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後事：沉船之後的人和事

編輯: 陳豪

時間: 2014-12-16 16:31:58

來源: 中國新聞週刊

開庭數日後，被告中聯公司的股東只剩下周慶雲。他本來也有機會帶著全家和財産遠走高飛，但他不想被人戳脊梁骨，決定留下處理賠償事務。

1949年初，上海黃浦江畔，在碼頭送行的市民。攝影/Jack Birns

作者：徐天

83歲的周琦琇清楚地記得，1949年1月27日那天是小年夜。

幾天后便是春節，上海這十里洋場卻沒有太多過年的氣氛。淮海戰役剛結束，平津戰役也接近尾聲，國民政府準備遷至台灣。

黃浦江邊，開往台灣基隆的太平輪上擠滿了人。18歲的周琦琇和表哥、表妹也在太平輪上。他們準備轉道台灣，去香港參加表姐的婚禮。

5點左右，太平輪起航。近7個小時後，沉沒在東海海底。

周琦琇的表哥消失在黑茫茫的大海裏，她和表妹在海上漂浮了數個小時，被澳大利亞軍艦救起。表妹不久不治身亡，周琦琇時而清醒，時而迷糊，在親戚家一養數月。

這樣的家庭巨創，周琦琇之父周慶雲卻無暇顧及。作為太平輪營運公司——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聯公司)的股東，為了籌錢賠償罹難者家屬，他已心力交瘁。

租用太平輪

1938年，三個浙江老鄉周曹裔、馬斯才和龔聖治在上海興辦了建中公司，做船運。1943年，建中公司更名為中聯公司。不久後，寧波人周慶雲、蔡天鐸入股。

周曹裔是大股東，全面負責，馬斯才負責人事，周慶雲負責財務，蔡天鐸負責船務，龔聖治身體不好，不太參與公司的事。

公司擁有兩艘船，分別是客貨兩用的安聯輪和貨船華聯輪。因貨運量增大，1946年12月，公司向太平船務公司短期租借了客貨兩用、可裝2050噸的太平輪，日租費300美金。1948年7月14日起，改為長期租用，月租費7000美金。

隨著業務的興旺，周慶雲斥資在上海張園置業。張園是19世紀末英國人造的花園洋房，位於南京西路和泰興路路口，共有九棟，周家買下的是第三棟。當時，周家有保姆料理家務，周慶雲出入有小車和司機。

1948年11月，隨著戰事愈演愈烈，國民政府南遷的決定已不是秘密。許多機構跟著撤退，中聯公司也召開了董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第一，在香港設立臨時總部，由周曹裔負責選址;第二，馬斯才去台灣考察，蔡天鐸安排船隻事務，日後把中聯公司開到台灣去;第三，周慶雲和龔聖治在上海變賣資産，負責收尾。處理完這些事務後，先去香港述職，再一起去台灣。

1949年年初，香港和台灣的房子都已買好，八艘輪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準備大發展。

但就在此時，太平輪事件發生了。

太平輪沉沒

對周琦琇的表姐的婚事，周家長輩並不太贊同，但作為娘家人，不得不去幫她撐場面，遂決定讓小字輩去香港參加婚禮。

18歲的周琦琇和表姐最親，又恰逢寒假，她自然要去。15歲的表妹陸桃仙也要跟著去看熱鬧。表姐的親弟弟孔祥麟二十多歲，周琦琇叫他“三哥”。孔祥麟已經工作，便承擔起買票和沿途照顧兩個妹妹的責任。

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大人們都頗為放心。

1949年1月27日中午，陽光很好，暖融融的。周琦琇吃完午飯，穿著為了參加婚禮新買的麂皮夾克，和三哥、表妹一起到了黃浦江邊，上了太平輪。

周琦琇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上船時，甲板上已擠滿了人，有的躺著，有的坐著。她只能踮著腳，在空隙裏穿行。上樓時，她回頭看，甲板上密密麻麻都是人。

他們住的二等艙，是四人間。周琦琇和表妹一直興奮地聊著天。

船隻原定載客508人。但這是年關前去台灣的最後一班船，許多人想盡辦法登船。

《太平輪1949》的作者張典婉採訪了多位曾在1948年至1949年間乘坐過太平輪的人。他們都表示，那時船票價格早已不是票面價，多用黃金直接換船票。只要與船上工作人員熟識，都很容易無票上船，有辦法的人，拿張名片也能上船。因此，據後來估計，這一天的太平輪上，實際載了千余人。

原訂上午10點出發，後改為下午2點，但時間到了，貨物還在源源不斷地運上船。據後來的庭審記錄，太平輪上裝了國民政府的各種文件、600噸鋼材、中央銀行的80箱卷宗和商人們的貨物，滿滿噹噹的。

將近5點，太平輪終於起航。

這一天，沒有風，沒有霧，是行船的好天氣。因在戰爭中，海上設有宵禁區，太平輪沒有開燈。

年關將近，船上的人都在提前慶祝春節。船上的廚師張順來後來回憶：“看到船上大副、二副們，當天晚上喝酒賭錢。”生還者徐志浩回憶，太平輪一直熄燈急駛，大副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記調舵，等發現建元輪迎面而來，挂燈、鳴笛已經來不及。

