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品有德的國際規則倡導者

不知從何時起，自視為“世界霸主”的美國開始把“規則”一詞挂在嘴邊，動不動指責其他國家違反“規則”，還號稱要建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也不知從何時起，美國對中國格外“上心”，經常用“規則”來比照中國，聲稱中國在海洋、網絡、經貿等等方面沒有遵守規則。更不知出於何種邏輯，堂堂美國總統竟然宣稱，亞太地區只能由美國而不是中國來制定規則。眾所週知，中國向來是文明禮儀之邦。“禮者，理也”，也就是規則。中國人講規則，更講“行勝於言”。既然美國言必稱規則，我們不妨先來看看美國是如何做的。

 

一、玩弄國際規則的高手

 

不能不説，美國是一個精於制定和巧于利用規則的國家，但前提是這些規則只能管別人，不能管美國。美國對待國際規則有一些慣用的手法：

 

伎倆一：制約過程中説翻就翻。如果美國感到自身利益受損，即使是美國自己推動制定的規則，美國也説翻臉就翻臉。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大力推動成立了國際聯盟，卻被美國國會批評損害了美國主權。直到國際聯盟解散，美國也沒有批准《國際聯盟盟約》。另一個則是眼前的例子。美國現在儼然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維護者自居。這個《公約》當年確實是美國發起的，整個談判進程也是美國主導的，但當美國發現《公約》可能約束它“航行自由”、影響它霸佔國際深海礦藏時，立刻就站到了《公約》的對立面，成為聯合國100多個成員國中4個投反對票的國家之一。更為甚者，迫於美國的霸道，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同意重開談判，修改相關條款，滿足了美國的非分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國時至今日仍未批准該《公約》。更為可笑的是，美國還拿自己都看不上的《公約》大做文章，臺前幕後地操縱南海問題，這不怕被打臉的功夫，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伎倆二：達成的條約想退就退。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曾于1972年簽訂了《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即《反導條約》），這是美蘇開展軍控和裁軍談判、維持戰略安全穩定的基石。時至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逐漸發現蘇聯實力今不如昔，認為力量對比的天平開始向自己傾斜，可以不再受《反導條約》的約束了。蘇聯解體後，美國更加肆無忌憚，要求同俄羅斯重開談判，修改《反導條約》的實質性條款。儘管俄羅斯表現出相當大的靈活性，力圖挽救《反導條約》；儘管聯合國連續三年通過決議，要求遵守和維護這一條約，但美國鐵了心要拋棄《反導條約》，甚至連這一條約形式上的存在也不能接受，終於在2001年退出《反導條約》。從此，美俄之間再難開展有實質意義的裁軍談判，多邊裁軍談判也因此大受影響。最近網上有一個很熱門的帖子，梳理了“那些年，美國退出的國際組織”，可以一併作為參考。

 

伎倆三：已有的規矩能繞則繞。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臺， “新干涉主義”強硬派人物把持了政府關鍵崗位，以反恐為名密謀發起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把敢於叫板美國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斬草除根。但美國的戰爭圖謀遭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堅決反對，連法國、德國等北約盟友也和美國鬧翻了臉，公開站出來對美國説“不”。美國卻仍一意孤行，派國務卿鮑威爾到聯合國安理會，推銷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假情報。安理會也不買美國的賬，拒絕給美國以動武授權。美國惱羞成怒，竟將《聯合國憲章》視為廢紙，繞開聯合國安理會，糾結英國等一小撮國家悍然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並將其絞死。美國入侵給伊拉克民眾造成了深重災難。時至今日，伊拉克仍戰亂不止，幾乎天天在流血，整個中東地區亂局也可以追溯到這場戰爭。今年7月6日，英國發佈伊拉克戰爭調查報告，認為這場戰爭不僅“沒有必要”，干涉的法律基礎也“遠不能讓人滿意”。當年緊緊追隨美國的英國首相布萊爾被整得灰頭土臉。而這場戰爭的主謀——美國政府卻以一句“我們目前主要向前看”，輕飄飄地回避了戰爭的責任。

 

