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在上海政法學院的演講

許紀霖

 

演講者小傳：許紀霖，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先後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研究員。近年來主要從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出版有《無窮的困惑》、《智者的尊嚴》、《中國現代化史》(主編)、《另一種啟蒙》、《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等著作，其中《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在2005年獲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 近十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許多人對當代中國的複雜現象迷惑不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自我認同的?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呈現出什麼樣的特徵?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麼?這一切，都是我們無法繞過的大時代中的大問題。

 

為什麼富裕地區廟裏香火旺

 

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神聖的超越世界的崩潰

 

當代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了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從精神形態而言，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論述，這是一個世俗化的時代，是一個除魅的時代，是一個價值多神的時代，是一個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的時代。

 

在前現代的傳統社會，無論歐洲還是中國，人們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種超越的神聖價值。這種神聖價值，或者以上帝這樣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態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態出現。這個神聖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價值、終極關懷和生活的意義。然而，現代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神聖的超越世界的崩潰。世界進入了一個韋伯所説的祛除神魅的時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們的終極關懷、價值源頭和生活的意義不待外求，而要從世俗生活本身自我産生，精神生活開始走向世俗化。

 

當超越的神聖世界失落之後，世俗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礎是什麼?這些本來都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如今都發生了問題。

 

社會的主流思維模式從傳統社會的價值理性逐漸轉向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人們考量生活和行動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終極性意義，而是作為達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義，達到上帝的彼岸，或成為現世的道德聖人，而是看其在現實生活中佔有了多少具有社會象徵資本的稀缺資源。由此，個人的自我理解也發生了變化。這一物欲主義的世界觀和個人觀，在一個生産慾望、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之中，便呈現為消費主義的世俗意識形態。

 

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這一徹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精神現象，目前正借助經濟、文化和人員流動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響到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大發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鋪天蓋地，不僅壟斷了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且也侵蝕到精神生活領域。市場社會的出現，使得市場的金錢邏輯成為生活本身的邏輯，在全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支援下，物欲主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倒性優勢價值觀，侵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為什麼一個千年禮儀之邦，一旦進入世俗化社會，物欲主義的出現會比其他世俗化的發達國家更兇猛?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國在進入世俗化社會的時候，宗教同時發生了衰落。一旦市場經濟激發起人性中的原始慾望，那種沒有靈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義便很容易迅速瀰漫。

 

物欲主義的價值觀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即便在當代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了主流地位，但與以往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説相比，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聖的性質，無法成為一套進入憲法、教科書、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話語。也就是説，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層面，它已經被公眾默認了，成為不言而喻的“潛倫理”、“潛規則”，但永遠無法登堂入室。於是，物欲主義便自我包裝。在當代傳媒和廣告所呈現出來的物欲，都不是直觀地、赤裸裸地呈現，而是以一種精神、藝術和審美的方式巧妙地體現。物欲精神化、消費審美化，原來的物欲與精神、消費與審美、世俗與超越、褻瀆與神聖的明確界限，奇跡般地被遮蔽了。現代消費主義的包裝術、整容術，令沉浸在物欲異化中的消費大眾，茫然無知，竟然從物質的消費中還感受到一絲精神救贖和審美快感。

 

雖然如此，由於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具有超越性和神聖性，而只是個人慾望的滿足和利益的實現，因此它們無法完全替代傳統的宗教和道德。後者之所以在世俗社會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人們除了慾望和利益之外，還有對希望的渴求、對不可知命運的恐懼和建立各種宗教、情感共同體的需求。這一切，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無法提供的。於是，很有趣的現象在當代中國出現了：越是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地區，廟裏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種祭祀和宗教儀式越是隆重。當神聖性從前門被驅逐出來之後，又從後門溜回來了。

 

但這已經是世俗時代的神聖化了，對各種超越事物的信仰，無不帶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與純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遙遠。在這個世俗社會之中，世俗審美化，神聖也被物欲化了。

 

為什麼個人獨立換來巨大壓力

 

對人的本質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後蘊含著一種不可救藥的歷史樂觀主義

 

90年代中期以後，當物欲化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開始籠罩市場，它也參與了對人的重新塑造。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不僅是關於消費的特殊觀念和方法，它也是關於自我形成、自我認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關於美的理想。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世俗時代一個完整的個人：他是充滿慾望想像的，具有無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時具有實現這種慾望的能力和本錢。從無窮的慾望到無窮的滿足，構成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所勾勒的個人形象。

 

這樣的個人，就是麥克弗森所説的“佔有性的個人主義”。在一個佔有性的市場社會中，個人的本質被理解為既不是一個道德主體，也不是某個社群的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通過對自己以及自己所擁有的財産的佔有，來證明自己。社會就是由這樣一些個人所有者所組成的。90年代以後，一些經濟學家也鼓吹，將人之本性理解為所謂的“經濟人”。

 

