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把日子過成詩

【人物·大家】

 

作者：李琭璐

 

謝冕先生今年82歲了。

 

先生老了，親友們總是勸他好好保養，要活到一百歲。聽到這些善意的祝願，謝冕心裏很不是滋味。不是懼老，而是他越來越感覺到“壽”字背後的空虛與乏味。如果精神與肉體能夠同步衰老，那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和諧，而先生不是這樣。

 

頤養天年的日子謝冕過不來。養花養草、玩鳥遛狗他不感興趣，下棋打牌更不會，甚至不辦壽，過節、過年均從簡。

 

 

在《我的西郊生活》裏，謝冕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隨心所欲，不忍過於苦了自己。唯有這夜闌人靜之後的寫作才是愜意的，也説得上是‘認真’的。”

 

對於這種“刻板”的生活，謝冕有過自責。但是沒辦法，既然“嫁”給詩歌，就靠詩歌活命。

 

盛夏時分，我試探性地撥通了謝冕家的電話，説明採訪意圖，沒想到他很痛快地答應了，甚至主動問，你哪天有時間呢?如此大師，如此謙和，不覺讓我心裏一暖。

 

採訪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鶴，翠綠的葉，火紅的掌，心中一動，後來為先生買下遞到家中。花雖輕，先生依然欣喜地發短信給我：“花很美，老師很喜歡，謝謝你。”

 

那日，夫人陳素琰正要出門，看有來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歡迎，茶几上的龍井茶，已經泡得很釅了。這對頭髮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歐式別墅群，謝冕一如既往的低調。問周圍鄰居，竟然不知道還有這樣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時先生下樓散步，被人認出，總是笑著説，不是的，不是的。

 

房間簡樸至極。依然是水泥地，客廳墻壁只有一挂鐘，再無更多裝飾。陽臺上擺滿了植物，一大株綠蘿挺拔蒼勁，門口的書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墻邊，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書太多，有些亂。”

 

年至耄耋，謝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於詩歌評論，少了曾經的恬淡詩意，多了內心的情緒萬千。憤怒、激烈、歡樂與憂愁……人愈年長，情愈濃烈。

 

而謝冕也一生警醒，始終沒有高高在上。是大師，更是草芥。

 

詩歌·探索

 

夏日的暖風搜索著地面，刮不到任何東西，早些時間落得滿地的玉蘭花，早已都被清潔工清走。紅磚墻，水泥門汀，銹澀的自行車在別墅樓前擺成一排。

 

那日，去謝冕家是暴雨來臨前的天氣，遠處的天並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現實文藝化的潛意識，故意要沉溺于一種陳舊的環境裏，又孤獨又安定。

 

讀過謝冕的詩歌與評論，我總覺得他是孤獨的，冒昧地這樣想。

 

這一次，我請先生敘説個人歷史，企望有好的運氣——願他是善談的，不用我提問，便可滔滔不絕。但謝冕不是那樣的人，説出來的都是片語微光。

 

 

我幾乎沒法跟先生展開辯論，他駁你一遍之後，你想誘他多説些而故意説反話，他卻毫不接招：“你這樣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們不斷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尷尬，幹著急，謝冕卻保持著一個樂呵呵的固定姿勢，眼睛望著一摞書，像是進入另外一個時空。

 

謝冕自幼喜歡詩，有古典詩，也有新詩。古典詩好像一座高山，謝冕很嚮往，但是心嚮往之而不能及;新詩是身邊的，好像朋友，有一種親近感。

 

“我從少年時代就是詩歌少年，很喜歡詩，而且也學著寫。年紀大了對成熟的人生回顧起來，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幼稚，那麼天真，居然寫了那麼多。”謝冕從新詩中懂得了一個道理，即詩歌與人的情感、內心世界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和自由的內心世界、一種無拘束的情感是有關係的。

 

詩歌是和心靈非常接近的一個文體。受到“五四”新文學及新詩革命的一些前輩影響，謝冕看到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得那麼充分，那麼無拘無束，“這個境界實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學”。

 

那時，謝冕知道胡適，知道郭沫若，還有後來出現的一些新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覺得他們的表達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這樣接近了詩，學習詩，夢想做詩人。”

 

1948年，散文《公園之秋》發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報》。這是謝冕第一次發表文學作品。文章寫道：“楓葉紅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華麗的讚美詩，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難大眾的血跡;他們，這批可憐的被獻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臨之前，他們被黑夜之魔奪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楓樹葉子上。”

 

謝冕17歲時，新中國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軍裝，自願而真誠，幾乎沒有任何世俗考慮，就是告別舊中國，建設新中國。

 

