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按下經濟結構轉型“快進鍵”
編輯: 左妍冰 | 時間: 2016-03-03 09:25:30 | 來源: 中國共産黨新聞網 |
治國理政新實踐·深改攻堅進行時:瞄準供給側 經濟改革多策齊發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統攬全局,深思熟慮,提出了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並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形成了具有重大指導性、前瞻性、針對性的經濟工作系列論述。兩會前夕,人民網記者通過基層採訪、專家解讀、網民連線等形式,撰寫並刊登8篇深度報道,充分反映全國各地幹部群眾全面學習領會、貫徹落實習近平經濟工作系列論述的思考和實踐,為我國在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主動打好決勝仗,贏得全年開局紅。
作為鋼鐵生産大國,一方面我國鋼鐵産量嚴重過剩,但仍然需要進口一些特殊品類的高品質鋼材,甚至包括圓珠筆頭上的“圓珠”。
在農貿市場和生鮮超市,一些“大路貨”蔬菜瓜果供大於求、價格低迷甚至滯銷,而另一些特色鮮明、品質過硬的農産品供不應求。
一邊是不少國內商品因為跟不上日新月異的消費理念而缺乏市場,一邊是境外消費火爆, 2015年我國境外消費1.2萬億元,約佔到消費品零售總額的4%。
……
這些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能感知到的經濟現象,都從不同層面折射出當下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癥結——經濟結構性矛盾。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面對當前“四降一升”的結構性矛盾,擔負著從粗放發展向集約發展繁重任務的中國經濟,如何才能“識水性、順洋流”?
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遵循規律、順勢而為是明智之舉、必由之途。三年多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辨清發展大勢,保持發展定力,研究發展規律,圍繞“新常態下如何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這一重大課題縝密思考、精心擘畫,一項項重大改革措施應運而生。
當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作為一個經濟領域的高頻詞彙,被海內外各界人士高度關注。更為重要的是,這項改革的基本路徑已經明晰,將引領中國經濟駛向新航道,打開新局面。
1月4日至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調研強調“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産能過剩有效化解”。這是1月4日下午,習近平考察重慶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適應新常態 結構性改革是一道必答題
如果説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一直是一個風塵僕僕的“趕路者”,始終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以實現努力趕超;而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慢下來是必然趨勢更是客觀需要。與發展增速下降相伴相生,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是當下結構性矛盾的主要體現。
有學者分析指出,以往,一旦經濟增速慢下來,宏觀調控常用“兩隻手”:一是寬鬆貨幣政策,用以擴大貸款、刺激投資;二是積極財政政策,用以對企業和消費者的扶持。其主要落點都在需求側。這有利於為經濟下滑“剎車”、為啟動經濟“點火”,但如果長期、過度使用,則會出現生産要素錯配、投資回報遞減、産能過剩嚴重、企業活力下降等副作用,最終給經濟帶來結構性破壞。
問題倒逼改革,闖關破解難題。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與之前追求速度趕超的“趕路者”相對應,當下的中國需要全面審視發展矛盾、著力克服結構性缺陷,轉變為一個“道路優化者”。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縱觀歷史與現實,深刻洞察經濟發展大局,為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逐步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戰略。
——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我們對經濟形勢應該“怎麼看”。
——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對此作了系統性理論論述,既進一步深化了“怎麼看”,又為“怎麼幹”指明瞭方向。
——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明確了主攻方向、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做了全面闡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直至重點任務,做出了全鏈條部署。
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
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二版刊發專訪“權威人士”的文章。在這篇被視為指示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性的文章中,“權威人士”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給出了清晰的解答。“權威人士”指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這篇文章進一步指出,“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會越來越嚴重。”
“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質是發展方式的轉變,最主要的任務是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準。這是一項系統的整體性工程”。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王小廣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談到,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有兩個,一個是培育新動力、一個是補短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基本政策加結構改革,實際上構成我們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經濟工作的總體思路,這是一個很系統、全面的政策體系。
對於普通百姓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只是居於廟堂之高的學術名詞,而是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