當晚11點45分，在舟山群島的白節山附近，太平輪和裝載木材和煤炭的建元輪相撞。

聽到撞擊後，孔祥麟反應很快，給自己和兩個妹妹都套上了救生衣，跑到了甲板上。

這時，太平輪已開始傾斜。可以坐幾十人的救生船裏擠滿了人。周琦琇看到，船員正在放另一艘救生船，一邊的繩索已放下，另一邊尚未解開，太平輪便被海水淹沒了。

太平輪上的千余人和建元輪上的74人，統統被拋進了冰冷的海水中。

孔祥麟抓住了一根粗圓棍，周琦琇和陸桃仙共同抓著一隻木箱子，彼此相望。

海上飄浮了許多人，救命聲此起彼伏。有大輪船亮著燈經過，卻沒有停下救人。

漸漸地，呼救聲少了。然後，一個浪頭過來，孔祥麟不見了蹤跡。周琦琇和陸桃仙在黑暗中大聲喊他，沒有人回答。周琦琇知道，三哥沒了。她自己也凍得幾乎失去知覺。

這時候，漂來一塊大木板，上面已坐著幾個人。他們看到這兩個女孩子，就將她們拉了上去。

不知道過了幾個小時，已快失去意識的姐妹倆和其他34個人一起，被趕來的一艘澳大利亞軍艦救起。另外還有數人被周圍島嶼的漁民救起。生還者共40余人。其餘近千人，全部葬身東海。

被送回上海後，陸桃仙不治身亡，周琦琇被送到一個當醫生的親戚家裏休養。她猜測，或許是因為麂皮夾克防風，救了自己一命。

此後，她每晚都做噩夢，常常尖叫著醒來。有的時候會犯迷糊，昏昏沉沉。

寒假結束一個多月後，她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她努力不去想發生的事情，專心於補課。

凈身出戶

最先得知海難的，是船東太平船務公司。他們立刻給中聯公司總經理周曹裔打電話，周曹裔通知了其他四位股東。

太平船務公司的其他船隻都在歐美保險公司投保，唯有太平輪在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海難發生後，保險公司無力賠償，宣佈破産。

遇難者家屬來到中聯公司，將公司的辦公用品搗毀，又找到周曹裔家，憤怒地砸毀了傢具。

1月30日，在台灣的遇難者家屬向警局提出申請，扣押中聯公司在臺財産。31日，太平輪遇難家屬委員會成立，並召開了記者會。委員會共21人，分總務、調查和聯絡三組。

2月3日，周曹裔與遇難家屬見面。

兩天后，搜索遇難者的海川輪返航。家屬正式向中聯公司提出要求，除繼續打撈以外，還需給予每個家屬白米100石的賠償。

2月，中聯公司和家屬簽訂協議，分三期賠付，分別是25石、25石和20石大米。

因台灣法院扣押了安聯輪和華聯輪，中聯公司失去了進項，能用於賠償的，就是年前賣出的船票錢。

中聯公司的五個股東經過協商，決定賣掉中聯公司以及位於上海四川中路459號的中聯總部。但所得並不夠賠償總額。

4月6日，上海法院開庭。

周曹裔委託馬斯才出面應訴，自己離開了上海。不久後，馬斯才也不見了蹤跡。蔡天鐸在台灣，龔聖治身體不好，家屬們能找的，只剩下周慶雲。

周慶雲的二兒子周琪敏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開庭前兩個多月裏，父親本來也有機會帶著全家和財産，遠走香港或台灣。但父母不想被人戳脊梁骨，決定留下處理賠償事務。

開庭後不久，張園就被兩三百名家屬圍了起來。每一次周家人進出，都被搜身，以防秘密轉移財産。

周慶雲將家裏存有的四五根“大黃魚”(上海對十兩黃金的專稱)、70到80根“小黃魚”(上海對一兩黃金的專稱)以及全家人身上的金銀首飾統統賣掉。以後，又賣掉了張園和汽車。這些錢都用來賠償家屬。周慶雲唯一的要求是，從中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機的工資。家屬代表同意了。

當年5月，周慶雲和妻子凈身出戶，除了身上穿著的那身衣服，連被褥都沒有帶走。幾個孩子已由舅舅蘇獨梅提前帶走，暫時住在上海大順旅社。出門前，照例都被搜了身。

5月27日，解放軍攻佔上海。賠償逐漸不了了之，只履行了七八成。太平輪家屬委員會又在台灣向法院提出了訴訟。

有的家屬自始至終沒有拿到賠償。張祖華的父親隨太平輪沉沒，懷孕的母親張魯琳帶著5歲的大兒子先行去了台灣，3歲的她最終留在了天津，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現年68歲的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他們家都沒有收到一分錢賠償。

賣血

大順旅社的房錢太高，周家很快搬到了上海新城隍廟的一處木板樓，每月租金7元錢。樓下是一間10平方米的客廳，從窄小的樓梯上去，二樓是一間8平方米的屋子，上面還有一個4平方米的小閣樓，三兄弟就睡在閣樓上。

