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一蓑煙雨任平生

黃永玉

逍遙萬荷堂

 

一張長長的工作臺擺在偌大的畫室中央，88歲的黃永玉左手拿著他那標誌性的大煙斗，右手握著毛筆，不疾不緩地在臺子上的宣紙上看似隨意地抹上幾筆。卻見寥寥數筆之後，幾隻神態各異的貓便躍然紙上。畫上的這些貓都是他的寵物，每一隻他都叫得上名字。

 

畫室很靜，只有他偶爾“吧嗒吧嗒”用力吸煙斗的聲音。外面，幾隻大狼狗在院子裏追逐嬉鬧，一見主人出來，個個爭著伸過腦袋蹭來蹭去，直到被主人親昵地拍了幾下才肯心滿意足地離開。黃永玉曾笑言，當初就是為了這些體形龐大的外國狗，才托朋友在京郊買塊地蓋幾間房，沒想到越蓋越大，這兒也捨不得，那兒再添一間，就成了現在這個佔地6畝的大院落。黃永玉在院子裏圍了一個大水池，種上了他喜歡的荷花，其住所也取名“萬荷堂”，可惜還是乍暖還寒時分，未能有幸一睹接天蓮葉的荷花映日盛開的場景。

 

“萬荷堂”鶴立雞群地矗立在小村莊裏，簡直成了遠近聞名的一處名勝，加之黃永玉的名氣，經常會遭遇各種不速之客。那些外表兇悍的大狗們便派上了用場。老人笑著講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來了一個人坐下不走，拿了大紙給我，讓我給他畫畫。我説：‘你走不走，不走?好。我兩隻狗就在那兒，這兩隻狗是受過訓練的。你就坐著，不要起來，不要摸，這樣你會很安全。如果你一動，它就對你不起了。’然後我走了，到了後堂。兩個小時後，我處理完事過來，看見那個人果然坐在那一動不動。我問他怎麼樣，他説：‘我要屙尿。’我説：‘屙尿好啊!’我就讓工人拿上紙，把他送出大門。從此他再也沒出現過。”

 

平素若沒有客人來訪，黃永玉一天的時間安排基本上很規律：上午寫小説，下午畫畫。那部名為《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自傳體小説是一個持續了十幾年的“浩大工程”，最初發表在湖南長沙的《芙蓉》雜誌上，寫了20多萬字，還在他的4歲徘徊;幾年前，小説轉移到了《收穫》雜誌上。二樓臥室的書桌上，放著一撂厚厚的稿紙，旁邊是一支頗有時代印跡的墨水筆。黃永玉戲稱自己“所有電器只會用手電筒”，所以無論小説還是散文，也還都是用這種傳統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寫”出來的。黃永玉剛剛完成今年5月刊的部分，已經開始寫7月的那期。“現在還沒寫到西安事變呢!”他説。

 

黃永玉最不喜歡別人提及一些諸如“意義”、“理想”之類的形而上的問題，果然如此。當被問到寫這樣一部小説的出發點是什麼，那些對湘西自然風景以及鄉土世俗生活細緻入微的描述，是否如一些評論所言，要完成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進史架構的小説”，黃永玉當即毫不猶豫地擺擺手：“我沒有那些很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表達出來;也沒有為一種什麼‘偉大的意義’去嘗試，沒有。寫出來，朋友喜歡，就開心了。”寫作方式也隨心所欲，他説：“我連小説的提綱都沒有，寫到哪兒就是哪兒，我就是用這種辦法試試看。”

 

既然是一部自傳體小説，不難想像，寫作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沉浸在一個悠長的回憶中。那些往事，無論快樂的還是不快樂的，都會抖落一身塵土，悄然襲上心頭。是否會有難過得寫不下去的時候?“有!有!!”他連連點頭。可是用文字表達思想的奇妙快樂，又是一種難以言説的快樂。“有的時候會在小説結構上遇到困難，會做大的調整，一天才寫三四行，突破了之後就很快樂。寫作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它不是‘寫出一個結果’的快樂，而是進行期間的快樂。比如文字結構調整好了，就像對了一幅好對聯一樣。跟畫畫相比，寫小説自然是一件投入大産出小的不划算之事，於是有人不解：‘你寫小説，哪有畫一幅畫划算?’怎麼能這麼講?”

