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南洋最後歲月：身處險境 重壓下仍豪爽

鬱達夫妻子何麗有與兒子郁大亞

 

浪漫抒情小説巨匠鬱達夫，抗戰時期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難曾震動中國文壇，個中原因一直以來有不少猜測。鬱達夫在南洋的最後歲月到底經歷了什麼?

 

1、在南洋的一個小鎮突然失蹤

 

1938年底，鬱達夫離開戰火紛飛的祖國前往新加坡，1942年初，鬱達夫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淪陷前夕，乘一艘摩托舢板撤離到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巴雅公務鎮。

 

他們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開辦了趙豫記酒廠，鬱達夫任老闆，化名趙廉。由於鬱達夫精通日語，又會講華語和印尼語(鬱達夫學語言的天斌極高，在同去印尼的友人尚未學會印尼話之前，他就會説了)，因此在日軍侵佔蘇門答臘島急需翻譯時，鬱達夫曾被迫擔任日軍翻譯。

 

在此其間，鬱達夫目睹了日本佔領軍濫殺無辜的滔天罪行。因為漢奸告密，日軍宣佈投降前，得知鬱達夫並非原旅居日本的僑商，而是中國鼎鼎有名的作家鬱達夫。雖然當時鬱達夫已設法買通一位日本軍醫，出具一張患有肺病的證明而辭去翻譯一職，但由於他身份暴露後，在1944年夏拒絕了日本憲兵部聲稱為了“安全”要送他到東京或上海的提議，日軍在宣佈投降後，害怕鬱達夫用他那作家的筆鋒向國際法庭控訴日軍在印尼濫殺無辜、殘暴作惡的罪行，併為審訊日本戰犯作出有力的佐證，因此在倉皇潰退之際，用極其卑劣殘忍的手段，把鬱達夫秘密綁架並殺害。

 

在鬱達夫被綁架的1945年8月29日晚8時左右，像往常一樣，鬱達夫吃過晚飯後坐在客廳裏與幾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個印尼青年來家裏把鬱達夫叫出去，鬱達夫走前説有點事出去一下就回來，當時還穿著睡衣、木屐。誰知一去便從此“失蹤”了。

 

當時正值鬱達夫夫人懷胎十月，當晚由於鬱達夫遲遲不歸，夫人既擔憂又焦慮，至午夜時分肚子就開始陣痛，第二天淩晨鬱達夫女兒鬱美蘭就降生了，只差幾個小時沒能與父親見面。

 

後來，朋友們從棉蘭的聯軍總部獲悉，鬱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荒野中，也有人説是被推下萬丈懸崖而亡。殉難時僅49歲。

 

2、身處險境掩護仁人志士

 

在抗日戰爭中，包括鬱達夫，郁家一共失去3位親人。

 

鬱達夫的祖母，在浙江富陽老家失守時，因抗拒為日本侵略軍燒飯服務，出逃躲在祖屋後的山洞裏，竟活活餓死。

 

鬱達夫的哥哥鬱華，是一位法官，為人正直、清廉，具有強烈愛國熱忱、民族氣節。1933年，他營救過廖承志，何香凝曾繪製一幅“春蘭秋菊”圖贈送給他。“八?一三”事變後，鬱華任職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當時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國法權機關，敵偽對鬱華軟硬兼施，如在家門口插一匕首、信封裏裝一顆子彈寄給他等等。威逼利誘都被他義正詞嚴地回絕：“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氣節不能喪失。”他仍堅守崗位，從事愛國活動。1933年11月23日上午，在去上班所乘的黃包車上，被日偽漢奸開槍暗殺，壯烈以身殉國。

 

鬱達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後時期的言論行動，都體現了他一貫的鮮明主線——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夏衍在《憶達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時，陳嘉庚曾對他説：“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的僑領。”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産黨員也曾對夏老説：“這位趙老闆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張楚垠在1985年北京紀念鬱達夫殉難40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也提到了幾件事：鬱達夫當日本翻譯期間，利用日本憲兵不懂印尼話、華語，印尼人、華人不懂日本話，居間折衝，做了許許多多好事。有一次蘇門答臘島首府棉蘭的日本長官派了一個漢奸特務和兩名曾見過陳嘉庚的籌服會委員(被迫的)到巴雅公務，來勢洶洶要搜捕僑領陳嘉庚，鬱達夫用日語對憲兵隊長説：“陳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國了，這幫傢夥故意找麻煩向你們討人。”使得憲兵隊長大怒，大罵他們。那幾個人莫名其妙，只好抱頭鼠竄。鬱達夫隨後用中國話斥責他們：“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樣子!”

 

據叛徒告密，日本憲兵到近郊某印尼共産黨機關抓人，從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産黨員名單，鬱達夫看了看，機智地説：“可惡，放高利貸害老百姓!這是他討賬的帳單。”憲兵打了那人一記耳光，把名單撕碎揚長而去。那“農民”以驚詫、感激的目光送走了這個不知名的恩人。

 

當鬱達夫被日軍監視時，他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隨時可能喪生，所以在遺囑上寫道：“天有不測風雲，每年歲首，例作遺言，以防萬一。”鬱達夫叫當時在印尼逃難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張楚垠、王任叔、邵宗漢、高雲攬等人趕快離開印尼。大家勸他一道走，他卻明確表示：“我已被監視，逃不了了，索性不動聲色，看時機再説，但是你們必須快走!”鬱達夫這種臨危不懼、捨己救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使大家頗為感動，正如郭沫若稱譽鬱達夫的那樣：“不惜自我卑踐，以身喂虎!”