一個鮮活的例子就發生在剛剛過去的春節。每個春節前,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在開足馬力,生産各種節日周邊産品。今年,在成百上千的猴年主題玩具中突出重圍的,是肯德基公司與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合作推出的“猴王當道”玩具套餐。玩具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孫悟空翻轉金箍棒、春節熱鬧的打鼓配音樂等功能,成功喚起了已為人父母的70後、80後等群體的集體回憶,人們不惜排長隊購買,甚至形成了“一猴難求”的熱銷場面。
同樣熱銷的是百事可樂猴年紀念罐。在淘寶上,目前已經有賣家為這款紀念罐標價100多元。一罐可樂,超市的售價不過幾塊錢,為什麼它的價格能夠翻幾十倍?北京消費者趙女士告訴記者,她最初關注到百事可樂猴年紀念罐,是因為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百事可樂邀請猴王六小齡童拍攝的視頻,四代人堅持用猴戲把快樂帶給千家萬戶的溫情故事很是感人。同時,全球限量發售的概念也讓人覺得這款可樂具有收藏價值。
對於消費者來説,商家為猴王玩具和可樂紀念罐注入的不只是實用價值,還迎合了人們佳節思親、喚起回憶等應景的情感需求。未來,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人們這種對於“供給品質”的高要求,必然要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如“權威人士”所指出的,是大勢所趨、形勢使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問題倒逼、必經關口。”
猴年春節,肯德基公司與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合作推出的“猴王當道”玩具套餐受到追捧。(網絡圖)
供給側發力 約束髮展的障礙必須消除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政策,“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曾是拉動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的主力。但是,由於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疲軟的影響,“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和出口已經動力不足,中國經濟過去粗放型的發展模型和格局,已經不能支撐經濟健康發展。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中國經濟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抓緊時機進行結構性改革,打破落後的、産能過剩的産業結構,建立與五大發展理念相適應的新型經濟結構。
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為正確把握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總體思路,旨在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12月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新一年重點工作時,進一步提出要完成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重點任務”。這次會議還圍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提出要努力實現十個方面工作重點的轉變。
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召開第十二次會議,專門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會議提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並圍繞如何做好工作方案,進一步提出“五個搞清楚”。
至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思路、重點任務以及制定方案的思路已經全部明晰,改革具體方案呼之欲出。
從供給側發力,方能制勝。2015年中國經濟的“成績單”顯示,在經濟增速保持平穩的同時,一系列長期以來我們孜孜以求的結構性變化正在發生:
——第三産業撐起GDP“半壁江山”。去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50.5%,比上年提高2.4個百分點。在第二産業增速換擋之際,第三産業對經濟增長髮揮了“穩定器”作用,並成為穩就業的重要因素。
——消費保持兩位數增長。去年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貢獻率為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網購等新業態表現搶眼。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消費將更好地發揮對增長的基礎作用,為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提供迴旋餘地和騰挪空間。
——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升,突出表現在高新技術産業快速發展,對外貿易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在出口整體下滑的局面下,機電産品出口額逆市增長。
“從2015年的數據觀察,中國經濟總體趨穩,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快,新的增長動力正在逐漸形成。”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如此分析。
據媒體報道,去年“雙11”,天貓以912.17億元的成績再次刷新電商單日營收紀錄。日本一家公司的員工感嘆道:“在天貓平臺上僅僅9個小時就完成了在日本大型門店一年的銷售額。”連同中國遊客在海外的“爆買”現象,一方面表明百姓的消費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也凸顯了近年來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
近幾年,國內多家電子商務網站集中開展“雙十一”促銷活動,這場網購狂歡讓物流快遞的業務量在短時間內出現了迅猛增長。新華社記者韓傳號攝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仍然脆弱,增長動力不足,主要經濟體走勢和政策更趨分化。以國際眼光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開始就具有世界經濟視野,並已經産生國際效應。
“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習近平在隨後的幾個重要外交場合,尤其是站在國際會議論壇的講臺上,分析世界經濟發展前景時頻頻闡釋“供給”概念。
在2015年11月15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上,習近平在題為《創新增長路徑 共享發展成果》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應該抓住機遇,把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源作為二十國集團新的合作重點,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在三天后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再次在主旨演講中強調“結構性改革”與“供給體系”。
放眼“十三五” 經濟思維迎來革命性轉換
過去,我們十分關注需求側管理,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卻重視不夠。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最終也是在創造新的需求,而且這種新需求更具可持續性。創造新需求,往往帶來新的活力,創造更好的效益。
