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的歷史性變革

　　國內觀影需求迅速提高。1979年創下了全民平均觀看電影達28次、全國觀眾達293億人次的空前紀錄。為應對井噴式的觀眾觀影需求，國産電影生産、創作和發行均做出了許多努力探索。《小花》中戰爭描摹和細膩情感表現熔于一爐，《廬山戀》聚焦都市與青春期人物某些典型，《少林寺》講述的武俠傳奇故事引人入勝，而《天雲山傳奇》《苦惱人的笑》等，則著力展示小人物的命運和情感生活，表現出反思和批評的勇氣。謝晉的《芙蓉鎮》更成為標識歷史與社會批判的特殊紀錄。張藝謀的電影《紅高粱》《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和賈樟柯的影片，拓展出新的藝術空間。電影從計劃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電影題材持續擴大自己的選擇空間，電影市場隨之涌動。

　　《芙蓉鎮》劇照

　　40年來，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生産故事影片4522部，從2009年到2017年，共生産故事影片5789部。電影題材的容量、表現形態跟全球生産有了新的連接的可能性和不可替代性。電影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院線制”于2002年開始推行，2003年《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出臺，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民營電影成功崛起，成為電影創作重要的主力軍，中國迅速成為電影大國。被市場和網絡解放了的電影生産力，深刻影響著電影創作和題材的選擇，而呈現出新的特質和變化：

　　一是電影創作題材多種多樣，非單一指向性的時代性意識深度增強。這源自電影創作觀念不斷開放。2002年，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出現了，在電影開放和改革的進程中，《英雄》無疑起了引領、激勵的作用。它國內票房超過2.5億元，海外票房1.23億美元，創下新紀錄，中國因之有了自己的商業大片。

　　電影産業化在重塑電影題材選擇的同時，迅速帶來了包括題材藝術處理在內的藝術意識前提的改變，並決定了電影創作和題材表現形態多樣化的可能性。現實題材、農村題材電影大都為中小成本影片，像《馬背上的法庭》《三峽好人》《香巴拉信使》《鋼的琴》《親愛的》，生活氣息比較深厚，地域特色鮮明。兒童題材電影中有的作品人物形象鮮活豐滿，努力以電影手段表現兒童生活與心理，但仍面臨著進一步強化表達方式與接受上的情感性和價值意識。更多的電影題材表現在植根于現實的同時，也著力實現類型電影的縫合功能。如《湄公河行動》《戰狼》系列和《紅海行動》等，雖未能促使大眾對人性價值的批判或更深層面社會問題的思考，卻賦予空間以時間之維，使其備受歡迎。

　　二是多元目標、類型化策略紛至遝來，演繹生成空間意識建構和主觀性價值選擇。電影在新的世紀，特別是近十年有了迅猛發展。這時的中國電影市場已經走入全球電影舞臺的中心，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2017年全國5.5萬家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産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91950億元，比上年增長10.8%。同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550多億元。5月底，2018年的累計票房已達284.4億元，比2017年同期增長了22.4%。作為文化産業的電影，中國追趕美國等國富有成效，在銀幕數上現在已把北美市場比了下去。然而市場火爆，高票房下的負面現象仍值得反思，怎樣針對目標受眾增強電影創作的類型化策略，準確把握動作、喜劇、偵探、科幻、魔幻、冒險、勵志、親情等類型，或嘗試多種類型元素的雜糅運用，既是電影創作中所應該秉持的特定手段，也是一種融合主體價值選擇的經驗自覺。現在市場和網絡很發達，環境很浮躁，深陷其中的電影需要反思和超越。對於中國電影説來，如何邁出向電影強國過渡的堅實一步，成為重要的考驗。