 

黃永玉涉獵廣泛，在繪畫、木刻、雕塑、散文、小説上面的造詣也都有公論。可是若從他本人愛好來講，他的第一選擇還是文學。“我喜歡寫東西，比畫畫更喜歡，語言本身就讓我開心。所以有的人問，你怎麼不請個秘書幫你整理?我幹嗎要請秘書?我又不是老革命——老革命找秘書講一遍，秘書用錄音機錄下來，整理一下就可以了。文學這個東西，就是文字遊戲，要在文字上做一些推敲講究，實在是太好玩了!”

 

流浪生活

 

已經寫了60萬字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終於快寫到男主人公“狗狗”即將離開“朱雀城”了——回到75年前的生活現實，真實的故事就是13歲的黃永玉離開自己的故鄉，湖南鳳凰。

 

1924年8月9日，黃永玉出生於湖南常德。幾個月後，父母便將他帶回鳳凰，這個風景靈秀的湘西小鎮曾被其表叔沈從文無數次用文字傾心描摹過，而它也成了黃永玉一生的印跡。父親黃玉書與母親楊光蕙都畢業于湖南省高師，是當時鳳凰第一對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夫婦。黃玉書樂觀豁達，溫和得近於軟弱;楊光蕙爽朗明快，剛強得近乎激烈，這位早在1923年就參加了共産黨的女教育工作者，當年還以鳳凰縣宣傳部長的身份帶領民眾砸過廟裏的菩薩。身為長子的黃永玉自認性格更多像父親，“不過激烈的時候又有點像母親”。

 

1937年夏天，無力撫養兒子的黃玉書，將黃永玉託付給即將赴廈門集美學院工作的堂弟黃毓熙。這一次的告別，不但成了與父親的永訣——這對父子很快因戰火失去了聯繫，1943年，黃玉書因病去世——也成了黃永玉後來漫長一生漂泊的起點。13歲的少年黃永玉離開了父母的庇護，被迫早早地成長起來，面對另一個社會。

 

少年黃永玉性格頑劣，絕不是一個好學生。用他自己的話説，“在集美兩年，留了5次級，49、50、51、52組，前後的同學就有幾百人”。但是這裡也為他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華僑陳嘉庚創辦的集美學校，規模很大，學校有6層的圖書館，這裡是少年黃永玉的樂土。而酷愛閱讀的習慣，也由此養成。

 

因為在一次集美學校學生與當地孩子的衝突中擔當了“主力”，挨了處分，剛滿15歲的黃永玉決定離開學校，從此開始了一個人的流浪。從福建山區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裏的小工，到泉州戰地服務團的美工，黃永玉學會了在社會上摸爬滾打。“我進入社會之後，周圍人一直對我很好，大概覺得這個孩子能吃苦，做人過得去。到哪給人畫像，剪個影，人家都喜歡我。”

 

那時的黃永玉依舊不改其頑劣本性，渾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態。在泉州時，其住所旁有一座廟，廟裏種著很多玉蘭花，有一天，黃永玉禁不住爬上樹去摘玉蘭花，被一個老和尚看見，叫他下來。跟老和尚説話時，少年氣盛的黃永玉一口一個“老子怎麼樣”。老和尚溫和地問他：“你知道老子是誰嗎?”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後來才知道，這位聽他一口一個“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師。這事後來被傳了出去，成為笑談。當“萬荷堂”建好後，黃永玉要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時候，已經90多歲的呂正操打趣地説：“你年輕時喜歡稱‘老子老子’的，乾脆就叫‘老子居’吧!”

 

黃永玉在動蕩不安的生活中度過了抗戰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這個詞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賦予了些浪漫而傳奇的色彩，可是對少年黃永玉來説，這其實是一個極為艱辛的過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歲的黃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幾十年前那個獨立闖蕩世界的自己。不過對那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説，也並不覺得苦，唯一的哲學就是“生存”。以至於某一年他看到學校的一對夫妻吵架，還詫異不已：“都有飯吃，還打什麼?”