 

鬱達夫曾這樣給文人下定義：“能説‘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鬱華、鬱達夫兩兄弟為革命烈士。1980年，在富陽家鄉富春江畔的鶴山上，建立了“雙烈亭”，亭子上有茅盾書寫的一塊匾額——“雙松挺秀”，讚頌鬱華及鬱達夫的高風亮節猶如兩棵挺拔青松與世長存。

 

3、為何選擇妻子何麗有

 

後來不少文章都把鬱達夫的妻子何麗有寫成是“只會講印尼話的土生土長的華人”，其實不然，何麗有是一個命運極為坎坷的中國普通婦女。

 

1921年，何麗有出生在廣東臺山縣江聯區東碧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裏，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何麗有原名叫何如轉，1931年，10歲的她，因為家中貧困，被父親忍痛送給一戶陳姓人家，從而改名陳蓮有，隨後被陳家帶到印尼。成年後在一個製作餅乾的工廠工作，回歸本姓，改名叫何麗有。1943年，經別人介紹與鬱達夫結婚，時年22歲，比鬱達夫小25歲。由於何麗有從小家境貧困，從沒機會上學，只會講廣東臺山方言和印尼語，所以對鬱達夫的了解並不是很深。

 

何麗有在晚年時，曾深情地對女兒鬱美蘭説：“我與你父親生活的那幾年雖短，但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何麗有的經歷使她從小養成勤儉節約的習慣，每當鬱達夫看到妻子捨不得花錢時，就對她説：“錢你就隨意花吧，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大概因為鬱達夫長妻子25歲之故，因而對妻子格外關懷、體貼，尤其是當妻子身懷有孕、出門行走不便時，總要悉心攙扶妻子。這對從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溫暖的何麗有來講，感受可謂刻骨銘心。回報鬱達夫的，當然也是無限的柔情。何麗有曾問及鬱達夫過去是做什麼的，鬱達夫回答説是“讀書匠”，因此每當看到鬱達夫在看書、沉思或寫字時，何麗有從不去打擾，甚至連走路都輕手輕腳，讓鬱達夫能在一個安靜的環境裏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當有客人來找鬱達夫時，何麗有禮貌地送上茶水錶示歡迎後，就主動回避，有時還幫忙“放哨”。這種默契與和諧，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嚴密監視中的鬱達夫所希冀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家、詩人鬱達夫，在他一生中最艱難、最危險，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裏，會與不識字的何麗有結婚，這就是鬱達夫的性格。從鬱達夫當時所寫的幾句詩中，可看出他的心境：

 

“洞房紅燭禮張仙，碧玉風情勝小憐”;

“玉鏡臺邊笑老奴，何年歸去長西湖”。

 

4、重壓下豪爽如故

 

作為趙豫記酒廠的老闆，平時家中自然備有各種各樣的酒。鬱達夫非常善於廣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當地的華僑和印尼人外，甚至還有日本憲兵。但是每當有日本兵到家裏來要酒喝時，鬱達夫總是叫何麗有拿出專門為日本人準備的酒，並一再對他們勸酒喝，直至他們喝到九分醉意才罷休，而鬱達夫本人卻不怎麼喝。等到日本憲兵一離去，鬱達夫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憤恨地説：“讓這種高度酒慢慢毒死這些壞東西!”

 

何麗有無比感動和自豪，覺得鬱達夫這個文弱的“讀書匠”還是很有血氣的，非常了不起!

 

但是何麗有無法深入理解的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印尼流亡期間，鬱達夫不再能工作和寫作，失去了戰鬥的武器，處於日寇統治下的僑區，卻要赤手空拳與全副武裝的敵人面對面地週旋;以他那樣一個早已慣於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卻必須偽裝做商人;面對著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聲嘶力竭地口誅筆伐的日本侵略軍，卻要強顏歡笑，虛與委蛇;已經身為酒廠老闆，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無酒，卻為了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竟斷然戒絕飲酒;為了保護革命戰友和愛國僑胞，竟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風，忍受著屈辱，甚至豁出生命……

 

鬱達夫還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他常常出門時身上裝著錢，回來時卻已身無分文——原來是每當遇到朋友有困難或需要用錢時，鬱達夫總會毫不猶豫地慷慨解囊相助，而且從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得到任何回報。

 

但當鬱達夫“失蹤”後，卻有許許多多何麗有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朋友來看望，並送錢、送東西。這些小事對剛剛經歷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何麗有來説，是一種多麼巨大的安慰。這種資助，在鬱達夫“失蹤”後的許多年裏，仍在繼續。

 

鬱達夫悲壯的一生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光輝，就像永遠不會泯滅的星星一樣。胡愈之曾説：“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