

       當年這個小弄堂離火車站不過幾百米，四通八達卻又鬧中取靜。1923年6月中共三大結束後，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局遷至産業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7月，除譚平山留駐廣東外，中央局5名成員中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和羅章龍等先後來此辦公。

       虹口永安裏地處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地段，弄內歸中國警察管，弄外歸租界巡捕管。弄堂一頭通向四川北路，一頭通向多倫路；弄內五條支弄並行。這些特徵，為我黨的活動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上海有許許多多這樣的弄堂，正是這許多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從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時的安全掩護所。中共中央局、團中央等機關都曾設在這裡。

       1919年到1926年期間，毛澤東為了追求真理，廣泛從事革命活動，在中國共産黨建黨前後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曾經11次來到上海。因為國共合作中的諸多複雜問題與日益嚴重的神經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澤東離開上海回湖南。他與上海一別就是31年。

       懷著為中華之崛起理想的周恩來，1920年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從這裡奔赴法國勤工儉學，並開始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國革命最為艱苦卓絕的1927年到1931年，周恩來的名字又是和上海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閃光的足跡。四川北路永安裏44號是周恩來在滬早期進行革命活動時的一個秘密地點。

       半工半讀學俄語學馬列，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劉少奇多次來上海。1931年至1932年間，劉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擔任中央職工部長兼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曾居住在北京路惠民裏（現北京東路528號五金店樓上）。

       1920年，從黃浦江畔登船赴法國勤工儉學開始，鄧小平與上海有著半個多世紀的不解情緣。1927年，當他第二次來到上海，已經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了。鄧小平在1929年六七月間離開上海，在1930年和1931年，他曾短暫回到上海。1949年，鄧小平參與指揮了這座城市的解放。

       位於青浦的“陳雲紀念館”，館內保存著四萬餘件珍貴文物。展示廳內，一幅幅生動感人的照片，一篇篇精心保存的文獻，一段段彌足珍貴的影像，一件件歷經風霜的實物，見證了陳雲長達70多年的革命生涯。

       辦報辦刊 有序啟蒙——

       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

       通過辦報辦刊，有序開展思想文化啟蒙。中國共産黨清醒地認識到，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黨又處在開創階段的歷史條件下，開展黨的思想理論宣傳,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使黨的政治主張被廣大人民群眾所了解，要把工農群眾組織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建立、擴大黨的基礎；要領導推動中國革命順利發展，做好黨的宣傳工作是一項舉足輕重的任務。

圖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張龍 攝

        中國共産黨的創建工作，實際上是由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進行的。他們在建黨前後，始終非常重視文化宣傳工作，形成了黨的優良傳統。1920年8月，在上海的書店裏，出現了最新出版的《共産黨宣言》中文譯本，版權頁上寫著陳望道的名字。9月，將五四時期陳獨秀創辦並主編的《新青年》，作為小組的機關刊物，並且建立了新青年雜誌社。11月,又更加旗幟鮮明地創辦了《共産黨》月刊。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先後組織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等著作，還編輯出版了共産主義叢書五種，以加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力度。《先驅》半月刊努力傳播和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成為中國共産黨的宣傳陣地之一。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出版的機關報《嚮導》週刊被迫停刊。同年10月，在上海重新出版機關報《布爾塞維克》。1930年8月15日創刊的《紅旗日報》是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中國共産黨從建黨開始，除了持續不斷地創辦報紙雜誌，還致力於文化教育，顯示出黨的創始人的高瞻遠矚。建黨前後，中國共産黨創辦並參與領導了幾所培養不同類型的人才學校，其中著名的學校有:外國語學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學、中華藝術大學。

       建立左翼文化團體,是中國共産黨發展推進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切入點，是中國共産黨在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創舉。通過這樣一個有效的組織方式，把黨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要求，迅速有效地貫徹到思想文化戰線的各個方面。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不久，文化戰線的左翼文化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起來。

       革命動力 生生不息——

       早期工人運動的發祥地

       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等意識到僅僅依靠學生的力量開展革命是遠遠不夠的，必鬚髮揮工人階級的作用。上海是我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1920年，隨著革命的進一步深入，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人，在創辦工人半日學校對工人進行啟蒙與教育後，一致認為號召有覺悟的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真正的工人團體勢在必行。

      上海機器工會的建立，標誌著中共發起組在領導工人運動方面，由宣傳教育階段進入有計劃地組織工人的階段，由理論付諸實踐，為中共“一大”的順利召開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工人階級從此有了“娘家人”，也成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動力。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中共二大對工人運動給予極大的關注，大會通過的《關於“工會運動與中國共産黨”的議決案》對於工人運動的發展作了全面的部署。1924年，南洋煙廠工人舉行了一次全國聞名的大罷工，這是從1922年底以來黨所領導的最大的一次罷工。

        東方圖書館遺址位於寶山路584號市北高級職業中學內，1927年3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周恩來親自坐鎮指揮，黨史流芳。

        1929年的上海，工人運動不斷。5月1日上海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停工，分區遊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併發表宣言。同日，國民黨當局就發佈通令，禁止集會遊行。6月6日，英美煙廠4000余工人罷工，抗議資方開除工人。6月28日，全市274家中藥店2500名店員罷工，反對國民黨取締其原工會。7月4日，虹口區20家絲廠的11000名工人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當時上海開辦學校培養革命幹部，印刷進步刊物宣傳革命思想，發起工人運動為革命高潮作準備，都與中央在滬直接領導是分不開的。

       火種守護 特科擔當——

        隱蔽戰線鬥爭的聚焦地

       1927年，對誕生時間不長的中國共産黨而言，是血雨腥風的一年。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萬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中共“八七”會議後，中央機關陸續從武漢遷往上海。在國民黨軍警憲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場，要想長期隱蔽下來開展工作，就要有支強大的保衛力量。1927年11月，周恩來受命組建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主要從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報、保衛中共高層人物、採用暗殺方式懲處叛徒等。由於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長期置身於國民黨的統治中心上海，非但沒有遭到毀滅性打擊，還有效地指揮了共産黨在全國的活動。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武定路修德坊6號便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地點。

       上海隱蔽戰線創下“四最”：最早設立、最重要陣地、貢獻最大、作出犧牲也最多。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後，1928年春，周恩來主辦學習班，培訓特科人員20多天。他又研究、擬訂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號——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確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民主革命時期，我黨在上海的城市鬥爭之所以能堅持28年而不中斷，革命的火種始終未曾熄滅，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通信站，實現了中共首次遠程無線電聯絡，中共的第一部無線電電臺悄然誕生。

        1928年，中共六大決定在上海建立地下無線電通信站，由周恩來主抓籌備。1929年春，中央擁有第一部自製的無線電收發報機，並於同年秋在福康裏9號開出首個秘密無線電臺。

         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開展情報、保衛工作，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正如陳雲同志所説，“特科是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鬥堡壘。特科是一個有戰鬥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