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一詞始於唐代 宋朝時最“拉風”

 

狀元簡筆畫(網絡圖)

 

科舉,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的一種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廣泛影響,很少有一種制度能夠和它相比。比如,深深滲透到中國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狀元文化就是一例。

 

一年一度的高考來臨。現代高考制度和過去的科舉制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文化的血脈是無法割斷的,延續過1300多年之久的科舉文化對中國人思想的潛移默化影響,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我們都無法回避。

 

“狀元”一詞始於唐代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自隋唐開始施行,直到清末廢止,其間除了蒙元初期的幾十年停止了一段,無論是歷時長久的統一王朝,還是不斷更迭的五代十國;無論是漢族人建立的帝國,還是少數民族政權,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

 

中國古代選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時代主要是貴族世襲制。戰國時諸侯紛爭,得人才者昌,出現過下級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臺的現象。兩漢時代主要行“察舉制”,就是定期由郡國長官聽取“鄉舉裏選”的意見,考察轄區內的人才,薦舉給中央去做官。魏晉南北朝時,察舉演化成為“九品中正制”,察舉大權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門世族手中,以致弊端叢生,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種非常有害於人才發展的局面。

 

隋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舉的特權,“九品中正制”漸廢,開始試驗由中央設科目,地方舉人才,經考試後入仕的作法,這就是科舉制度的開端。又因為隋煬帝喜文學,他始設的“進士科”後來成了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一科。

 

整個隋朝大約只考四五次,開頭考取的叫秀才,後來考取的才叫進士,總共只有秀才進士12人。

 

唐代“選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據清代學者顧炎武《日知錄》統計,“見於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實的“設科取士”、“分科舉人”。武則天以後,每年常規考選的科目,只有“進士”和“明經”兩科了。宋代王安石變法後,只留下了進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變。雖不是“分科舉士”了,但“科舉”這個稱謂卻一直沿用下來。

 

“狀元”一詞始於唐代。凡舉人進京會試,須先到禮部投狀報到,故時人稱進士第一名為狀元,又稱狀頭。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開辦貢舉,考取進士四人,第一名是孫伏伽,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

 

唐代的狀元還不像後世那樣受人艷羨。唐代狀元並不為史書所特別記錄,兩《唐書》裏有傳的狀元,如王維、柳公權、李固言,只稱“中進士第”,並不強調其狀元頭銜。而且,唐代考中狀元也和其他進士一樣,只有再通過吏部試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狀元沒有高出一般進士之上的特殊榮耀,這和當時的考試與錄取方式等很有關係。狀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樣由皇帝經殿試“欽點”,也不是全憑考場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決定。而考官受人請托和接受推薦,取誰為狀元都屬正常現象。

 

“關節狀元”受盡嘲諷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楊慎考中狀元,他父親楊廷和是當時的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楊慎是現任宰相之子中狀元的第一例。雖也曾引起一些竊竊私語,如有人説,殿試首席讀卷官、內閣首輔李東陽先把策題告訴了楊慎,楊慎才“所對獨詳”,但楊慎的學識淵博,才思敏捷,素為朝野所公認,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楊慎父子以“議大禮”而獲罪,政敵們也並不糾纏此事。後來楊慎最終成為明代成就最為突出的大學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議者的口。

 

但是明萬曆初年,宰相張居正的兒子張懋修中了狀元,引起的議論可就紛繁複雜,導致的後果更是非常嚴重的了。

 

張居正是明代最有權勢的宰相,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張居正,在皇權至上的時代結局必定是悲劇。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奪他的一切封贈,隨即抄家。

 

萬曆四年(1576)鄉試,張居正的兩個兒子張嗣修、張懋修考中舉人。這並不算稀奇,到此為止人們也不會説什麼。然而到萬曆五年會試,張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們雖不敢明言,但懷疑的目光、私下的議論就難免了。更令人驚愕的是萬曆八年會試,張懋修狀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讓許多人心生不滿。直言敢諫的御史魏允貞上疏,認為“輔史子弟不應中式”,立即遭遇貶黜。張居正位高權重,他認可了的事,誰也不能説三道四。可是兩年以後張居正去世,張懋修、張嗣修兄弟考中狀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張居正的一大罪狀,有人揭發説張懋修的狀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結果張氏兄弟的功名雖然沒有被明令革除,但他們都以父罪而“謫戎”,命運也很悲慘。反對張居正的人更給張懋修加上了“關節狀元”以至更難聽的“野鳥為鸞”的惡名,很難洗刷清楚了。張居正死時,他的第五個兒子尚幼,有人作詩嘲諷:“狀元榜眼盡歸張,豈是文星照楚鄉。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這樣的先例,以致後來萬曆二十年前後的首輔沈一貫,為了避嫌,竟讓本來很有才華的兒子沈泰鴻放棄科考。沈泰鴻對此不能理解,結果父子反目成仇。