 

不過粗糲的生活鑄造了他頑強的生命力，也為日後那個令人嘆服的黃永玉打磨了雛形：他在小學任過教員，在劇團搞過舞美，在報社當過編輯，還幹過電影編輯。無師自通的木刻，風格鮮明而獨特，不僅成了他賴以謀生的法寶，還贏得了行家裏手的讚譽。

 

更為難得的是，這一段艱難世事並沒有成為投射于他日後成長道路的陰影，相反，諸多前輩對他這個闖蕩大上海的年輕人的關愛和提攜，卻成了永駐心靈的一道溫暖陽光。剛流浪到上海時的黃永玉名不見經傳。每個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發表一幅木刻畫才2～5元稿費。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歲的著名詩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條街上，他激動萬分，便帶著十幾幅木刻畫去拜見臧克家。臧克家認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畫，説自己非常喜歡，想替他送去發表，臧克家隨即按照當時報刊的最高稿酬標準，付給他稿費。後來，那十幾幅木刻畫絕大部分都沒能發表，但臧克家從沒在他面前提過。

 

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唐弢，那時是上海郵局的高級職員、部門領導，黃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郵局，唐弢無論有多忙，都會立即放下手頭的活，立即幫他處理稿費。唐弢還多次帶著黃永玉在上海四處奔走，找到一些有錢人，然後讓黃永玉替他們畫像，好多掙一點錢。這也使得黃永玉對那個宏大的“政治”，有了很淳樸的理解：“我們不講什麼黨不黨，他們就像我的叔叔伯伯一樣。這時候他們如果要我為了革命去死，我也會。”對這位年輕版畫家的關愛，自然有同屬於“左翼”文化戰線的政治色彩，但更多的，也還是與那些文化人出自人性本質的善與美有關。

 

中華木刻協會的負責人李樺是讓他至今想起來仍很溫暖的一個人。“那時候大家都很窮，窮到吃飯都是有了上一頓沒有下一頓，還要付房租錢，負擔很大。有一次李樺先生説：‘我請你看電影吧，一個很好的電影，叫做《幻想曲》。’我説：‘好啊。’我們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軌電車站，然後他問：‘你有錢嗎?’我老老實實地説：‘沒有。’結果他説：‘好，那我們走吧。’那要走多遠呢?我們一直走到外灘，然後到南京路再拐彎還往裏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戲院。原來他身上只有一個人的車票錢了。可是即使那樣，他還來關心我……”

 

解放後，黃永玉與李樺又成了同事。“這麼好的一個先生，天真又純潔，對他人像小孩子一樣信任。”黃永玉記得，每到星期天，李樺就把自己家裏的門板卸下來做一張大桌子，然後給全國的木刻年輕人回信。“就像以前給我寫回信一樣，每個週末都是這樣，不是幾天、幾年，是幾十年。”

 

那時候，身邊的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來還感喟不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麼乾淨純潔，我就在這種環境裏成長起來的。我們今天和他們相差十萬八千里的距離。那時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還有蕭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輩，都花時間為我的生活幫忙。現在這些對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樣的感情對待別人。再説經歷了這麼多年，可以説是社會把我養大的。小時候人家對我這麼好，長大了怎麼能對別人不好?”

 

別夢依稀

 

在黃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從文是必被提及的一個人物。其實早在黃永玉出生之前，沈從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奮鬥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開始通信，從此結下一生情誼，直到1988年沈從文去世。正是沈從文建議他把像“布店老闆”的本名“永裕”，改為適合於藝術家的“永玉”，寄望他永遠光澤透明。

 

沈從文與黃永玉，是湘西小城鳳凰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標誌性人物。“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就叫：‘沈從文!’”想起這一插曲，黃永玉大笑起來。雖然出自同一地域，但兩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這種性格在鳳凰來講比較少，像水一樣，很柔順，永遠不會往上爬。而我是比較典型的湘西人，從小靠拳頭打天下。”

 