當下備受歡迎的網絡約車平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傳統計程車行業無法滿足居民外出打車需求的矛盾激發,網絡約車平臺這種新商業模式應運而生。在線平臺的資源調配和私家車車主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原來管制市場的供給不足。政府在管理過程中需儘量減少對這種服務模式的創新添加過重的行政管制,而要鼓勵市場來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以創新供給來滿足新的需求,從而提升經濟效益。
據媒體報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僅滴滴順風車一家就已運送27.5萬人次在春節後返程(截至2月13日)。加上節前81萬人次合乘返鄉,今年春節通過滴滴順風車返鄉返程的人數已破百萬。
越來越多的乘客嘗試使用打車軟體預約用車。 新華社發(丁汀 攝)
縱觀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會議精神,以及今年習近平在重慶、江西等省市視察,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我們不難發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路徑日漸清晰。
“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2015年24日至25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農業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做出部署。隨後公佈的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將供給側改革這一主導思想貫穿在“三農”問題解決和推進扶貧攻堅當中。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姜文來看來,“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供需問題,目前我國農産品數量上供大於求,品質上難以滿足廣大民眾需求的現象較為普遍,這些問題相當一部分出在農業供給側方面。農業轉型升級從農業供給側入手,調整農業産業結構,提高農産品品質,增加有效供給是“三農”問題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時間進入到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央的重要會議上頻頻被提及,這一事關中國發展的戰略重點已被納入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之中。
——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深刻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定位、依據、目標與施策重點。
——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就如何做好工作方案給出了具體的思路,提出要“搞清楚”五大方面。
——1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發展戰略重點,是“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衣領子”、“牛鼻子”。推進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個發展戰略重點。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重大的舉措,也是一個創舉。”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佔斌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個“搞清楚”各有側重,體現了我們在經濟工作方面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深刻闡釋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戰略重點,論述了以戰略重點帶動發展全局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為實現“十三五”藍圖提供了思想利器,指明瞭實踐方向。如果供給側改革搞得好,對於保持我們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平穩健康發展,對於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意義十分重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僅要有“頂層設計”,更需要腳踏實地的落實。習近平在基層視察期間,多次談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督促這一重要經濟戰略措施切實得以貫徹。
年初在重慶調研期間,習近平強調“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重點是促進産能過剩有效化解”。春節前夕,在江西考察期間,他指出要“加法、減法一起做”,並強調“既做強做大優勢産業、培育壯大新興産業、加快改造傳統産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又主動淘汰落後産能,騰出更多資源用於發展新的産業,在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上獲得更大主動”。
“做好‘加減乘除’。長期看各項任務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短期看不同任務之間有‘對衝’作用,必須全面推進,並把握好‘度’。”“權威人士”在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時就曾指出,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屍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産能,讓“僵屍”入土為安。完成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既要有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韌勁,也要有立説力行、立竿見影的狠勁。
“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世錦指出,供給側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採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看來,應該在供給側讓大量的“僵屍企業”進行市場出清、對高債務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對銀行以及相關企業的資産負債表進行實質性的重構。
正如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的,“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快進鍵”已經按下,隨著一系列具體部署落實到位,中國經濟必將在發展品質提升的進程中闊步向前!孫海峰 姚奕 謝磊 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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