當時，謝冕由少年轉入青年，雖然他仍在寫詩，但總覺得所寫的並不是自己想寫的，“我是按照一種理念、一種號召來寫的，那不是真實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嚴重的一個事件，詩不能表達一個活生生的、有活潑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個事情了”。

 

謝冕最終放棄了詩歌理想。

 

20世紀50年代，謝冕與其他5位作者共同寫成了《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那是很複雜的一個産物，也可以説是少年無知，那對詩歌歷史是歪曲的寫作、歪曲的表達。那也是歷史的産物，同時也是充滿了內心矛盾的産物，現在我把它保留下來了。”謝冕認為，這部著作的主導思想是不對的，將詩歌分為革命詩歌、不革命詩歌、反革命詩歌，現實主義詩歌、反現實主義詩歌，這些觀念是有毛病的。“當時隱隱地感覺到這是錯的，但又不敢説不對。”

 

謝冕一直盼望著新詩走出絕路，讓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詩能夠和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內心世界結合得很好。

 

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遇到了現在的朦朧詩，後來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詩人的“地下寫作”，謝冕覺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情。我能夠毫不猶豫地站在新詩潮的潮流中，來表達我自己的感受，這就是我所盼望的詩歌，我所想念的詩歌，現在終於回來了。”

 

“新詩面臨著挑戰，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人們由鄙棄幫腔幫調的偽善的詩，進而不滿足於內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詩，詩集的印數在猛跌，詩人在苦悶。與此同時，一些老詩人試圖作出從內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詩人在崛起，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寫出了一些‘古怪’的詩篇。越來越多的‘背離’詩歌傳統的跡象的出現，迫使我們作出切乎實際的判斷和抉擇。我們不必為此不安，我們應當學會適應這一狀況，並把它引向促進新詩健康發展的路上去。”這是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發了關於新詩潮的熱烈討論。

 

對於別人的圍攻，謝冕不作申辯，朦朧詩論爭的對手都是大牌詩人和身居要位的評論家，可他從沒有寫過一篇答辯文章。他保持沉默，這是一種境界。

 

謝冕自稱“反季節寫作”，其專著也是一反常態在賓館裏寫而不是在圖書館寫。他記憶力超常，才華橫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聲時時濺落。

 

那天，陽光很好，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默默相對，間或閒言碎語地笑一下，心情鬆弛、眼神渙散，分別進入一種自顧自的狀態，卻又不覺得無禮。

 

客廳兼會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兩個小時之後，謝冕突然問我：“你讀過《詩探索》雜誌嗎?”那是他從1984年辦起來的雜誌，銷量不大，更不賺錢，但做得有聲有色，雖沒熱賣，卻也被眾多詩歌愛好者掛念。

 

這座城市並不缺乏詩歌的氛圍和熱情，而詩歌用更大的熱情點燃了謝冕。“我們只不過在一個真空地帶，做了別人沒有做的事情。”

 

當然，世界上還是會有一些讓謝冕特別震動的事情。“唉，對了，我想説個事情給你聽。”他很鄭重地説起在網上看到的一則新聞，“廣西玉林還有狗肉節啊!那些動物多無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師道·呵護

 

“儘量不要打擾我的學生吧，他們太忙。”當我提出要側面採訪他的學生時，謝冕特意叮囑。

 

謝冕的學生，大多活躍在當今學術界。

 

學生張志忠説，謝先生尤為可貴的，是他對青年詩人的全力扶持，30餘年間，他為青年詩人撰評作序，不遺餘力，這在當代詩評家中可以説是為數不多。“早些年間和先生交談，我曾經勸他，不用這樣來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個來訪者、來信者，這樣的雜事太多，沉不下心來，會妨礙做更重要的學術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擋在門外啊。”那些來自遠方的訪客和書信，在謝冕這裡都得到了熱情的迴響，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還是詩人們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過一面之緣，還是素不相識，在他這裡都不會碰壁。

 

甚至還有這樣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詩人去世，他的哥哥為了滿足逝者的心願，將其詩歌編成集子，到謝冕這裡求序，他欣然允諾。

 

在謝冕這裡，與青年詩人的交流，並無等級差序，首先是一種情感和詩性的撞擊。就像魯迅當年，為那麼多的青年作家寫序，稱讚他們的生命熱力。而被魯迅評價過的青年作家，有許多今日已經湮沒無聞，但是，文學評論畢竟不是選擇“績優股”和“潛力股”進行投資，扶植新人，推薦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為新人新作推波助瀾，為當下文壇留下參差錯落的風景，這才是真正有見識、有熱情的大家風範。

 

 

