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

寫作中的老舍。1951年，他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

 

今年是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誕辰115週年。1899年，臘月二十三，全北平都在歡送灶王爺上天的時刻，老舍誕生在北京小羊圈衚同一戶貧困的旗人家庭。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上學後，他自己更名為舒舍予，含有“捨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作為作家的老舍，一生專注于用文字描繪他熱愛的土地和人民。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平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大時代裏中下層市民的內心，用日常平凡的場景反映普遍的社會衝突，筆觸往往延伸到對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的思考，讓人從輕快詼諧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嚴峻和沉重。他行文的語言，大多提煉自北京白話，且把“想得深”的思想內容，用“説得俏”的語言表達出來，活潑幽默卻又精緻深刻。

 

老舍始終不曾脫離平凡的勞動者。在他住家門口，常年擺著桌椅茶壺，他喜歡請路過的車夫、小販、郵差等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在這裡喝茶歇腳聊聊天。在他的心裏，作家和一切靠手藝吃飯的“匠”一樣，都是用心才能做好的勞動者。 ——編者

 

母親是第一個老師

 

老舍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闡述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作家,他開篇便寫到態度：“我想，一位寫家既已成為寫家，就該不管怎麼苦，工作怎樣繁重，還要繼續努力，以期成為好的寫家，更好的寫家，最好的寫家。同時，他須認清：一個寫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該承認五行八作的地位與價值，不該把自己視為至高無上，而把別人踩在腳底下。”

 

這段話，是作為作家的老舍先生一生恪守的信念。為人民寫作，繼而為民族寫作，他始終把自己和他筆下的百姓連接在一起。在他的人生中,他始終不曾忘本。他曾如此自述：

 

生於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志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奠教書匠之基。

 

及壯，餬口四方，教書為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示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説，博大家一笑，沒什麼了不得。

 

甲午戰爭後的中國，大清朝已是強弩之末，割地賠款，民不聊生。1899年1月，農曆戊戌年臘月二十三酉時，老舍出生在北平小羊圈衚同一個底層旗人的家庭。在他之前,家中三男四女七個孩子已夭折了仨。他出生時，父親舒永壽，一個月薪僅3兩餉銀的護軍，正在皇城當值;母親因為失血過多，昏迷不醒。幸虧大姐及時趕到，老舍才不至於凍死。醒來後的母親抱著這個小生命，歡喜卻也悲苦。世道飄零，有一頓沒一頓的窮苦人家，添丁儘是愁。可是窮親戚窮街坊們並不這麼想，大家七拼八湊，按滿族的習俗，給這個“灶王爺升天”時節落地的小生命辦了“洗三”儀式。按節氣，父親為他起名舒慶春，母親給他的小名是小狗尾巴。

 

屬狗的老舍，童年也確如小狗一般卑微卻頑強。瘦弱的母親沒有奶水，稀湯米糊餵養的孩子，到了七八個月時，還不會坐不會爬。大門上劃著一道一道杠杠，是母親做的賒賬的標記，5個一組如雞爪。在老舍看來，窮，就像是一道勒在全家脖子上的繩索。然而更大的苦難還在後頭。

 

老舍出生時，國運衰敗，民間的義和團運動一波三折，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來了。城破之日，皇城裏的西太后已帶著皇上大臣跑了，而身為護軍的父親，還守在地安門與洋人交火。槍子打著了火藥，瞬間爆炸。氣息奄奄的父親被老舍堂哥發現時，是在地安門附近北長街一個糧店裏。兵荒馬亂槍炮橫飛，死裏逃生的堂哥只帶回了父親的一隻破襪。洋人一路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窮人家也被刮地三尺，最驚險的一次，老舍被扣在箱底下，逃過一劫。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

 

國不成國，家也不成家……在他的筆下，母親總是在不停地給人洗衣漿補做針線，但母親骨頭硬，再窮也不能失了志氣，不能失了做人的規矩，可以賒賬不能不還，可以吃虧不能報復，可以貧窮不能失禮……

 

窮，則獨善其身，這是老舍從母親那裏學到的人生第一課。

 

善良是人生的一盞燈

 

9歲時，老舍還不識字，雖然母親也想讓他上學，但學費從哪來?如果不是好心的族人劉大叔，老舍也許一輩子只能是個穿街走巷的手藝人。

 

劉大叔名叫劉壽綿，即後來被北平人譽為“佛家忠臣，師門孝子”的宗月大師。同為旗人的劉大叔出身富貴，雖是個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大少爺，卻始終心懷悲憫。他平日裏訪貧濟苦，散財為樂。在他的熱心資助下，老舍被牽著手領進了私塾，先拜聖人再拜老師，開始學文識字。在劉大叔的幫助下，老舍由私塾而小學，繼而考上中學。期間，劉大叔常帶著他，劉大叔施粥時他幫忙，辦貧民學校，他充當教員。一年又一年，老舍眼看著劉大叔散家産、散地産，生生將錦衣玉碗換成了袈裟托缽。

 

達，則兼濟天下，這是老舍學到的人生第二課。中學要花一大筆錢，老舍不忍，偷偷考入為窮家子弟實行供給的師範學校，立志做個教書匠。

 

“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説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

 

到23歲的時候，老捨已經任京師郊外北區勸學員，又曾任京師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講演所所長，北京教職員公會小學部委員等，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塊錢的月薪。雖然緊巴，但噹噹贖贖，日子也還算不悅不怨。但他卻鐵心辭職，去做了個月薪50元的教師。在別人眼裏，這事兒辦得實在吃虧賠本，但老舍卻開心不已，理由很簡單，因為“又摸著了書本。”

 

當官是個清閒的差，有錢有閒有應酬，“清閒而報酬優的事情只能毀了自己。”因為應酬，他學會了煙酒，因為應酬，他學會了麻將。雖然他的底線是絕對不嫖，但煙酒麻將，依然損害著他的健康，消磨著他的青春。意識到與一群荒唐昏鬼、官僚政客週旋廝混有百害而無一益時，他已大病一場，病後決然要與過去的自己決裂。他來到孩子們中間，像當初跟隨劉大叔辦貧民學校一樣，安心當老師，得空還寫寫文章，發表了小説《她的失敗》、《小鈴兒》。

 

“五四”提供了作家機會

 

在“五四”之後涌現的作家中，老捨得語言風格獨樹一幟。他將此歸結為“五四”運動。老舍曾説：“五四”給我創造了當作家的條件。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剛剛踏上社會的老舍帶來了極大的震撼。首先是看世界的方式不再一成不變，敢於懷疑，敢於思考，衝破封建桎梏，要求人的尊嚴;第二，“五四”的反帝旗幟，讓深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他明白了國弱與家苦的必然關係，明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

 

“五四”帶來的白話文，讓老舍有了用武之地。“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他試著寫詩，寫小説，讓自己的情感傾瀉，思想有了想像。1924年，經友人相助，正在南開中學教書的老舍赴英國講學。在那裏，為學語言，他大量閱讀英文小説，接觸了狄更斯等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也就越發思念遙遠的祖國：

 

想起來便象一些圖畫……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説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説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初習小説的老舍，形式上模倣的是《匹克威克外傳》，“內容呢，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有個中心;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擠著人，事挨著事，全喘不過氣來。這一本中的人與事，假如擱在今天寫，實在夠寫十本的……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著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這種矛盾是出於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楞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説，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

 

1926年，《小説月報》上連載長篇小説《老張的哲學》，第1期署名“舒慶春”，第2期起改名“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