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擱筆 撇開名利 為友為情 寒冬歸來 廖一梅：能否撂下只有一步之遙

廖一梅

 

因為半個月前橫空出世的那篇《總是一步之遙》文采飛揚加思緒翩然的“編劇手記”，寫話劇總是立於臺前、寫影視總是隱身幕後的廖一梅開始被媒體追逐，成了劇組唯一的“突破口”。但我們相談的，遠不止《一步之遙》。

 

三年擱筆後，廖一梅重又爆發于這個寒冬——舞臺劇“悲觀主義三部曲”集中展演、姜文大電影《一步之遙》箭在弦上，大有“甄嬛體”過氣、“一步之遙體”當紅的架勢。吃導演的小灶喝導演的酒微醺出的體面和尊嚴感，讓一向習慣獨處的孤僻才女廖一梅在劇組一待就是4個月，“仿佛回到了大學時光，每天除了睡覺大家都在一起。”

 

擱筆三年——“如果有一天寫作成為我的束縛，那我一定毫不猶豫地丟下寫作。”

 

北青報：可能是因為《戀愛的犀牛》一直在演，所以如果不是您自己説，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廖一梅已經“消失”了一段時間。

 

廖一梅：三年沒寫東西是在享受獨自的時光，而且不接受任何採訪。自從《柔軟》的書出版後，就一直在享受自在且自由的生活。我覺得在城市裏，每樣東西都挨我挨得太近，可我喜歡那種一眼望去好幾百公里外有一座山的感覺。城裏的人小心眼兒是有出處的，因為空間小，誰都希望自己是舒展的、自由的，但是沒有這個條件。在北京，只要開車一個半小時，就有這樣的地方。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去，站在山上會覺得人真的太不幸了，這麼寧靜美麗的地方人居然沒有心情來享受，人現在已經忙到沒有時間和自己待在一起了。

 

北青報：突然停下來尋找這樣的狀態是為了寫作和所謂的靈感嗎?

 

廖一梅：當然不是了，就是為了高興。如果為了什麼而高興，那就不是高興，也許今天是高興的，明天就變成痛苦的，任何因為其他東西感到的快樂都是非常不靠譜的。就如同我一直開玩笑説我是“三級片編劇”(三級編劇)很多年，二級編劇才剛剛評上，證書還沒拿到，這些年若為這個而苦惱，太沒必要了。如果有一天寫作成為我的束縛，那我一定毫不猶豫地丟下寫作。

 

北青報：有一種編劇或是作家，每天都逼著自己寫一萬字，否則就不吃不睡，您為什麼能一放就是三年呢?

 

廖一梅：那種不能停下來的人，是因為自己不在寫作中或者工作中就找不到存在感了，不能證明自己活著，以此作為生命的依託。其實這件事我兒子對我挺有啟發的。那天他跟我説，“現在很多熊孩子搗亂是為了刷他們的存在感”，我説你説得太對了，我都很大了才明白人會為存在感付出一切。以前我都不知道有存在感這個詞，但他從10歲就知道有存在感，而且其實存在感可以解釋一切。那些要死要活沉醉於痛苦愛情的人其實就是需要存在感，歡樂是存在感，痛苦更是，而且是會顯示你與眾不同的百分之百的存在感。

 

悲觀主義——“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人沒有獲得幸福的天賦，除非人改變自己。”

 

北青報：中戲才女、孟京輝妻子、為兒子寫就的《迷宮》和《魔山》，不可否認，劇本背後的廖一梅是個“幸福”的女人，“悲觀主義三部曲”是否有點無病呻吟的意思?

 

廖一梅：這只能説明你用世俗來定義幸福。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人沒有獲得幸福的天賦，除非人改變自己。我認為的幸福是對任何事都不恐懼，永遠沒有不安，完全自由。人只要活著，經歷痛苦就是正常的狀態，從出生就是痛苦的，死去也是痛苦的，即便最幸福的人也經歷過無數打擊。有時你心情挺好，但出門趕上一串紅燈，再被人別了一下，頓時受挫。其實挫折感很容易獲得，但幸福很短暫。如果你面對這一切，仍然面帶微笑，這就是幸福，我也希望成為這樣的人。

 

北青報：《戀愛的犀牛》、《琥珀》、《柔軟》，“悲觀主義三部曲”的劇名，沒有一脈相承的句式，也沒有遞進的意味，這些劇名都是誰起的呢?

