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與“五一”有深厚的淵源

　　原標題：傳承紅色基因｜上海，與“五一”有深厚的淵源

       今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日。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中國工人階級重鎮，上海與“五一”有著深厚的淵源。

       從1921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上海英美煙廠工人大罷工，到1922年上海海員大罷工，再到1925年的二月罷工，直至五卅愛國運動，上海工人階級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成為民族精神的生動體現。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稱讚，“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

圖説：位於成都北路897號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陳列館。新民晚報記者 張龍 攝

       産業工人鬥爭覺醒

       自從1843年開埠之後，上海就迅速發展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工業生産成為上海城市發展的重要基礎，也由此誕生了中國的第一批産業工人。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被迫簽訂，正式允許外國在華設廠，一時間外國資本在上海投資設廠激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上海民族資本的發展適逢難得的“黃金時代”。據《上海工運志》記載，隨著中外資本在上海開辦企業的激增，至1919年，上海工人階級的隊伍有了較大發展，其中工業工人為181485人，交通運輸業工人為116250人，手工業工人為212833人，共計510568人。在中國共産黨誕生前夕，上海各業工人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在全國産業工人中上海佔近五分之一。

       然而，當時上海工人的生活是艱難困苦的，因為一方面工資水準低，收入少，另一方面物價漲，生活費用高。有關史料記載，上海工人的工資僅及外國同工種工人工資的幾分之一乃至十幾分之一。由於各行業、各單位工資水準和各時期物價水準的不同，各行業和各時期的工人生活水準也有差異。但是就多數工人和多數年份來説，工人的勞動收入往往難以維持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

       為改善自身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上海工人階級很早就開始自發地進行鬥爭。1920年8月15日，上海黨的早期組織發起創辦《勞動界》週刊，這是中共創辦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讀物。《勞動界》週刊內容設有演説、國內勞動界、國外勞動界、詩歌、小説、讀者投稿等專欄。文章生動活潑，短小精悍，以生動的事例揭露了資産階級壓榨工人的罪行，啟發工人的覺悟，共出版了24冊，1921年1月終刊。

       1920年11月21日，在上海黨的早期組織的指導幫助下，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自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第一個群眾組織。上海機器工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標誌著以近代産業工人為主導的工人運動的興起，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姿態登上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在黨的領導下，上海機器工會帶領工人們衝破舊式幫會的束縛，與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機智、不屈不撓的鬥爭，揭開了中國工人階級在自己政黨領導下開展工會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新篇章。

       1920年12月，在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幫助下，上海印刷工會成立，有會員1300余人，並出版《世友畫報》。

圖説：館內的蠟像再現了黨領導工人罷工的情景。新民晚報記者 張龍 攝

       遊行集會紀念“五一”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等城市的35萬工人舉行大罷工和遊行示威，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勞動條件。這場鬥爭震撼了整個美國。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強大力量，迫使資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國工人的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為了紀念美國工人的這次“五一”大罷工，顯示“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偉大力量，推進各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會議通過決議，規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遊行，並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遊行，以示慶祝。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集會遊行，反對簽訂《巴黎和約》，反對帝國主義，遭到軍閥政府鎮壓。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遊行示威，罷課抗議，聲援北京學生。從6月3日開始，北京軍閥政府在兩天內逮捕學生近千人，激起全國人民的更大憤怒。上海工人發動了六七萬人的大罷工，接著滬寧、滬杭兩鐵路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南京、天津、杭州、武漢、九江、濟南、蕪湖等地的工人也紛紛罷工和遊行示威。在工人罷工的影響下，上海等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舉行罷市。至此，五四運動就成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包括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城市的工人群眾浩浩蕩蕩地走向街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在上海，陳獨秀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聯合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全國公界協進會、中華工會總會、中華工界志成會、上海電器工界聯合會、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上海藥業友誼聯合會等7個社會團體，發起召開了“世界勞動紀念大會”。

       為了組織好這次紀念活動，會前進行了長時間的準備，設立了專門的機構，陳獨秀被推舉為籌備紀念大會顧問，並在籌備會上演講了勞工問題。雖然慶祝大會遭到軍警彈壓，幾次轉移地點，但最後仍在老靶子荒地上，召開了有千余工人群眾參加的大會。會上高呼“勞工萬歲”等口號，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各工業組織純潔之工會”等要求，並通過了《答俄國勞農政府的通告》，對蘇俄政府關於建立中蘇友好關係的宣言表示了熱烈歡迎。會後發表了抗議軍警壓迫的相關宣言，譴責反動當局勾結洋人破壞這次集會的暴行。

圖説：位於人民廣場的五卅運動紀念碑。新民晚報記者 張龍 攝

       工人運動風起雲湧

       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在上海誕生，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宣佈“組織産業工會是我黨基本任務”，並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組織工人建立産業工會，開辦工人學校，開展工人運動。上海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使工人運動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從此以後，上海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波瀾壯闊地開展起來。

       從中共一大至三大的創立時期，工人運動幾乎是黨的全部工作。1921年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作為中共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中共中央駐滬期間，直接領導上海工人運動。

       在早期上海的工人運動中，誕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工運領導人。犧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的第一位共産黨人——汪壽華，在五卅運動爆發時，轉任上海總工會宣傳部主任，積極協助李立三、劉華、劉少奇領導工人運動。五卅運動結束後，李立三、劉少奇相繼離滬，劉華被敵人殺害，汪壽華遂任上海總工會代理委員長。

       從1926年5月開始，汪壽華作為上海區委軍事特別委員會成員，多次發動上海各行業工人進行大規模罷工鬥爭，並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裝起義。在成功取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之後，汪壽華被推選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壽華晚上前去赴宴，汪壽華被殘忍的敵人打昏後裝入麻袋，運至楓林橋活埋，犧牲時年僅26歲。

       在上海，還有許多從普通工人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領導人，上海紡織工人中的第一個黨員———孫良惠，就是其中的代表。1925年5月24日，顧正紅烈士追悼大會舉行，孫良惠擔任大會主席，宣讀祭文。5月3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孫良惠任副主任。9月18日，上海總工會被查封，孫良惠被通緝而轉入地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