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應該“忠實于原文”還是“連譯帶改”？

漫畫 徐鵬飛

“忠實于原文”還是“連譯帶改”?呼籲更新翻譯觀念、轉換翻譯方法的聲音不絕於耳，似有形成主流認識之勢

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翻譯的重要性受到空前關注。國內媒體和學界不約而同地把莫言的獲獎首先歸功於翻譯，認為葛浩文、陳安娜等莫言作品的譯者在其獲獎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由此，圍繞翻譯與創作的關係、翻譯策略與翻譯接受以及翻譯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影響等問題，學界和翻譯界展開了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翻譯家葛浩文的名字迅速進入公眾視野，而隨之引起熱議的，是他在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時所採用的特色鮮明的翻譯方法——“刪節”“改譯”甚至“整體編譯”，這些策略儼然成了葛浩文翻譯的標簽。對這種葛浩文式的翻譯，文學評論界、翻譯界和媒體持有迥異的觀點。

評論家李建軍認為，文化溝通上的障礙使得諾獎評委們無法讀懂原汁原味的“實質性文本”，只能閱讀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徵性文本”。因而諾獎評委從莫言的作品裏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像的“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對西方人來講，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學性’，完全決定於翻譯者的漢語水準和母語水準。”顯而易見，在一些評論者看來，打動諾獎評委們的並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脫胎換骨”、徹底“美化”的譯文。並且，在這樣的翻譯所導致的“誤讀”中，“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國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而是經過翻譯“改頭換面”的中國文學。

除了國內評論界，國外漢學界對葛浩文的翻譯也有種種觀點和認識，如德國漢學家顧彬雖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譯方式“非常巧妙”，卻也認為他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了譯本暢銷書，而不是嚴肅的文學翻譯”。

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問題，國內譯學界同樣進行了積極思考，部分學者提出了鮮明的觀點，如謝天振教授一再提醒學界注意兩個現象：“何以我們提供的無疑是更加忠實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譯本在西方卻會遭到冷遇?何以當今西方國家的翻譯家們在翻譯中國作品時，多會採取歸化的手法，且對原本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刪節?”基於此，他提出，在中國文學向外譯介過程中“要儘快更新翻譯觀念”，“在現階段不妨考慮多出節譯本、改寫本”。呼籲更新翻譯觀念、轉換翻譯方法的聲音在翻譯理論界不絕於耳，並在媒體的助力下似有形成主流認識之勢。《文匯報》刊登的一則報道《“摳字眼”的翻譯理念該更新了》開宗明義地指出：“做翻譯就要‘忠實于原文’，這幾乎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翻譯的常識。但滬上翻譯界的一些專家卻試圖告訴人們：常識需要更新了!這種陳舊的翻譯理念，已經成了影響中國文學和文化‘走出去’的絆腳石。”文章進一步表示，“莫言熱”帶給翻譯界的啟示應該是“好的翻譯可‘連譯帶改’”。

不難看出，在圍繞翻譯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討論中，各界基於中國文學“走出去”這一共同目標呈現出相互對立的觀點與立場。媒體和翻譯界部分學者將葛浩文的翻譯定性為“連譯帶改”的翻譯並加以推崇，同時將這種“不忠實”的翻譯方法視為譯介中國文學唯一可行的翻譯策略，據此呼籲更新翻譯觀念;文學界卻對葛浩文的翻譯多有批判的聲音，對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發揮的作用也頗有疑問，認為在語言與文化的隔閡下譯介並傳播到國外的只能是中國文學的“象徵性文本”或“影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回應質疑並澄清某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對中國文學對外譯介中的翻譯方法甚或翻譯模式等問題展開進一步思考：一是翻譯的忠實並非僅在於語言和文字層面，無論在翻譯觀念中還是在翻譯行為中，對忠實性原則的理解都存在著不同的層面和維度;二是任何翻譯方法的運用都滲透著譯者對翻譯本質、目標與價值的主觀理解與認識，對原著的刪改遠不是中國對外譯介中必然採用的方法或模式，而是翻譯觀念作用下譯者的一種選擇;三是翻譯作為一個充滿選擇的過程，究竟刪不刪、改不改以及如何刪、怎麼改，都需要譯者根據不同情況做出判斷、進行選擇，其背後折射出的正是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責任意識;四是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接受語境和讀者接受心態兩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和不平衡性，因此，在目前階段，為了更好地推進中國文學在西方的接受，譯者在翻譯中有必要對原著進行適當調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讀者的閱讀習慣與期待視野。

翻譯史一再證明，文學譯介活動具有複雜而豐富的內涵，而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語言、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都客觀存在著巨大差異的背景下，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過程中尤其凸顯出無法避免的階段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將葛浩文式的翻譯方法絕對化、唯一化和模式化，甚至據此質疑以忠實為原則的翻譯觀念，這恐怕是有失偏頗的，也無益於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深層次意義上來討論翻譯的作用和價值等根本性問題。許 鈞

《 人民日報 》( 2014年08月0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