 

廖一梅：有時我會有一兩個名字讓孟京輝幫助決定一下，他會稍不靠譜，從不靠譜到特別歪，之後一下就找著了。有個秘密是，《戀愛的犀牛》從千場之後我就不再看了。最初很艱難的時候我場場都跟，還跟他們一起吃夜宵，就跟我演了一樣，後來就不看了，不能老看並且在自己的影子裏活著。

 

北青報：百場、千場在戲劇舞臺是值得炫耀的數字，但也有另一層意思，戲難免不走樣了，《茶館》、《暗戀桃花源》曾經都未能倖免，這次的《琥珀》似乎也有這樣的趨勢。

 

廖一梅：其實《琥珀》演成什麼樣我覺得都行。這次三部曲的演出，演後的總結會我都參加，每一次我都衷心地對每一位演員、工作人員表示感謝，一點不是客套。我要親口表達我的謝意。特別是《戀愛的犀牛》，我第一個感謝的就是孟京輝。《犀牛》他今年排了4次，有一次在上海演出，演員打來電話説感覺不好，覺得好多東西不對了，他當天就飛去上海，在那整整排了一天。當一個編劇都開始不再關注時，導演、演員依然傾注了那樣的心血，仍然在滿懷激情地演著，與觀眾交流著，真的讓我很敬佩，我不能不心懷感謝。即便觀眾不滿意，我也絲毫不懷疑他們會越演越好的。就像現在已經在孟京輝工作室挑大梁的黃湘麗和劉暢，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們剛來時什麼樣，當時的狀態看著有點像傻丫頭。後來黃湘麗去美國，已經是一個完全國際范兒的女演員，去見百老匯一個非常大的演出公司的老闆，她直接用英語自我介紹：我是“演員麗麗”，就好像“演員麗麗”是一個專有名詞一樣，特別陽光，充滿力量。舞臺真是一個特別滋養人的地方。

 

保護寫作——“我既沒有特別高的曝光慾望，又不需要掙錢，自然沒有必要讓寫作變成一件委屈的事。”

 

北青報：2005年給李少紅寫完《生死劫》後再沒碰影視，是刻意回避嗎?

 

廖一梅：我確實不靠寫作掙飯吃，所以就比較挑，必須哪都對，起碼得99%對才會寫。我為什麼要與一個不舒服或不對頭的人一起工作呢，寫作對我來説是一個挺享受的事。我既沒有特別高的曝光慾望，又不需要掙錢，自然沒有必要讓寫作變成一件委屈的事。挑來揀去，就這樣了，有點猶豫我就不寫了。我還是挺愛護寫作本身的。經常有人把這事變得寫噁心了，沒語感了，我不會。有人説寫電視劇毀人不倦，我同意，曾經有朋友開始寫電視劇時還説我準備全情投入，我心想我看你能全情投入多久，早晚得趴下。寫作是我從小熱愛的一件事，我不能把它變成一種折磨而不是享受，我得好好保護它。

 

北青報：您好好保護的除了自己的寫作，還有兒子的純粹與自由生長吧?

 

廖一梅：我兒子回家從不打開書包，我也不問。他希望自己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壞，最好不要被人注意，不挨罵，也不肯為得到好成績付出一點努力。我不期望他成為任何人，我覺得不懷有期望是一個人對待任何事、任何人的基本態度。懷有期望就會有恐懼，期望和恐懼是一對雙胞胎，想讓自己無所恐懼就不要懷有期望。那是他的人生，跟你有什麼關係?他會按照你期望的發生發展嗎?不會。那你最好就以一種特開放的欣賞態度看他開花結果，無論是石榴結果還是聞桂花香，都不錯。

 

駐組四月——“自從離開你們，手機再也沒有升過級。”

 

北青報：從去年不斷透出的有關《一步之遙》的信息中，從沒聽説您加盟擔綱編劇的消息，反而是有某某人、某某人，您是從什麼時間開始介入的?

 

廖一梅：我進入時，前面究竟誰來過、誰寫過，沒有人告訴過我，我也沒打聽過，我只是去做自己的工作，而且我相信那些編劇也沒有互相打聽過。後來都挂上了我才知道一共有9位編劇，但姜文是排在第一位的完全理所應當，其實是我們所有人幫他搭建一個他的世界。我們寫了一萬句話，他會從中挑出一句話，按我們另外一個編劇的話説，我們已經寫了10部電影，體量絕對有了。

 

北青報：所謂《一步之遙》的緣起“民國閻瑞生案”，聽起來也不過是個與花街柳巷相關的謀財害命之事，似乎不那麼有戲劇性?

 

廖一梅：故事本身只提供框架，就如同莎士比亞、契訶夫的戲，故事本身可能都平淡無奇。相形之下，這個故事已經足夠離奇。只告訴你故事，你是想像不齣電影是什麼樣的，電影之所以成為電影，是一個一個鏡頭、一句一句臺詞，甚至是鏡頭與鏡頭之間的空白構成的，其間的深意也不是用簡單的故事框架能概括的。任何一個故事都能拍成特別好的電影，都能拍成充滿歡樂和悲傷、能揭示人的困惑與孤單本質的，任何故事也都能承載一個悲喜劇，就像人生一樣，要看怎麼去寫。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你説它有什麼故事呢?!