對人的本質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後蘊含著一種不可救藥的歷史樂觀主義，相信人的無限創造能力，相信科學和技術之萬能，能夠在有限的地球資源之中，無窮滿足人的佔有和消費慾望。人不僅能夠生産慾望，也能夠生産知識，而知識就是力量，一種魔幻性的物質力量。這種歷史樂觀主義幾乎完全忽視了人類內心世界的調控，特別是精神、道德品質的提升。這種以物欲、佔有和控制為目標的“英雄主義”，若無人文主義或宗教精神的制約，將成為毀滅性的力量，以精細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毀自然的家園和人類社會本身。

 

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後，人不僅在精神世界中與過去的神聖世界割裂，而且在現實世界中也與各種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個人。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和私人空間的拓展，個人從國家關係中解放出來，但在這個時候，各種社會的共同體，無論是傳統的家族或地域共同體，還是現代的市民社會和公民團體，不是殘落凋零，就是尚未組織起來。於是，被解放了的個人，很多便被拋到社會上，成為無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個人。

 

這種世俗時代的原子化個人，他孤獨地面對整個世界，而這個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個以利益為軸心的市場世界，缺乏溫情。市場的殘酷競爭，使得原子化的個人，失去了任何共同體的保護，不得不獨自面對一切來自社會的壓力，而所有的社會問題也被化約為個人的生存能力，讓個人獨自去承擔。在80年代，個人的獨立曾經是人人羨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卻成為了弱勢個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壓力。

 

當代社會的個人，越來越有了非常清晰的個人權利意識，也學會了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聲張自己的權利。但由於公共生活的缺乏，卻缺少相應的義務感和責任感。在民法所調整的私人領域裏，人們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擁有的權利，而在公法調整的公共空間，由於相應的權利之匱乏，所謂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流為口號。被各種瓦解了的共同體拋出來的個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人，實現了“以自我為中心”，卻找不到與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機聯繫，因而也難以産生社會所需要的相應擔當，於是有的就成為了“無公德的個人”。

 

為什麼追逐時尚讓人緊張不安

 

世俗時代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操控多數人比操控個別人容易得多

 

在世俗時代之中，不是沒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發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轉向，傳統的精英文化不再成為主流的文化，而逐漸為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後者不僅塑造和建構了一般民眾的精神生活，同時也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主要來源和消費對象。

 

世俗時代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多元化。文化出現了分化、斷裂和分層：城市內部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語為表徵的全球化文化與鄉村的本土文化之間，出現了深刻的裂痕和鴻溝。在此背後，則是社會的隱秘分層。社會等級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收入上，而且也體現在文化身份上。文化變成了可炫耀的象徵資本。對於一部分城市中産階層而言，泡酒吧、聽歌劇、喝咖啡，不再僅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蛻變為週期性的高貴身份之自我驗證。不過，從整個趨勢而言，傳統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處於衰落之勢，而城市的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漸佔據文化的主流。2005年的“超級女聲”，作為一個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義誕生的精神宣言。文化從過去少數精英(無論是思想精英還是藝術精英)對民眾的啟蒙式教育，變為由公眾廣泛參與的娛樂狂歡。誰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預設標準，而是通過直接投票、現場歡呼得以産生。一切取決於個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選擇，眾聲喧嘩，一個文化平民主義時代出現了。

 

從表面看起來，當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個人歸屬於什麼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標準的束縛，似乎完全是個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然而，如果只是一個充滿了物欲追求的經濟理性人，當個人的內涵被掏空之後，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斷能力，於是市場的標準便成為了個人的標準。流行和時尚內化為大多數人的審美觀念和價值準則。表面看起來，世俗時代的人們是自由的，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實際上，大多數人卻被“匿名的權威”所擺布，只要控制了公共傳媒，控制了廣告的發佈權，便可操控多數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時代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操控多數人比操控個別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種多樣，其中一個最簡便的方法便是製造偶像。世俗時代的明星與以往神聖時代的先知和理想主義時代的英雄不同，他們不承擔任何價值的重負。他們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種慾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風流、瀟灑……於是，娛樂界和體育界的明星便成為世俗時代最輝煌的人物。他們是殘酷競爭中的優勝者，是贏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財富和美麗于一體的慾望化身。當平民文化能夠越來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製造時，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漢、鄰家女孩，也越來越具有大眾的偶像意義。芙蓉姐姐的大獲成功，便是這種背景的産物。

 

在世俗時代，不僅精神生活的內容發生了轉變，而且其形式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精英文化是啟蒙的、智性的，訴諸於人們的理性和想像。而世俗時代的流行文化則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啟蒙的，它直接訴諸於人們的感官和直覺。於是，文學家的文學被流行寫手的暢想書代替，儀式化的戲劇被狂歡節般的歌星演唱會替代，藝術化的電影被美輪美奐的科技大片替代，雋永含蓄的敘述被拳頭加枕頭的感官刺激代替。視覺文化從整體上打敗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像的，而視覺是直觀的，想像與深度有關，而慾望的滿足只需要視覺的衝擊。當今的世俗時代，是一個視覺藝術的時代，文字成為視覺的配角，廣告則是這個時代藝術的經典體現。