伎倆四：規則之墻可以後門洞開。核不擴散體系是美國在國際上高舉的一面旗幟，但美國為了所謂的戰略目標也可以穿墻打孔。今年6月，美國為了討好印度，大力推動印度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失敗後又將原因歸於中國。“核供應國集團”本因印度而起，因美國而生。1974年印度進行核試爆後，美國推動成立“核供應國集團”，加強對核設備、材料和技術的出口管控，並規定只有《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成員國才能加入，目的就是限制印度。但到了2008年9月，小布什政府為拉攏印度，竟遊説“核供應國集團”把印度作為“例外”，為美印達成民用核協議打開了方便之門。現在的奧巴馬政府更是不知道從什麼大戰略出發，在印度未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情況下，硬要將印度請進“核供應國集團”。且不説美國為了一己之私如此拿規則當兒戲，單是這套前倨後恭的本事，連戰國時期縱橫家蘇秦的嫂子也自嘆勿如。

 

伎倆五：國際裁決拒不執行。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南海問題臨時仲裁庭”是一個草臺班子，但這樣一個“三無機構”就菲律賓前政府濫訴中國案作出非法結論後，美國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國必須接受和執行它的“裁決”，全然忘了自己是如何對待聯合國正式機構——國際法院的裁決的。1984年尼加拉瓜向國際法院起訴美國的案例已廣為人知。美國在這個案件上樹立了三個惡劣先例：一是先參與應訴又中途退出；二是國際法院裁決後拒不執行；三是在尼加拉瓜策劃政變，迫使尼加拉瓜新政府撤訴和解。此外，1999年德國起訴美國的“拉格朗案”，2003年墨西哥起訴美國的“阿韋納和其他墨西哥國民案”，均要求美國暫緩對涉案本國公民執行死刑，並得到國際法院的支持，但美國一律置若罔聞。非但如此，美國還任性地退出了1963年《關於強制解決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之爭端的任擇議定書》。

 

美國玩弄國際規則于股掌的案例還有許多，包括美國一貫以國內法否定國際法，動輒對他國進行“長臂管轄”，這裡受篇幅限制難以一一枚舉。人們已可清楚地看出：在美國的眼中，規則是對別人的，美國自身是例外；規則是否有約束力，其他國家沒有發言權，只有美國才説了算；規則也可以是一種獎懲，順從美國就可以從寬，不服美國就要從嚴。説到底，美國並未將規則作為一種行為規範，而是當作維護自身利益和霸權地位的便利工具。難怪現在美國政府發言人的破綻越來越多了，全世界看美國的眼光越來越複雜了，跟著美國走的國家也越來越猶豫了。

 

二、美國熱衷打“規則牌”源於戰略焦慮

 

按理説，由於歷史紀錄並不光彩，美國談起規則來應該自感底氣不足，為何這幾年來卻高調扮演“護旗手”的角色，不斷對其他國家打“規則牌”，尤其對中國“情有獨鍾”呢？不少研究者把這種不正常現象歸結為美國越來越明顯的信心下降和焦慮上升。

 

一是擔心“第一大經濟體”地位不保。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美國經濟就躍居世界第一，並一直保持著這項桂冠。美國超群的國際影響和地位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美國對此習以為常，併發明瞭一整套理論，吹噓只有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才能實現經濟的繁榮。時至今日，美國突然發現中國有一天可能超越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將不再是世界第一，這讓美國難以接受。更重要的是，美國向世界兜售了幾十年的理論體系行將宣告破産，也就是説，其他國家可以不走美國的道路，也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這可是真正動了美國欺世盜名的本錢。

 

二是擔心“全球老大”地位不保。美國一向以所謂“自由世界”的領袖自居。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主動扮演起“全球領袖”的角色。美國總統甚至聲稱，美國要“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而烏克蘭危機一下子把美國拉回到現實世界。美國突然發現，俄羅斯居然敢挑戰它的權威，把美國確定的歐亞秩序撕開了一個口子。在無可奈何之際，美國又擔心中國可能效倣俄羅斯，在亞太地區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有人不把“老大”放在眼裏，又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收拾他們，這讓美國很是煩惱。

 

