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回顧台灣“光復”初期的中華文化建設

 

日本殖民文化的毒害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長達50年之久，影響了台灣兩代人。“日據”時期，台灣基礎教育逐漸普及，兒童就學率逐漸升高。適齡兒童入學率，臺籍兒童從1920年的25%提高到1943年的71%。從教育的普及，教育設施的增加，民眾文化水準的提高等客觀標準來看，與中國大陸相比，“日據”台灣教育有一定正面作用。

 

必須指出，台灣總督府發展教育，是為其殖民統治服務的，負面作用十分明顯。

 

一是，從教育目的看，台灣總督府大力發展初等教育、職業教育，為了培養可供日本殖民者榨取的中下層技術工人，導致臺籍學生得不到全面教育、健康教育。在小學教育上，日本殖民者推行同化教育，灌輸日語及日本文化。中學教育，著重職業技術教育，防範臺籍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二是，從教育的內容看，臺籍學生得不到中華文化的教育，代之以日本文化，使台灣人變成為日本忠實的奴僕。為了升學求職，台灣青少年不得不努力學習日語。日語成為他們獲取新知識的重要工具。

 

三是，從教育的體制看，推行不平等的差別教育，臺籍學生遭到差別待遇，缺乏教育均等機會。在小學教育中，專收日籍兒童的小學校相對於專收臺籍兒童的公學校，師資力量較強，經費較多。教育程度的差別一直存在。

 

四是，從培養高級人才看，日本殖民者限制臺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徒使其能做而不能思。1928年，台灣總督府創設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教師及學生中日本人佔多數，臺籍學生主要學醫，攻讀法政、理、工、農的人很少。1944年，全校臺籍學生共有85人，醫學部臺籍學生高達80人。

 

　　陳儀決心剷除日本殖民文化

 

《開羅宣言》發表後，國民政府開始籌劃台灣的收復工作。1944年3月中旬，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轄下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收復台灣的職能機構，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

 

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組織人員，對“日據”下台灣展開大規模考察，並於1935年10月親自赴臺考察，是國民黨高層官員中少有的“台灣通”。陳儀在肯定日本治臺有若干長處的同時，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教育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陳儀指出，收復台灣以後，必須消滅殖民主義，在文化教育方面，“（1）徹底剷除過去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凡是臺人，受教育的機會，完全均等。對於高等教育，不但使一切臺人，均有機會受教育，而且須充分發展”。“（2）日本化的教育，必須剷除。收復台灣以後，使學生學習“國語”，使學生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學生發展國家思想，與民族意識，是教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

 

對台灣總督府體制、統制經濟、技術法規、農業改良，陳儀認為有可取之處，可為我所用，而日本教育、文化則是毒害人，必須徹底剷除，而不是容忍其存在。

 

1945年3月，陳儀等人草擬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通過審核，主要內容有：“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關於接管台灣教育的大政方針，陳儀做出了初步規劃，決心將中華文化和教育推廣到台灣，徹底剷除日本殖民文化，廢除歧視性的殖民地教育，造福台灣人民。

 

　　台灣教育的祖國化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原有的台灣總督府改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架構。

 

11月3日，陳儀在第一次孫中山紀念周談到台灣的施政方針：“施政方針，分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在解除人民的痛苦。”“積極方面，在根據三民主義，為人民謀福利的增進，要做到這，途徑很多，我今天先舉其最重要者：第一，增加台灣同胞受教育及服務的機會。”“我在福建時，主張教育機會平等，工作機會平等，現在對於台灣，亦要實行這個主張。一面增加臺胞受教育的機會，高等教育尤其要增加學生。”

 

重建台灣的工作分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心理建設。心理建設就是重建台灣的教育和文化，使臺胞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文化的心理層面較為保守，是文化的靈魂，變革的幅度與難度超過了物質層面與制度層面。教育的重建是實現心理建設的最主要的途徑。

 

“光復”初期台灣教育的接收與重建可分為三個時期。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為接收時期，長官公署建立教育行政機構，指定接收教育機關，設法使各學校繼續上課，確立台灣省教育方針，作為重建教育的依據。1946年4月至7月，為調整時期，台灣省教育處依照既定方針，從事調整及推進台灣省教育的準備，開始變“皇民化”教育為祖國化教育。1946年8月至12月，為祖國化教育的實施時期。

 

台灣省教育方針一反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推行“中華民國”教育政策，主要內容是：1、闡揚三民主義。就教育職能而言，發揚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智慧。2、培育民族文化。台灣文化屬於世界性的有相當的成就，但屬於中華民族性的卻未得到發揚，培育工作乃當務之急。3、實施教育機會均等。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實施教育機會均等以滿足台灣省學子求知願望，實為教育的大政方針。

 

各級教育的重建

 

1、初等教育

 

