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十年一覺電影夢

李安(網絡圖)

 

《十年一覺電影夢》是導演李安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講述自己電影生涯第一個十年的追夢歷程。這不僅是一個堅持“理想不死”的電影人的成長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對磨難和榮耀”的自我對話。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臺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裏斯(William Morries)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簽約，説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裏只要過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與喬爾·羅斯(Joel Rose)合寫了個劇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開始到好萊塢去試試，兩個禮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們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線》，然後一直吹捧，令我覺得充滿了希望。有人建議劇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兩個月後再去，又要再改，就這樣來來回回，都沒有付費。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development hell)。據説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説，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拷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台灣?老是舉棋不定，台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1980年初，台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衝擊，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消，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貓就説：“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

 

我天天待在家裏很無聊，有時間就看報紙練練英文，也沒什麼進步。我這個人是有片拍就來勁，沒片拍就沒勁，所以惠嘉説過：“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如果有片子做，我就會很高興，到城裏找人寫劇本，自己做研究，很來勁。如果我看起來很忙，她就不來管我;如果看我從早到晚呆坐在那兒，她就會問：“你到底在幹嗎?無聊的話找個事做，不一定要是賺錢的事。”

 

就這樣耗了六年，心碎無數，卻一直懷著希望，久久過一陣子，你會看見某位同學時來運轉，當然大多數都是虛度青春、自怨自艾地過日子。

 

這麼多年看下來，我覺得電影這一行真是形勢比人強。我那時發現，身邊那些當上導演、又做出點成績來的人，都是持續寫劇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許多人一齣校門就有工作，如劇務、剪接或製作，到後來就繼續那份工作，很難再往導演方面發展。

 

我曾在紐約街頭碰到一個紐約大學的學弟，比我晚幾屆，當年他也因學生片紅極一時，人又高又帥、口才又好，片子藝術性強，比我的《分界線》受關注。但他至今仍無機會拍片，最多執導HBO(Home Box Office電視臺)的片子，不過他還在埋頭筆耕創造新的契機。

 

紐約大學畢業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幾屆最傑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續寫作及申請基金會的補助。那時拍電影的老同學中很多也走這條路，但我對這個沒興趣，因為拿補助拍的都是社會片、實驗片，和我的路數不合，加上我又沒入美國籍，不是市民。申請基金補助好像還得靠行，混入圈內大家輪流當評審，相互給補助。我資格不夠，又不會弄，所以沒朝這方面發展。

 

當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閩南語歌《燒肉粽》歌詞裏所唱的：“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惜，讓我讀過幾年書，畢業之後頭路無，暫時來賣燒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覺地就叫賣了一輩子的“來呷燒肉粽”。所以我就賴在家中，不肯去做賺錢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説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這期間，我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宵小或搶匪闖入搶劫。為了身份，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兇我：“敢擋?我找人揍你!”我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