 

人的慾望與理性不同，慾望是永無止境的，需要不斷的推陳出新，需要永遠的新鮮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腦皮層。於是，流行文化永遠在追求創新：新的創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現代的科技手段和網絡文化為不斷翻新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於是，唯恐落伍的人們被時尚的惡狗在身後追逐，不斷擴張和生産著自己的慾望。精神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繚亂，由此産生的緊張感和不安感，與世俗時代的自由氛圍，恰成鮮明的對照。

 

近十年來，互聯網的出現和普及，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會互動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網絡已經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化，一種我們目前還不可知、還在繼續發展中的文化。網絡也在生産自己的價值。它所生産的價值，卻一點兒也不虛擬，反而極大地影響了現代生活的價值觀。現實生活中的核心價值是靠一系列公認的世代相承的經典維持的。網絡時代的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經典：那就是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大話式的文化作為一種“無厘頭”文化，只有當下和現在。一切意義只有在當下語境之中才能體現。不求永恒，只要瞬間。瞬間的快樂、幸福和意義，構成了世俗時代文化的核心內涵。

 

為什麼子女教化成為尷尬任務

 

共同體的核心價值並非靠一紙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産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空前活躍，高速發展，但這種變化和發展是不平衡的，於是造成種種的斷裂。為什麼會發生社會的斷裂和文化的斷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公共文化和核心價值的某種喪失，出現了價值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乃至虛無主義。

 

價值的相對主義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關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善、什麼是正當這一系列有關價值的核心標準的模糊和不確定。法律和道德法則對於許多人來説，只是外在的、強制性的規範，而不是自覺的、天經地義的良知。一方面它們幾乎無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規範卻形同虛設，並不為公眾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權力的監視，人們便會毫無顧忌地違法，並不因此而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和良知義務。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違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規範，其實並不意味著公眾普遍地喪失了道德的感覺，而只是他們將價值相對化和實用化了。價值的內涵、道德的標準成為一種權益性的、可變通的工具。在不同的語境下實用地、靈活地理解和運用價值標準，也成為日常生活的潛規則。對於許多家長來説，如何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頗為尷尬的任務。一方面，在抽象層面上，家長們要向孩子灌輸那些千年不變的大道理，但在具體的實踐語境之中，他們又不得不向孩子傳授一套高度變通的潛規則。久而久之，在這種普遍的價值實用主義的氛圍之中，人們便習慣了按照道德的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生活，道德人格趨於分裂而又不自覺地按照某種實用理性統一起來。

 

價值的相對主義和實用主義雖然否認統一的、至上的道德標準，但畢竟還承認道德本身的正當性。但在當代中國一部分價值虛無主義者那裏，連價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棄了：崇高和偉大開始成為可笑和虛偽的代名詞，道德的神聖性開始剝落，任何重建價值的努力都被判定為壓迫性的“宏大敘事”的復辟。2006年以胡戈為代表的惡搞之風的出現，更將價值虛無主義推向了高峰。雖然各種虛偽、造作和矯飾轟然倒塌，但社會所賴以存在的那些核心價值也同時被漫畫化、虛無化，更進一步加劇了公共文化的危機。

 

核心價值的衰落，與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關。進入世俗化社會之後，過度的政治化變為過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國社會，私人生活非常豐富，也相當自由，各種形式的交往關係也異常地活躍。然而，過去由國家統一組織的公共生活，卻沒有轉化為自主性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公共生活由此而大為衰落。

 

公共生活，本來是公眾們為了實現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來的公共空間。共同體的核心價值並非靠一紙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産生，而是通過共同體內部成員經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過相互交往、相互對話而逐漸形成的，並由此內化為每個成員的基本信念。

 

在培養公共文化、塑造核心價值方面，學校本來是最重要的場所。學校所傳授的，不僅是有用的知識，而且是社會的公共文化，這些公共文化，是幾千年曆史傳統的傳承，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然而，這些年學校教育的産業化，使得教育成為了一項買賣知識的交易。大學內部人文學科的衰落與應用學科的旺盛，使大學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傳媒和網絡替代學校成為塑造靈魂的最重要的場所。然而，傳媒本身提供的價值是多元且混亂的，而網絡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響。於是，社會的文化傳遞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傳遞，人類文明的傳承發生了斷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複雜的、多變的、隨機的。經濟上的盛世伴隨著人心中的迷亂，形成了一個空前活躍又無序的現實景況。

 

這就是我們所期盼的現代生活嗎?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價嗎?當“和諧社會”的理想確立的時候，發展與和諧、多元與整合、世俗與精神諸般因素之間，又該如何協調?這是新世紀給走向世俗社會的中國人提出的嚴峻問題。

 

(演講時間：200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