學制改革，廢除了不平等的日臺雙軌制。台灣省教育處第三科接收“國民教育部”及下屬學校，計有“國民學校”1099校，“國民學校”附設高等科254所。其中屬於各州廳的，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接收。屬於各市的，由各市政府接收。屬於各師範學校的，由各師範學校接收。還有“國民學校”的分教場，及少數民族的教育所，接收後改設“國民學校”，講授同等課程。“國民學校”的高等科為日人限制臺籍兒童升學的特殊設施，接收後全部停辦，增設縣立初級中學。“教育處”規定“國民學校”的校長一律由中國人擔任，積極甄選師資，以補充日籍教員的缺額；清理教育款産，改正教育設施，訂定劃一辦法，使台灣省教育措施漸趨合理。

 

1946年8月，根據“教育處”第三科的統計，台灣省共有“國民學校”1048校，班級13524級，學生890597人（其中逾學齡的學生15429人），教員14859人。全省學齡兒童1062527人，其中已就學的875168人，佔82．37%。失學的187359人，佔17．63%。

 

課程調整。光復後，“教育處”通令廢止不合理的一、三號課程表，改訂台灣省暫行課程標準：1、“修身”改為“公民”，“理科”改為“自然”，“習字”併入“國語”，“工作”改為“勞作”，廢除“武道”一科，清除皇民化、武士道的內容。2、“國語”、“國史”、地理的名稱照舊，但其內容改採中國語言、史地，教學時間較“教育部”頒定標準略有增加。3、農、工、商、水産及家事等科為舊制的優點，仍予保留。農、工、商、水産由五、六年級學生任選一科學習，家事由高年級女生修習。4、自然科學時數照舊。

 

教材更新。台灣“國民學校”最初使用暫行課程，使科目名稱與教育部頒定標準一致，使對中國文化陌生的學生加速認識祖國。為因應台灣所訂的暫行教學科目及時間，以適應接收初期的特殊需要，台灣“國民學校”無法採用“國定本”和審定本，長官公署特設“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負責選擇與編訂學校教材，限於人力、物力、財力，僅重編具有民族精神的“國語”、歷史、地理科目，余採翻印、翻譯、選用等方式因應：1、編印。1946年8月，由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教育處”出版了《初高級小學國文》、《高級小學歷史》、《高級小學地理》，1946年3月份出版了《初級小學常識》等。2、翻印。“國定本”小學各科課本，可適用於台灣省者，選定翻印，另編補充教材以應需要。3、翻譯。整理及實用科目由日據時期的舊課本，擇要翻成中文並酌予增刪。4、選用。選定各書店出版的適用審定本，商請原出版書店運臺銷售或由教育處代購分發。

 

台灣省編譯館計劃編寫的教科書有：光復初等小學教科書，如“國語”、常識等；光復高小教科書，如“國語”、歷史、地理等；光復初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史、外國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等；光復高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地理、國學概論等。

 

以台灣省編譯館編寫的初級小學適用課本《國語》為例，第一篇課文是《我們是中國的少年》，全文如下：“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肩。偉大的時代，給我們嚴格的訓練。我們的身體，象獅子一樣的健；我們的意志，象鋼鐵一樣的堅。只知挺進，不知茍全。沒有畏縮，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我們是中國的少年！”台灣兒童自幼背誦此類課文，做一個中國人的尊嚴感與自豪感油然而生。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他們的中華祖國意識逐漸型塑起來。

 

台灣“國民教育”的方向，一是普及“國語”，使台灣青少年能夠會説“國語”、會寫“國文”，二是重新認識中華祖國，了解祖國史地，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儘管任務非常艱巨，畢竟朝著這個方向邁進。

 

2、中等教育

 

接收中等學校。日本人統治時期，中等學校有公立中學校18所，高等女學校20所，實業學校25所，總計公立中等學校63所。台北市區就有11所。光復後，接收工作開始，台灣省教育處在學校行政及經費方面訂定《省立各校接收須知》及《新任校長接收須知事項》，作為接收人員前往接收的依據，接收人員對於校産及經費必須點收清楚，列冊報核；對於日籍人員的徵用必須依法辦理；對於學生的課業必須照常維持；對於不合國情的教育環境必須立即撤除，重新佈置。

 

課程調整。把每學年分為三學期調整為二學期。1946年2月1日至7月31日為1945年度第二學期。初級中學分三學年，一年二學期，每週教學總時數31學時，教學科目有公民、體育、童子軍（改授“國文”）、“國文”、算學、自然科學（博物、生理及衛生、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改授“國文”）、圖畫（改授“國文”）、音樂、選修時數（改為必修英語）。其中，一週“國文”6個學時（第一學年），第二、三學年改為5個，加上童子軍、勞作、圖畫的各2個學時，共計有12個學時，加強對“國語”的學習。英語有3個學時，算學有3個學時（第一學年）、4個學時（第二、三學年）。史地二科教學總時數，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佔六分之五，外國史地佔六分之一。

 

高級中學分三學年，一年二學期，每週教學總時數31學時，教學科目有公民、體育、軍事訓練或家事看護（改授“國文”）、“國文”、外國語、算學、生物、礦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改授“國文”）、圖畫（改授“國文”）、音樂。其中，第一學年，“國文”5個學時，外國語5個學時，軍事訓練或家事看護3個學時，勞作2個學時，圖畫1個學時。一週“國文”實為11個學時。