學生們常笑謝冕是“守財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總會拿一大包回家，看過後整整齊齊地擺放一旁，不捨得丟掉。“反觀諸己，若不是當年先生不棄草芥，把稚拙愚鈍的我收留在門下，耐心提點，對先生來説，不過是少了一個來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對我自己，人生的軌跡可能就會産生很大的改變，學術之路會走得異常艱難吧。”謝冕惜才，張志忠上學時常在先生家吃飯，受到很大關照。

 

“老孟”，這是謝冕對學生孟繁華的稱呼，二人相識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個批評家週末，開始前，謝冕隨意自如，談笑風生，學生們則自在率性，書生意氣，師生間的談話海闊天空。一旦正式開始的時間到了，頓時安靜，“老孟還沒來?等等老孟，他説來的。”謝冕的話音剛落，孟繁華就氣喘吁吁地進來，一副莊嚴而厚重的樣子。謝冕笑著説：“老孟來了，大師來了，我們開始吧!”孟繁華朗朗大笑，算是對先生的回答。

 

謝冕對待學生一向寬厚溫和，但也有發火之時。1992年，謝冕讓孟繁華第二天陪他一起買《新青年》雜誌影印版，但當天從意大利使館來了位學習當代文學的學生，孟繁華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當時很生氣，教育我要對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時間觀念。”事後，孟繁華騎車又去買了一套雜誌，從此再沒爽約過。

 

高秀芹，謝冕最小的學生。她讀博士時，正值謝冕63歲，畢業後與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詩歌活動都會見面，她認為先生沒有老過，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稱“行走的詩人”。“他能看到學生的優點，畢業時不限定我們的論文題目，但要求學生從宏觀的角度敘述細節。”

 

畢業後，學生們雖然在不同領域發展，但謝冕總是惦記，時不時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謝冕本身就是一首詩，“與他在一起，我們都是老的，他是詩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護著詩。”謝冕為詩歌奔走，不喜歡説不，而且都會給予最熾熱的關愛。各地的詩歌活動，但凡需要他，從不推脫。

 

“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謝冕常開玩笑説，自己好讀書，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夠，到了這個歲數，應該多到圖書館看書。”

 

人的知識面是不斷翻書翻出來的，讓謝冕得意的是，他曾經讀過一個麵包車的書，記過大量筆記，還將感興趣的內容裝訂成冊，隨時翻閱。因為如果不閱讀作品，在新詩領域就不配有發言權。

 

讀過許多書，但謝冕並不想寫專門的文章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我寫了也沒人理嘛。”話雖這樣説，但他是不會去做“錦上添花”的學問的。

 

謝冕常常會引用詩人濟慈的一句墓誌銘：“這裡躺著一個人，他把名字寫在水上。”像他這樣的人，幾無佔有欲，對於知識、名氣、權力，甚至於“來自他者的認可”等抽象的東西，全都無欲無索。

 

這樣一個大熱天，謝冕在家裏完完整整地穿戴著乾淨的襯衫、鞋，手腕上還戴了手錶，一副要外出的樣子，他坐下來之後，褲腿縮了上去，露出深藍色襪子，腳背上有一個大洞。

 

謝冕在北大暢春園的家，書籍幾乎佔據了所有空間，另有一尊拜倫雕像。這樣一來，他的房間就顯得格外擁擠，外人來了總會一不小心就碰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謹慎地提醒：“小心腳下!”

 

性情·自由

 

“你沒有經歷過‘文革’，我替你可惜。”謝冕對我説。我驚訝地笑出來：“為什麼?幾乎每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咒罵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應該擁有不同的體驗。”我無法接受：“一個從事精神研究的人當然最好有豐富的經歷，但從生活層面來説，普通個體追求的還是幸福吧?”

 

謝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為太震驚，之後我多次向別人轉述他的這個觀點，經歷或沒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認同：“怎麼這麼想?我完全就不想經歷‘文革’!”

 

“我害怕經歷那個年代。”我對謝冕説，“我很難保證自己能在運動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輩子都要活在自責的痛苦中。”

 

謝冕笑一下：“不一定，現在有多少人在懺悔呢?”

 

我一直困惑：為什麼那麼多有思想的人在某個歷史時期，曾經集體地發生了那麼大的人格變化?“歷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體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個人意志的結果，被帶入群體的個人總是受無意識人格的支配。”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給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釋，熱情又單純的人很難不被捲入集體情感，況且那曾經是一種“幸福感”。

 

“你們上學的時候，正是戰爭時期，不會害怕嗎?”“不會，我覺得很幸福。”那時候，包括謝冕在內的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堅信：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謝冕説，一個人感到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個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

 

現在，謝冕已經活了82年。他説：“無法相信未來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麼會知道結果?”