沈從文跟黃永玉説過的五個字讓他終生難忘：愛，憐憫，感恩。“他説一個人，第一是要充滿愛去對待別人;第二，摔倒了爬起來，趕快走，別心疼摔倒的那個坑;第三，永遠抱住自己的業務不放。我自己的成長中，遇到多少對我好的老前輩，他們幫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憐憫，是對待那些殘忍的人。”“文革”期間，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5秒鐘説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黃永玉後來寫下了很多關於沈從文的文字，這兩個相差22歲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軌跡也映照了那一時代知識分子的艱難歷程。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後來也一度成為黃永玉來往最密切的朋友。闖蕩上海時，他們都還籍籍無名。彼時同為窮教書匠的黃永玉與汪曾祺便時常找在中興輪船公司工作的黃裳打發時光。黃永玉後來寫了一篇《黃裳淺識》的文章，用他一貫的幽默回憶了這段時光。“我跟曾祺哪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計程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永玉比汪曾祺小4歲，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鮮明的個性，總是令汪曾祺驚奇。黃永玉回憶汪曾祺時曾這樣説：“有時我們和黃裳三個人一起逛街，有時就我們倆，一起在馬路上邊走邊聊。他喜歡聽我講故事，有時走著走著，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講到哪了。他説：‘那我們走回去重新講。’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對黃永玉的木刻作品給予高度肯定和評價。他早在1951年就寫下這樣的話：“永玉的畫永遠是永玉的畫，他的畫永遠不是純‘職業的’畫。”這個在日後的漫長歲月中得到了有力證明的評價，也顯示了汪曾祺獨特的藝術眼光。汪曾祺對黃永玉發自內心地讚美：“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我們無法夢見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記憶’，他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創作的源泉。”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黃永玉)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這個人特別聰明，他能夠一眼看到我畫畫的一些問題，不是抽象，而是很具體地提出一些意見，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方面的語言很接近，就像是一個人的思想一樣。我的畫，只有他一個人能講。”黃永玉寫了很多故人舊事，但從來沒有為汪曾祺單獨寫下些什麼，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難寫!他這個人啊，可豐富了。我知道他很豐富，但是要往哪下筆又無從著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還有呢，有一段時間我們離得比較遠了”。

 

“‘文革’開始後，汪曾祺被劇團抓了起來。他們單位派人來中央美院審問我，問我和汪曾祺什麼關係，我説我們是朋友。他們説‘還是朋友!’就拿手裏的康樂球桿捅了我幾下。後來，他的才能在那個《沙家浜》得到另外的發揮，發揮出來也讓我們高興。小孩子們很高興，在外面總是説‘我們汪伯伯是寫《沙家浜》的’，興衝衝地要去看戲，可是找他都沒有機會了，也許是他太忙。”黃永玉的回憶淡淡的，聽不出內心有什麼波瀾起伏。上海灘的那一對快樂青年，就這樣漸行漸遠。

 

“後來，‘四人幫’垮了，他到我家裏來，可是，我們中間隔了太久，一下子讓我從哪兒講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紙寫的詩給我。可就是沒話可説，這個創口要慢慢地癒合。後來我也開始忙了，然後越來越忙，又是給毛澤東紀念堂畫畫、又是美術家協會的事兒，哎，我也變得忙起來了。”

 

1996年冬天，黃永玉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有朋友為他開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宴會，第二天黃永玉又再請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來了很多人，包括黃家的那一幫，黃宗英、黃宗江、黃宗洛，還有丁聰、馮亦代、王丹鳳，包括曾祺，這一幫老朋友都來了。”兩人見了，依舊沒有超過禮節性的深入交談。“當時他的臉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緣故。他後來與另外一幫文藝界的年輕人來往，喝酒喝得厲害，把身體都喝壞了，真是可惜了。”

 

黃永玉沒想到，這是他與汪曾祺的最後一面。轉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黃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説：“女兒上樓來告訴我説，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沒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總是覺得他還太年輕，才不到80歲，真可惜，真可惜……”3個月後，京郊的那個“萬荷堂”修建完工，黃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嘆：“要是汪曾祺還活著該多好，可以把他接到萬荷堂多住幾天……”如果有那一天，他們之間應該不會再是“相顧無言”的尷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沒有悲哀過，不曉得為什麼，鬱風死了，黃苗子死了，丁聰死了，汪曾祺死了……一聽到消息，會停頓幾秒鐘，但沒有太多的悲哀，因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後呢，就開始感覺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記憶裏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點也不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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