 

教材更新。初高級中學課本，教育處規定一般用部頒教材，如初中“國文”乙種6冊，七聯處出版。不同處，初級“國語”文選，甲種一冊，教育處出版；初中“國文”乙種6冊。初中中國史，甲種4冊，周予同主編；初中中國史乙種3冊，教育處出版。高級“國語”文選一冊，教育處出版。

 

中華文化教育影響深遠

 

陳儀團隊對台灣總督府的行政體制、統制經濟採取了吸納、維持的方針，而對台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則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去除殖民教育，強力推行祖國化教育，變革較為徹底，對台灣社會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積極作用十分明顯。

 

一是，台灣青少年開始接受祖國化教育。由於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很少，這對他們是極大的傷害。臺胞回到祖國的懷抱，接受中華祖國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中國的國民。長官公署採取強制手段，大力推行祖國化教育，將中國戰時的教育體制全盤移植到台灣，增加“國語”、中華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課時、內容，使台灣青少年努力認識祖國、了解祖國，迅速接受與大陸青少年相同的教育，身心早日與大陸青少年一致，開始了解中華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遼闊的土地、堅韌的人民，逐漸融入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二是，台灣青少年開始學習“國語國文”。長官公署強力推行漢語漢文，增加中小學“國語”課時、內容，大力推廣“國語”，以強制手段限制、甚至禁用日語，開始普及“國語”，逐漸使台灣青少年能夠會説“國語”、會寫“國文”。這對台灣青少年認識中華祖國非常關鍵。

 

三是，台灣青少年終於獲得公平教育的機會。陳儀團隊同情台灣人民的不幸遭遇，視臺胞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廢止歧視性的殖民教育，中國的全民教育、“國民”教育、公平教育制度得以在台灣落實，開始推行小學6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3年制、大學4年制的學制，課程、課時、課本與大陸漸趨一致，台灣學生求學不再受到性別、出身、地域的限制，可以自由選擇學校、專業。

 

四是，台灣省高等教育獲得長足的進展。陳儀團隊大力發展台灣的高等教育，以服務新台灣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長官公署及教育部改設台灣大學等高校，擴大系科，發展人文專業，培養臺籍師資和學生，努力為台灣培養全面發展的中高級人才，臺籍學生入學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專業的限制、種族的限制，獲得了均等的高等教育機會。台灣高等教育開始全面發展、良性發展。

 

在充分肯定“光復”初期台灣祖國化教育的前提下，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台灣教育接收與重建中的不足之處。

 

一是，對重建台灣教育的長期性、複雜性缺乏必要的認識。與台灣的政治機構、廠礦企業的接收與重建相比，台灣教育的接收與重建更為複雜、艱巨。陳儀團隊來到台灣，迅速實施教育的重建，強硬推行各項政策，不顧是否可行、能否推行，急於求成。台灣人民在思想上與感情上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放棄一種早已習慣的教育體制與內容，去接受一種全新的教育體制與內容，有些無所適從。

 

二是，準備不充分。限于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因戰後各地需求人才，自大陸赴臺的中小學教師為數甚少。因推行“國語國文”、中華史地的教育，急需一大批這方面的專才，缺乏中小學教師、教材，短期內使祖國化教育的品質與水準大打折扣。

 

以教材為例，中國大陸“國民”學校課本一律採用“國定本”，各中學除採用“國定本”外，酌量採用各書局審定本，台灣省以此為原則，統一“國民”學校課本。中學課本擬採用“國定”及書局出版的審定本。

 

因台灣情形特殊，“國定本”及審定本不適用，由“教育處”另行編印，以應需要。由於未做好充分準備，教材缺乏，1946年初，台灣各“國民學校”課本多不一致。教科書賣價過高，增加了貧寒人家的生活負擔。

 

日語作為一種學習西方文明的工具，有其存在的價值。漢字古文並不易學，加上缺乏高水準的“國語”教師、教師水準不一。因缺乏教材，“教育處”不得不沿用一些“日據”時期的舊教材。台灣人民從日本文化系統突然被迫接受中國大陸的文化系統，面臨著種種碰撞與不適，又遭到“奴化”等負面看待，心中不免産生抵觸情緒。這種缺陷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暴露出來。直到1949年大批大陸技術專才撤往台灣，才完全解決了中小學教師的師荒問題。

 

三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負面導向。陳儀團隊在台灣推行祖國化教育，在制定新的教育方針、組建教育機構、編選教材、選聘師資等方面，有意無意中都是在推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為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服務，帶有濃厚的國民黨黨化色彩。以國民黨“教育部”編選的教材為例，充斥著“三民主義”、“總裁訓詞”、四維八德之類的説教，夾雜著反共、反人民的説詞，有鼓吹封建陳腐的內容。台灣青少年在思想意識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接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從小接受“反共宣傳”，固然可以學習中華史地，也受到國民黨政權的誤導，不知道在祖國大陸，除了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外，還有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教育，這種教育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指明瞭新中國的正確發展方向。（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