 

北青報：在懷柔影視基地4個月的劇組生活，還習慣嗎?

 

廖一梅：我都發燒了!我其實需要很長時間獨處，甚至都不怎麼跟別人説話。能不打電話就不打電話，沒事時我一天一個電話都沒有，都知道我不愛閒聊天，特好的朋友都是有事兒説事兒。跟劇組一起的4個月就像回到了大學，大家從早上一起床就碰面了，所有人都住在一層，大家幹什麼都在一起，就睡覺不在一起，還就隔著一堵墻。一吃飯大家迷迷糊糊就出現了，買各種好吃的。之前我手機微信版本特低，沒法跟人家對話，照片、錄影都收不了，劇本也收不著，他們實在忍無可忍就送了我一部。不過現在我連密碼什麼的都不知道，都離開劇組了還得打電話問人家。就像一句臺詞：自從離開你們，手機再也沒有升過級。

 

編、導之爭——“這個問題在這個劇組其實不存在，因為姜文自己就是編劇。”

 

北青報：從那篇編劇手記中可以捕捉到很多信息，“老薑”是與姜文很熟，“您”則是對中戲前輩的尊重，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兩人似乎神交已久?

 

廖一梅：雖然都是中戲的，但我們讀書時沒有見過面，他畢業了，我才上學。最早認識其實是我們倆一起領過一個中戲的獎。後來真正打交道是因為他找我寫劇本，就是《太陽照常升起》還沒有拍完時，他在準備下一個戲。不過姜文看過我編劇的所有的戲，《戀愛的犀牛》他看過1999年最早的版本，甚至看過不止一遍。

 

北青報：作為姜文劇組有史以來第一位女編劇，有沒有在創作時刻意隱藏性別融入他們，以免讓人從文字中嗅到女性編劇的氣息?

 

廖一梅：姜文的劇組的確陽氣十足，而孟京輝的團隊則是女的多，我還曾建議兩個劇組搞個聯誼，但有一點是共通的，氣場不合的人在兩個劇組都待不住。我在寫作中沒有特別要回避性別，我也不覺得別人看我的劇本能夠從中看出這出自一個女性編劇之手，無論《犀牛》還是《琥珀》。所有的創作者從本質上來説都應該是雌雄同體的，只有他(她)具備這樣的素質才能關照所有，關照一切，畢竟任何一個角度都是狹隘的角度。

 

北青報：近兩年，編劇與導演之爭屢屢上演，您自己也曾經擺出過“一字不許改”的姿態，不知道這層顧慮在《一步之遙》劇組轉化過了矛盾嗎?

 

廖一梅：我自己對於導演如何對待劇本的態度是看情形，但在《一步之遙》劇組這個問題其實不存在，因為姜文自己就是編劇。而對於話劇，我是不允許改，孟京輝曾經因為演員説錯一個字而把他臭罵一頓。他會説，“你們沒有改的權力，因為這些詞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任何一丁點改動孟京輝都是不允許的。

 

劇組文化——“在姜文的劇組工作是最體面的，每個人都是有尊嚴的。”

 

北青報：您也説過，姜文是那種羞澀藏于霸道的人，話不多，但精準傳神，他的角色延續著這種語言個性，想必他的團隊也挺葛的吧?

 

廖一梅：當然，他的劇組宣傳總監也是編劇，健身教練也能演戲，廚師也能走紅毯，我是靠打坐功力才贏得的江湖地位。

 

北青報：劇組每天的工作節奏是怎樣的?日夜兼程?

 

廖一梅：當然不是，晚上不拍，晚上還得寫劇本呢。每天晚上，編劇組門口就開始有各路人馬探頭探腦地遊蕩，他們等待的其實就是被葛優稱作“劇紙”的幾頁紙。為了不放棄隨時有可能迸發的好想法，只有在開拍前導演才允許送達各部門。

 

北青報：常常聽説，老闆和老闆娘都在的劇組沒法待，不知……

 

廖一梅：我必須説，在姜文的劇組工作是最體面的，每個人都是有尊嚴的。周韻只是演戲，別人的事都不摻和，沒有戲時人家根本不在。就像孟京輝工作室，還不是老闆和老闆娘都在，大家也都好好的。

 

北青報：一個作品面世了，是否也意味著下一個作品又開始了?

 

廖一梅：還寫呀，求你了。不過話劇確實有，因為明年孟京輝有新劇場要開張，就意味著一定會有新戲，其實就是原來的大華電影院，最近頻繁在開會，將會是不同於蜂巢劇場的方式，是一種全新的演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