 

“謝門”有個“餡餅大賽”，固定的比賽地點是昌平太陽城裏的餡餅店，而餡料就是普通的豬肉大蔥，活動迄今已辦了3年。謝冕一人能吃七八個，但有個女學生能吃十個。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賽”，更是有學生吃下了六個大包子。“在那個氛圍下，有什麼比吃餡餅更重要的事呢?”謝冕側著頭，笑瞇瞇地問我。

 

謝冕喜歡用粗糙的生活方式來表現鮮活的生命力，年紀越來越大，他卻越來越饞酒，常常在飯桌上觥籌交錯，紅酒白酒啤酒混著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學生張頤武會到謝冕家拜年，聊過之後，便會把先生和師母從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髮，再去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維蘭西餐廳吃飯，“謝先生對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獨鍾。”20世紀80年代中期，張頤武還是學生時，謝冕就曾多次帶他去吃西餐，“現在是顛倒過來了。”

 

中國作家協會研究員李朝全在《飄落在燕園的一粒種子》一文中寫道：“謝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這大概是他的詩歌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進他的家門，首先聽到的便是一片仿佛從遙遠的叢林中傳來的鳥兒的喧鬧聲，這是先生養的小鳥在歡迎客人呢。每當此時，他便會走到鳥籠前，故意做出教訓小孩的樣子，高聲呵斥：‘這樣高聲地叫，真是個人來瘋。’那些美麗的小鳥，説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聲，低下頭去，裝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裏的水，眼睛卻不時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鳥兒們都不長記性，或許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樂觀開朗，等到下次客人來時，小鳥們依然如我。謝先生還是像往常一樣，當著客人的面高聲地訓斥它們，小鳥們依舊裝作噤了聲，埋頭去偷聽主人與客人們的談話。”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為了多活幾年，付出的代價是這個不吃那個不喝。我經常鍛鍊，我什麼都吃，活得好好的。”謝冕洗衣服從不用洗衣機，夫人與他各洗各的，“就愛洗衣服。”先生笑著打趣。

謝冕這樣總結自己：“一點自由主義，一點唯心主義，加一點唯物主義。”回顧起來，他在北大度過了數年歲月，是他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原因是：自由。

 

謝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謝冕興奮得繞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詩歌研討會發言，謝冕總要寫出稿子，開會結束後，稿子就可拿去發表，是虛心之人;謝冕興趣廣泛，出差每到一個景點，都會拿著筆和本詳盡記錄，勤奮發問，是心細之人;謝冕不搞特權，早年出差，活動主辦方考慮他年齡大，特意買了軟臥，但他自己又換成了硬臥，老友劉福春説，不同年齡的人與謝冕在一起都會快樂至極，是低調之人;謝冕謙虛謹慎，一次開會，幾位年輕人批評詩歌界之怪現象，他笑著回應：“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認真與隨和中，在自由與原則裏，在悲觀與樂觀間，謝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寫作，他還喜歡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館習慣抄菜譜。

 

北大東門的紅辣子飯館，每逢謝冕就餐，服務員總會甜甜地喊一聲：謝爺爺來了。先生很高興，邀其坐過來一起聊聊，這種既溫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讓謝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誠説，謝冕這20多年來，為學術，為新詩，為新詩的當代變革，為朋友和年輕人費了那麼多心血，做了那麼多事情，自然獲得許多人的愛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會沒有體驗過“世態炎涼”。

 

十多年前，洪子誠和謝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學去訪問，那裏的領導奉他們為上賓。再過幾年，又到那所學校開學術會議，可能覺得他已經“過氣”，也沒有佔據什麼政治、學術的資源和權力，對他就換了一副面孔：雖客氣，但明顯將他冷落在一旁，而改為熱捧那些掌握著“資源”的人。

 

因為親眼見到這樣鮮明的冷暖對比，洪子誠不禁忿忿然。但謝冕好像並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認真參加會議，認真寫好發言稿，認真聽同行的發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談天，吃飯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將快樂傳染給周圍的人。“我有點慚愧，他也許不像我這樣的狹隘。”

 

在《北京大學當代學者墨蹟選》中，收有謝冕的墨蹟。先生寫的是培根的語錄：“幸福所生的德性是節制，厄運所生的德性是堅忍，奇跡多是在厄運中出現的。”——這應該是他所欣賞、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學”了。

 

以“節制”和“堅忍”來概括謝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應該是恰當的。他經歷厄運，對待厄運他取的態度是堅忍;他對自己能夠獨自承擔擁有信心，他也不願意給別人帶來麻煩和負擔。在他的生活中，又確有許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價值，知道珍惜。但從不誇張這種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樂意于將幸福、快樂與朋友甚至與看來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點，採訪結束。謝冕起身送我到門口，又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囁嚅著：“素琰怎麼還沒回來?”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