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訪日手記（四）：日本，一個被傳統與現代“撞”出來的國家

編者按：近段時間以來，中國國內輿論對日本的關注有增無減，中國赴日旅遊遊客也繼續呈現井噴式增長。然而，我們真的了解日本嗎？——在參加4月3日由環球網和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共同組織的首屆“中國網絡名人日本行”活動時，《人民日報》社高級記者丁剛表示，“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才剛剛開始”。今日起，環球網陸續推出丁剛老師的系列評論文章——《如何認識我們的近鄰日本》，每天一期，共五期，歡迎廣大網友的關注和參與!

 

日本之行，最吸引我的不是清水寺的古色古香和櫻花燦爛絢麗，而是東京市郊的一條小街。小街靠近一座購物中心，時間在這裡倒退回舊電影中的景象。行人稀少，房屋低矮，整潔寧靜，看不見中國都市街區如今已習以為常的送貨三輪。小巧玲瓏的店舖一個挨著一個，理髮店、書店、雜貨舖、郵局……。這不是京都清水寺旁那些專為遊客而修復的古老街區，而是普通日本人生活的普通街區。

 

問過一位日本同行，他説在東京市區也有這樣一些小街。無法想像，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公認最忙碌、最繁華的大都市——東京，居然會有這樣一些保留著傳統慢生活韻律的街區。顯然，這樣的生活也是居住在這裡的居民們所渴望維繫的。

 

日本在歷史上有兩次因受到外國文化劇烈撞擊而驚醒、奮起，一次是七世紀遭遇中國文化，一次是19世紀受西方文明衝擊。這使得後人自然而然地認定日本是世界上最善於模倣也最善於將外部衝擊化為內部動力的國家。

 

中國的日本研究也有很多是從日本文化受中國影響的淵源入手，並著重于尋找日本文化中與中國相通因素的。提到改善和中日民間關係，人們想到最多的也是這些因素。我們經常聽到的説法是，日本是在所有文化中與中國文化最相近的文化，也最容易引發共鳴的文化。但結果可能是，兩種文化的碰撞最終産生的綜合作用。

京都某自動售貨機上的中文廣告，看上去不知所云(作者供圖)

 

美國學者霍爾在《日本史》中有這樣的分析，“單從中國化考察日本的七、八世紀，就忽略了日本歷史上的國內成分。這兩個世紀裏的主要政治及社會變化，絕不能簡單解釋為急劇倒向中國文化的副産品。645年的大化政變，認為是有意識地追趕中國的開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權化、使新興貴族階級的特權制度化的開始。”

 

日本是一個非常善於學習的民族。中國人一到日本，首先會感嘆的是大街小巷和公共場所的會如此乾淨。垃圾箱雖然很少，但沒有亂扔垃圾的現象。在京都清水寺的旅遊區裏，我看到有日本人從自己的背包裏拿出塑膠袋，把冰激淩的包裝紙放進去，再裝回背包中。朋友告訴我，他們會一直背著這個塑膠袋回家，放回家中的垃圾袋。

 

日本人的衛生習慣也與外力的影響相關。因為大瘟疫而改變公共衛生體系和民族衛生習慣的例子中，最典型的當屬日本。1858年，美國海軍一位感染了霍亂的水手把病毒帶到日本，一場大瘟疫在日本暴發，3年中共奪去28萬人的生命。因瘟疫所迫，日本解除了對西醫的禁令。而在這之前，日本人的醫學知識主要來自於中醫。公共衛生的概念從此伴隨著西醫進入日本社會，日本人對疾病和健康有了全新認識。

 

1868年，明治政府宣佈進行醫療體制改革。這場改革也意味著日本人衛生觀念的大變革，它促使日本民眾更加重視公共衛生，把保持健康與養成良好衛生習慣與民族能否強大聯繫在一起。研究日本史的美國學者蘇珊·伯恩斯認為，從那時起，日本人不再將疾病看作是個體和私人的事情，而是蘊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這些新興的概念之中。

 

除了戰後的社會變化,制度重建也為日本文化堅守維護傳統創造了條件。為什麼日本能夠在大規模地現代化城市建設過程中，保留或恢復了很多傳統社區呢？

 

日本東京大學西村幸夫教授曾在《再造故鄉魅力——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一書中，講述了17個故事。我走在那條不知名的小街上，就想到了這17個故事，也想到了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社區民眾。戰後日本政治和制度的重構，使得這些普普通通的民眾成為決定自己社區面貌的主要力量。

 

傳統上，日本基層的自我組織能力就比較強，而美軍佔領期間推行的制度建設更是加固並且提升了日本基層民眾的政治參與力。美國學者霍爾在《日本史》中寫道，“沒有一次佔領是如此注意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日本的文化評論家加藤週一也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只能是採取民主主義原則、科技文明和日本的傳統文化的結合的形式。加藤所説的民主主義原則就與戰後美國主導的變革相關。

 

我想再用一個時髦的詞——工匠精神來説明這一問題。在日本訪問期間，代表團的成員經常讚嘆和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短短幾天，我們就感受到，日本人對生活和工作的精緻追求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火車站旁的一個小便當店，櫃檯左下側裝有一個只有一尺來寬的洗手池;旅館裏提供的梳子有一定的弧度，正好可以貼著頭梳理;牙刷是小頭的，可在口腔裏靈活地轉動;所有的公共廁所小便池旁都帶有一個裝著除味劑的小盒子;咖啡杯有把，茶杯無把，原因是手摸茶杯不覺燙時，杯中的茶正好在60度左右，是茶香最濃的溫度;木筷子不是一頭粗一頭細，而是兩頭都細，一雙筷子兩頭可用，既當公筷又做私筷……

車站裏的小便當店特意安裝了洗手池(作者供圖)

 

沒有生活中普遍的精緻，很難有各行業工匠的高度精緻。沒有一種能夠讓精緻的追求在生活與工作中充分張揚的體制，傳統的工匠精神就有可能會被對利潤的追逐所磨滅。工匠精神是道德的産物，也是體制的産物。它之所以能夠成為日本現代製造的靈魂，絕不是靠高工資、高投入就能換來的。

 

撇開表像看日本。今天日本這座高樓，是在外力與內力綜合作用下砌成的。今天的日本仍然可以找到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一些因素，但更多的卻是在傳統與現代、傳統與外部衝擊的融和、碰撞中構建而起的。

 

很多中國遊客來日本，看到有很多漢字，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感覺很親切，像是找到了知音。這只是表像。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日本僅僅看出是尾隨美國的“貼身仆從”，以為搞定了對美關係就可以搞定對日關係，對日本的認知也可能會出現問題。

 

中國不能小看日本，而應該在這個小而強、細而精的鄰國的映照下，反思自己，改變自己，提升自己。著有《日本第一》一書的美國著名“中國通”傅高義説過：“中國在經濟上的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並已經取代日本成為GDP‘世界老二’。儘管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日本，但中國仍然應該學習日本在發展過程中‘做得比美國好的地方’，而非‘學美國不好的地方’。”(作者是《環球時報》高級顧問、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