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經驗看中國供給側改革:五大政策工具平穩助力

隨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的發展主線，在當前需求側刺激乏力、有效供給不足的形勢下，“供給側改革”如何推進備受關注。

事實上，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許多經濟體曾嘗試以供給側改革擺脫危機或經濟滯漲，通過分析成敗原因、總結國際經驗，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

五大政策工具助力供給側改革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毫無疑問，推動簡政放權、釋放創新潛能、進一步“去産能”、推進國企改革等措施正成為供給側改革“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最新報告也指出：從國際改革經驗和效果來看，判斷供給側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包括是否在短期內實現經濟回暖、是否在長期實現可持續發展。其中，長期的視角更為重要。而判斷供給側改革是否健康和可持續，則要看增長是否以市場為主導，是否為創新驅動。

通過對各國改革經驗的研究，BCG報告顯示，供給側改革主要有五大政策工具。即：減少行政干預，建立市場主導、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減稅減負，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為再投資和創新創造條件；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為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持續創新儲備人才；控制貨幣供給，穩定物價，為改革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打破金融約束，提升融資可得性，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通過對美國、德國的成功案例以及阿根廷、日本的失敗案例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在五大政策工具方面都有很大空間，尤其是應注意第二、第三大工具即減稅減負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在第一、第四、第五工具方面，目前已有政策陸續出臺。” BCG全球合夥人、中國金融業智庫負責人何大勇表示。

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美國裏根供給側改革主要包含減少政府干預、通過稅收優惠鼓勵企業再投資和創新、保持貨幣穩定供給等措施，同時通過直接融資體系為孵化互聯網、生物科技等新興産業鋪平道路；日本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由於改革缺乏全局性和系統性，以及盲目實行金融自由化等原因而導致了供給側改革的失敗。

“去産能”需妥善應對壞賬處置和員工安置問題

“去産能”是2016年五大改革任務的第一步，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焦點問題。業界認為，只有真正淘汰落後産能，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釋放資源，創造新的優質有效供給。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去産能”主要涉及資本和勞動力兩大要素，結合當前我國市場實際，與之相對應的是商業銀行的壞賬處置問題和員工安置及再就業的問題。

BCG報告指出，結合亞洲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的經驗，需從市場主體、模式創新和政策法規三個方面來審視壞賬處置問題。

一是市場主體方面，鼓勵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揮能動性，堅決壓縮給“僵屍企業”的信貸，主動披露和消化風險，發展投行能力支持龍頭企業開展承債式收購。同時，為資産管理公司提供政策優惠和支持，並且針對難點地區和行業，探索進一步放開不良資産市場，以PPP模式撬動私營部門資金，充分發揮專業化機構的專業專長；二是模式創新方面，落實不良資産證券化，並探索由銀行主動發起設立內部風險隔離的“壞銀行”子公司，提升壞賬處置的效率；三是政策法規方面，進一步完善金融業預警和危機準備制度，加強金融救援制度的立法，健全銀行破産制度，優化企業破産制度和執行程式，有望為中國處置金融風險構建堅實的制度基礎。

何大勇表示，隨著“去産能”的深化，未來三年銀行體系內潛在不良資産可達9-11萬億元人民幣，但是銀行業整體上有能力和資本積累應對壞賬，不必過度恐慌。不過，金融體系仍應做好嚴密監控和充分準備，謹慎預防局部風險。

而針對員工安置和再就業問題的處理建議，報告指出，從國際經驗來看，能夠兼顧短期社會穩定和長期經濟轉型的舉措是最佳的員工安置方式。報告提出了五條具體建議：一是鼓勵企業幫助員工培訓再就業；二是創造公共服務崗位分流員工；三是給予員工必要的退養和離職保障；四是中長期來看，鼓勵企業通過業務轉型升級帶動崗位升級；五是要注意對公眾的正確引導和執行過程的公平透明。在配套措施方面，政府還應給予必要的資金支持和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