三是擔心“同盟盟主”地位不保。美國在冷戰期間建立了龐大的安全同盟體系，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多年了，美國仍竭力維持其“盟主地位”。面對中國的趕超勢頭，美國常常宣稱它盟國眾多，中國則日益“被孤立”，以尋求內心的平衡和安慰。殊不知構建安全同盟屬於冷戰思維，早已過時。而且，在經歷了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和一場危機（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已不再是從前的美國。美國的盟友越來越沒有“安全感”，擔心這個“盟主”在關鍵時候靠不住；美國也越來越擔心被盟友綁架，把自己拖入一場不情願、不必要的衝突。釣魚島之爭如此，南海問題也是如此。

 

其實美國最大的問題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在美國國內。近幾年來，美國不斷發生惡性槍擊事件，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美國警察槍殺黑人事件也頻頻曝光，引發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美國人心頭的傷口一次次被撕裂，但由於政治極化，共和黨和民主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尖銳對立，導致政府在禁槍、消除種族歧視等方面難有任何作為，加之就業機會減少、貧富差距加大，民眾的不滿情緒高漲，社會矛盾空前激化，60%以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正進入關鍵階段。地産大亨特朗普異軍突起，接連挑戰美國的“政治底線”，卻依然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使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大跌眼鏡。許多人認為，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國民眾的憤怒情緒，向美國的“政治正確”發起衝擊。已經退選的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桑德斯也曾在美國颳起強大的政治旋風，給希拉裏·克林頓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注意到，美國政客們正在把民眾的憤怒引向國外，把美國的失敗歸結于全球化和其他國家的成功，這種動向值得高度關注和警覺。

 

三、中國是國際規則的模範執行者和貢獻者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之所以取得長足的發展和巨大的進步，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模範地遵守了國際規則，合理地運用了國際規則，並且為國際規則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國過去是這樣做的，今後也會繼續這樣做。我們不會因為一些國家對中國濫用規則而放棄對規則的執守，也不會因為某些國家在規則上的言行不一而降低自己的標準。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倡導的是以聯合國為中心、維護世界最大多數國家利益的國際規則，而不是美國量身定制、服務少數國家利益的規則體系。美國政府聲稱中國“以大欺小”“以武力威脅鄰國”，但連美國學者也不認同。美國前白宮高級官員、布魯金斯學會知名學者貝德表示，“在遵守《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方面，中國比其他大國做得都好”。中國還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遣維和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以南海問題為藉口，指責中國“違反國際法”“不遵守國際規則”。事實上，菲律賓前政府提起仲裁本身就違背了中菲雙邊協議，也違反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臨時仲裁庭接受仲裁並超出管轄權進行裁決，已嚴重背離國際仲裁的一般實踐；而仲裁結果不僅嚴重侵犯中國的合法權益，也嚴重違背國際法，是無效的、不合法的、沒有拘束力。中國政府對此不接受、不承認，既是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更是維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因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中國尊重全球性的國際規範，也重視地區性規則的作用。過去幾十年裏，亞洲保持了總體和平，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亞洲奇跡，這些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秉持亞洲價值理念、奉行亞洲行為方式密不可分。亞洲方式是什麼呢？就是基於亞洲的多樣性，相互尊重，和平協商，循序漸進地解決問題。在美國“重返亞太”之前，中國與東盟國家就是以這種方式保持了友好、合作的大局。但這種局面不是美國所願意看到的。美國通過推行“亞洲再平衡”政策，對亞洲國家“分而治之”，迫使中小國家在大國博弈中選邊站隊，給本地區埋下了動蕩不安的嚴重隱患。

 

中國強調遵守規則，也主張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和完善規則，以反映世界新的現實和需要。世界在變化，人類在進步，國際規則也不能一成不變。中國倡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是針對亞洲及相關國家新的發展需要，以新的形式促進亞洲與世界的共同發展，是對現有國際多邊機制的重要補充。新的國際規則應該由大家來共同制定、共同遵守。規則面前一律平等，沒有特權或例外，任何國家都不能壟斷規則的制定權、解釋權和仲裁權。包括以制定新規則為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是註定行不通的。

 

中美兩國是數一數二的世界大國，肩負著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特殊責任。兩國在國際規則問題上既有不同點，也有共同點。當今世界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新矛盾、新衝突不時涌現，確保世界依據規則順利運轉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不應該開展軍備競賽，而應進行遵守規則的比賽；不應競爭國際規則的主導權，而應比試誰對國際規則的進步貢獻大。公道自在人心！我們呼籲各國都來做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有品有德的國際規則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