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曲與酒

高馬得繪崑曲《太白醉寫》圖

崑曲是中國古典戲劇之集大成者，是古典戲劇的最後一個峰巔。崑曲的演出環境與酒宴關係密切;崑曲的劇作家、藝人、票友中，好酒者比比皆是;歷史上許多關於酒的故事被搬上崑曲舞臺，有的成了經典摺子戲。酒與崑曲，既是兩者精神文化生活的結晶，又對鑄造其各自的精神世界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回顧崑曲成長的歷程，其成長的文化環境充滿了歌與酒兩大元素，可以説，酒生活是崑曲的搖籃，崑曲是浸泡在酒裡長大的。

中國向來有“歌舞當宴”的飲食傳統，所謂“有酒無樂不歡”，這可謂是中國傳統娛樂文化的一大特點了。崑曲的前身昆山腔，在明代的四大聲腔中是比較晚起的。在崑曲之前，士大夫酒宴上，多聽到的是“海鹽腔”的音響：“萬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鹽戲文娛賓客……若用弋陽、余姚，則為不敬。”(張牧《笠澤隨筆》)有此傳統，致使昆山腔一面世，就主要在酒席宴上存身。自魏良輔改革昆山腔成功後，第一個將其搬上戲劇舞臺、用於自己編寫的劇本的，是《浣紗記》的作者、昆山人梁辰魚。明代筆記《顧曲雜言》中記有這樣一個逸事：梁辰魚有一次到上海青浦玩，青浦縣令屠隆請他看自己家班子演出的《浣紗記》，聽到精彩的曲子，屠隆就親自斟酒獎勵梁，聽到“惡曲”就罰他灌污水。萬曆年間，南京崑曲名丑劉淮在一達官貴人家演《繡襦記·賣興》，他演得來興特別感人，致使主人家打斷他的演出，把他叫下臺來賞他一杯酒，讓他不要這樣傷心了。事之有無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考，但是那演劇當宴的氛圍，可以讓我們相信。

崑曲，就這樣常常用來陪酒。明代詩人汪然明有一首詩的題目，就叫《秋日過汝開侄山居聽周元仲彈琴，余出歌兒佐酒》。明末大劇作家阮大鋮，投降後給清兵唱崑曲，自己説“侑諸公酒”。一個“佐”字，一個“侑”字，都是把自己的歌喉當一道菜了。提到崑曲的成長，不能不説到蘇州崑曲最盛大的活動——中秋虎丘歌會。可以説，虎丘歌會是崑曲的搖籃。袁宏道、張岱等大文豪都寫過著名的散文記載這盛況。袁文有“置酒交衢間”的話，説明那天蘇州城大街小巷的交叉路口都放著酒罈酒瓶，隨便喝，想喝多少喝多少。在商品經濟發達，人們比較精明“小氣”的江南，也有這麼大方的時候，美酒也不知由誰提供，也不管讓誰喝了去，這不是件奇事麼?

其實，這正是中秋歌會“月亮神崇拜”的遺痕。這個時候的酒，首先是供奉神的供品，神品嘗過了以後，人再去喝，喝了，神力也一同進了體內，對人是有好處的。基於這樣的信仰，所以人們在這一天會特別的慷慨大方。這種現象在日本也非常多見。日本人也以小氣精明著稱，但是日本作為“年中行事”的什麼什麼“祭”又特別多，每每在“祭”日，到處可見酒食，隨便取用，也顯得特別的大度慷慨。同理，因為這時的活動是神聖的，敬神、娛神，同時娛人。中秋歌會總是先眾人唱，“唱者千百”，一堆一堆的競唱，一輪一輪的淘汰，到三更天夜已深時，最後只剩一人，是這次歌會的優勝者。這個人唱的時候，所有的伴奏樂都停止，“聲出如絲，裂石穿雲”，觀眾席鴉雀無聲，沒人敢鼓掌喝彩，只允許點頭稱許。這一現象，也説明瞭中秋歌會的月崇祀性質。因為古人相信歌能通神。遠古巫覡都是用歌聲來與神交流、傳達神的旨意的。任何一項民俗活動，只有其保持信仰崇拜的底蘊，才能長久。虎丘歌會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虎丘歌會上唱的歌不全部是清唱，許多劇曲也在會上競唱過，如《浣紗記》、《西廂記》、《拜月亭》，有的劇作者新編了劇本，也會首先想到拿到虎丘上去擴大影響，如卜大荒的《冬青記》，王光魯的《想當然》等。《想當然》劇本前面有“繭室主人”的“手識”，説這本子“合白即記，拆白即詞，縱使簫板間綴，高唱低吟，于虎丘石上千人叢中，當亦雅俗首肯。”也就是説，這劇本可以拿來清唱，也可以作為戲排演，兩棲。這就使虎丘歌會與崑曲劇演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了。

這樣的社會生活使得“有酒無樂不歡”的風氣日盛一日。余懷《東山談苑》記過這樣一個逸事：“馮大司馬飆為南通政時，宴客河軒，四方名士畢集，酒再行而優人不至，坐客皆怒。”有酒沒戲，客人竟至發怒。明清兩代的皇帝貴族，許多亦是酒與崑曲這物質精神兩大享樂的愛好者。明王朝締造者朱元璋，得天下後曾經召見昆山一個107歲老人：“聞昆山腔甚嘉，爾亦能謳否?”明武宗常常“扮戲侑酒，醉即宿其處”，跟藝人混跡一起。南明王朝可以説是在酒氣和崑曲聲中結束的。待清王朝得了天下，崑曲進入清廷迎來了她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康熙下江南第一件要事就是看崑曲，到蘇州首先想到的就是聽虎丘歌會。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怎不叫崑曲與酒攜手再攜手，直至“雙贏”呢?(翁敏華)

(更多內容參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劇民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