　　三是大片興起年代的電影處境發生的變化，創作主體的主觀性構造成為踐行電影題材探索與藝術創新活動的重要意識載體。新時期以來的好電影開啟了不同題材創作走向市場以至海外的旅程，填補了本土題材電影拓展市場、拓寬藝術表現領域的空白。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電影題材和內容實質上都受到市場的影響，有的在票房和數字“威逼利誘”下發生了質的改變。不難看到，現實題材部分作品為了市場和票房大賣，放棄對現實人生的關注與描寫，《小時代》系列、《分手大師》等影片華麗空洞，沒有挖掘人生的蘊含，表現人性的深度，沒有體現出現實社會中的人情冷暖，讓人回味真實、歷史和生活的意義。電影創作在風格、樣式上如何走多樣化、多元化之路，怎樣贏得觀眾發自內心的由衷喜愛，成為考驗。在這方面，重大題材影片創作盡力走出困境，嘗試並尋求多元化發展，像《建國大業》（2009）、《建黨偉業》（2011）、《建軍大業》（2017）拓展新領域，取得了包括市場在內的多方面的成功。

　　《戰狼2》海報

　　四是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英雄，而任何時代電影的題材和表現，無論現實抑或歷史題材都可對之歌頌與讚美。刻畫軍事英雄主義，軍事題材創作趨向多元化明顯，從《今夜星光燦爛》《默默的小理河》《高山下的花環》《血戰臺兒莊》，到《建黨偉業》《建國大業》《辛亥革命》《建軍大業》，再到《空天獵》《戰狼2》等。新的主流題材電影在市場化運作上取得成功，是運用國際化的製作理念和敘事方式做了創新性的有品質的表達。2017年中國電影海外票房則達42.53億元，背後體現的是電影人對電影、環境和時代性的文化與語境的力量的推動。

　　21世紀之後，中國正式加入 WTO、電影産業化、CEPA 協議簽訂、院線制建立、民營資本成為製片行業支柱、引進政策進一步開放，更重要的是，網絡時代對電影製作行銷手段的豐富，這些綜合外部因素都影響著國産影片的創作與題材表現形態。視聽效果的震撼與感官刺激的爆發浸染以至主導著多類型多樣化的創作與市場格局，創作題材和品種受到了愈發明顯的影響。

　　在40年來的發展中，電影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並産生了歷史性的變革。電影從2002年10億元票房到2017年的559億元票房，2002年銀幕8000塊，2017年已經超過5萬塊。電影已經融入中國人的生活，電影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當今電影的所有創作生産和傳播活動都相約走向了國家日益推動和文化自信日趨堅定的開放過程。改革開放帶來中國電影創作和電影生産五個方面的轉型：一、電影從短缺的文化生産供給，向繁榮活躍的現代電影産業和工業體系轉型。電影製作單位數量不斷增加，市場規模、電影産量和票房大幅增長，電影改革發展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二、從計劃經濟條件下傳統的電影管理體制，通過政策保障、設施建設、系統標準和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的結合，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電影治理髮生深刻轉變，電影市場主體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三、電影從政府主導政府投入向由政府主導、以電影企業為主體、全社會的整體參與的結構轉變。四、電影與科技深度融合，互聯網和新科技高速發展，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五、從電影單一的對外交流，向以我為主多層次多渠道多主體的文化互動和開放轉變，文化軟實力、國際傳播能力顯著增強，核心傳播指標取得明顯成效。

　　但是，在急劇變化的中國電影生態與總體徵象中，重新彰顯出第二重空間的價值，呈現電影創作與題材的精神指向，使其充當人性價值的批判者和守護者，是具有緊迫性的任務。電影進入市場，是否就能等同於走進當代中國的觀眾心靈？筆者曾提出這樣的電影之問，即：在市場之外，我們如何在內容的維度上下判斷？怎樣從市場轉向內容要求的電影，從電影與市場語境相互依賴的關係的角度去重新發現和合理化把握電影的發展規律，發揮更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在準確把握 40年來特別是當前電影改革發展的總體態勢的同時，如何總結經驗，推動開放的文化融合與自覺勢在必行。張岱年説：“一個獨立的文化，與另一種不同類型的文化相遇……應主動吸取外來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壯大。”作為一種産業化時代的市場性存在，電影創作無法逃脫進而又屈服於市場裹挾，但是，復活、舒張電影自己的聲音，在內容的維度和題材上開拓，是和不斷走向開放的中國電影的精神與思想價值尺度相連，也是與世界融合、溝通、對話的結果。長期封閉的電影向世界開放，積極探索影像中國，積極表現電影的中國精神從來沒像這40年來如此廣泛、深刻。它作為一種文化邏輯，引導並強化了中國電影人和世界説話的慾望。（丁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