 

“卷外因素”不可忽視

 

在狀元錄取中,除了權勢因素的影響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時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但在科舉時代,有時因一個名字,竟關乎得失,繫於禍福。

 

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殿試,原擬第一名是孫曰恭。當大臣們把寫好的名單呈明成祖朱棣過目的時候,朱棣一看就連連説,不行不行,孫暴怎能做狀元。古人直行書寫,曰與恭連起來看,看著就像個暴字。最後按皇上的意思,將第三名的邢寬點為狀元。朱棣為什麼忌諱這個暴字而推崇寬字?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他本來沒有資格做皇帝,是通過陰謀和武力而奪取皇位的,因為害怕別人説他殘暴,所以對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圖在晚年樹立一個寬厚仁慈的形象,邢寬因此得了便宜。因為朱棣認為,邢寬這個名字隱含著“刑政寬和”的意思。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壽。這一年的殿試中,主考官們發現應試舉人中有個叫王壽彭的,壽彭是壽比彭祖的意思,彭祖是傳説中的老壽星,活了800多歲。為討慈禧歡心,考官們決定擬王壽彭為第一名,呈太后審定。果然慈禧見了這個名字很喜歡,很順利就欽點他為狀元。

 

也有投機取巧、臨時改名的。當咸豐皇帝即位時,有位應試的孫姓舉人立即悄悄改名為“孫慶鹹”。開科後,雖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見這個名字好,為博新主子歡心,遂將他取為會試第一名。

 

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長得帥不帥關鍵時刻也會成為決定因素。洪武四年(1371),明朝舉行開國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本來擬定郭衝為狀元,可是朱元璋覺得此人貌不驚人,不足以顯示大明帝國的新興氣象,於是將氣宇軒昂、相貌堂堂的吳伯宗點為狀元,“以壯國威”。

 

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試,原定浙江人豐熙為第一名,但因為豐熙一隻腳有毛病,就改選廣東南海相貌不俗的倫文敘為狀元。但豐熙的對策寫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讚賞,就定他為一甲第二名,卻賜同狀元及第,作為安慰。豐熙成為戴狀元冠的副狀元,千古僅此一例。

 

宋朝狀元最為“拉風”

 

唐代科舉,考試和錄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謂通關節,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約定,用不著在考場內、答卷上或在閱卷時作弊,雖不正大光明,卻也不違法。

 

自宋太祖禁止公薦,科考逐步過渡到以答卷定棄取。宋真宗時,建立起相當完備的考試規則,試卷糊名彌封,不論主考官出於什麼動機——受請托、受賄或是愛才,要想預定錄取誰,都不能公開進行了,完全憑考場上的答卷來定錄取與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視科舉,宋太祖親自行殿試,由皇帝定狀元。殿試的定制,使皇帝成為座主,他選定的第一名門生當然重要。宋太宗曾親自寫詩賜與呂蒙正、胡旦、陳堯叟等狀元。狀元及第,立即授予很優的官職,並且升遷很快。北宋狀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而政績為史家所稱道者,有呂蒙正、王曾、李迪、蘇易簡、蔡齊等。

 

宋代朝廷竭力給予新科進士各種榮耀。新進士錄取後,皇帝親自一一接見並賜宴(如聞喜宴、瓊林宴等);詔令宮中衛士為狀元清道開路,前呼後擁,公卿以下無不駐足觀望,連皇帝也行注目禮。其情景之壯觀,就是出外領兵打仗、奏凱還師的將軍回京,場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舉,起初是每年舉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規定,此後每三年舉行一次,並成為定制,為歷代所遵循。

 

北宋殿試前三名均稱“狀元”;南宋時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併為後代所沿用。狀元一詞的來歷前面已經説明過,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稱榜眼。探花則源於唐朝杏園的探花宴選少年俊秀者為探花郎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