此時，周慶雲已失去全部生活來源，只能靠向過去的朋友借錢度日。每次借錢回來，他都會在賬本上記一筆。因為無力歸還，時間久了，再也沒人願意借錢給他。不過，有的人雖然不借錢了，但還會給兩勺米。

兄弟三人共蓋一床沒有被面、破著洞的棉花被。衣服多是親戚朋友送的，冬天只有一件棉衣，大哥穿著出門，兩個弟弟就沒法出去。隔壁人家吃完飯，倒了豆渣出來，母親會把豆渣收拾回來，撒一點麵粉在其中，給他們做面疙瘩填肚子。

他們最期待的是舅舅來的日子。這一天，舅舅總會打一點酒菜，帶一點肉來。

很多年後，直到母親去世前，周琪敏兄弟三人才知道，母親從1949年到1950年一直在賣血。拿到幾十元營養費後，她會給家裏改善下伙食。她告訴丈夫和孩子，錢是從親戚家借來的，誰都沒有懷疑。

1950年，上海市政府來人找到周慶雲，希望他去一趟香港，勸周曹裔返回大陸，同時把被台灣政府扣押的安聯輪和華聯輪一起帶回來。

周慶雲也想重新起家，於是借了一筆路費，去了香港。但周曹裔告訴周慶雲，船是不可能要回來的，他自己也不會再回大陸。他顧念昔日情分，給了周500元錢，權當路費。

這一年的下半年，周慶雲經人介紹，在一家五金廠當了經理，每月工資200多元。1951年，周琦琇高中畢業，考上了清華大學地學系，學費、住宿費和飯費全免。之後，周家的第五個孩子出生了。

周家的生活總算有了好轉。周慶雲夫婦開始計劃還債，每個月留多少生活費，用多少錢還債，都事先做了計劃。

但是，沒多久，為了支持抗美援朝，周慶雲的工資減為100多元，勉強夠一家人開銷，還債的速度也放慢了不少。

周慶雲之死

1956年，公私合營。周慶雲作為私方代表，繼續管理五金廠。家裏添了第一件傢具——五斗櫥。一年後，家裏最小的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

1957年，幾個遇難者家屬不知從哪打聽到周慶雲的住址，找上門來要賠償。他和妻子商量後，把五斗櫥變賣，又和公方代表商量，提前支取了三個月的工資，湊了500元給這幾個家屬。

當地派出所出面做這幾個家屬的工作，説周家為了賠錢已經一貧如洗，請他們不要再來了。

1959年1月，北京修建“十大建築”，上海擔負了支援任務，周慶雲所在的五金廠作為援建單位之一，遷到北京。

周慶雲隨先遣部隊到了北京，當天下午去北京市委開會，晚上回到招待所，突發腦溢血，沒來得及送進醫院，人便不行了。

家人想從上海來北京見他最後一面，但廠裏提出，路費要從撫恤金裏扣除，他們只好作罷。作為長女的周琦琇一人料理了父親的後事。她將父親的遺骨安放在了八寶山人民公墓，文革時，遺骨不知所終。

周慶雲屬於因公殉職，廠裏發放撫恤金72元，全家每月還有1元的醫療費，共73元。周琦琇這時已大學畢業，在北京大學地理教研室教書，工資46元。每月，她會將一半的工資寄回家裏。15歲的長子周琪雄品學兼優，本已保送高中，他主動輟學，進工廠當了學徒，每月工資十余元。三年後轉正，工資45.9元。全家人就靠著父親的撫恤金、大哥大姐的工資過日子。

文革開始後，父親被當做資本家，撫恤金停發。母親再次開始了賣血，補貼家用。

紅衛兵前來抄家。進了門，他們愣住了，互相詢問：地址記錯了吧?這家這麼窮，怎麼可能是資本家?

還債

1975年，母親去世，死時才59歲。

那時，周琪敏碰到一個街坊，對方透露，以前總是跟他母親一起去醫院賣血。家人這才明白，為何醫生説母親去世前血管癟了，針頭都插不進去。

文革結束後，經過爭取，工廠補發了十年的撫恤金6000多元。全家人商量後，將這筆錢分成了七份：長子周琪雄付出最大，拿兩份，其他五個孩子各一份。

他們湊錢在蘇州買了一塊墓地，將父母合葬。父親的骨灰已找不到，就找了些父親的日常用品放了進去。

去世前，母親對他們説，她和父親對不起他們，但希望他們一定要把債還清。他們答應了。

這一年，老大周琪雄已32歲，老二周琪敏也30歲，但他們都沒有考慮結婚的事，每個月領到工資，就照著父母的借款賬，滿上海地跑，給人家還錢。有的人看著這本厚厚的賬本，會流下淚來。有的人根本不記得借錢的事，説不需要還了，但兩兄弟總是堅持讓對方收下。每還掉一筆債，他們都請對方寫一張收據。

六年後，欠款全部還清。

1982年清明節，兄妹幾人將賬本和所有收據在父母墳前焚化。

之後，他們在蘇州城內找了一個小館子大吃了一頓。這是過去根本不敢想的奢侈。周琪敏説，那一刻他才知道，什麼叫無債一身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