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靜濤:回顧台灣“光復”初期的中華文化建設

褚靜濤:回顧台灣“光復”初期的中華文化建設

 

日本殖民文化的毒害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長達50年之久,影響了台灣兩代人。“日據”時期,台灣基礎教育逐漸普及,兒童就學率逐漸升高。適齡兒童入學率,臺籍兒童從1920年的25%提高到1943年的71%。從教育的普及,教育設施的增加,民眾文化水準的提高等客觀標準來看,與中國大陸相比,“日據”台灣教育有一定正面作用。

 

必須指出,台灣總督府發展教育,是為其殖民統治服務的,負面作用十分明顯。

 

一是,從教育目的看,台灣總督府大力發展初等教育、職業教育,為了培養可供日本殖民者榨取的中下層技術工人,導致臺籍學生得不到全面教育、健康教育。在小學教育上,日本殖民者推行同化教育,灌輸日語及日本文化。中學教育,著重職業技術教育,防範臺籍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二是,從教育的內容看,臺籍學生得不到中華文化的教育,代之以日本文化,使台灣人變成為日本忠實的奴僕。為了升學求職,台灣青少年不得不努力學習日語。日語成為他們獲取新知識的重要工具。

 

三是,從教育的體制看,推行不平等的差別教育,臺籍學生遭到差別待遇,缺乏教育均等機會。在小學教育中,專收日籍兒童的小學校相對於專收臺籍兒童的公學校,師資力量較強,經費較多。教育程度的差別一直存在。

 

四是,從培養高級人才看,日本殖民者限制臺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徒使其能做而不能思。1928年,台灣總督府創設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教師及學生中日本人佔多數,臺籍學生主要學醫,攻讀法政、理、工、農的人很少。1944年,全校臺籍學生共有85人,醫學部臺籍學生高達80人。

 

  陳儀決心剷除日本殖民文化

 

《開羅宣言》發表後,國民政府開始籌劃台灣的收復工作。1944年3月中旬,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轄下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收復台灣的職能機構,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

 

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組織人員,對“日據”下台灣展開大規模考察,並於1935年10月親自赴臺考察,是國民黨高層官員中少有的“台灣通”。陳儀在肯定日本治臺有若干長處的同時,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教育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陳儀指出,收復台灣以後,必須消滅殖民主義,在文化教育方面,“(1)徹底剷除過去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凡是臺人,受教育的機會,完全均等。對於高等教育,不但使一切臺人,均有機會受教育,而且須充分發展”。“(2)日本化的教育,必須剷除。收復台灣以後,使學生學習“國語”,使學生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學生發展國家思想,與民族意識,是教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

 

對台灣總督府體制、統制經濟、技術法規、農業改良,陳儀認為有可取之處,可為我所用,而日本教育、文化則是毒害人,必須徹底剷除,而不是容忍其存在。

 

1945年3月,陳儀等人草擬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通過審核,主要內容有:“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關於接管台灣教育的大政方針,陳儀做出了初步規劃,決心將中華文化和教育推廣到台灣,徹底剷除日本殖民文化,廢除歧視性的殖民地教育,造福台灣人民。

 

  台灣教育的祖國化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將原有的台灣總督府改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其他基本上沿襲舊有的行政架構。

 

11月3日,陳儀在第一次孫中山紀念周談到台灣的施政方針:“施政方針,分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在解除人民的痛苦。”“積極方面,在根據三民主義,為人民謀福利的增進,要做到這,途徑很多,我今天先舉其最重要者:第一,增加台灣同胞受教育及服務的機會。”“我在福建時,主張教育機會平等,工作機會平等,現在對於台灣,亦要實行這個主張。一面增加臺胞受教育的機會,高等教育尤其要增加學生。”

 

重建台灣的工作分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心理建設。心理建設就是重建台灣的教育和文化,使臺胞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文化的心理層面較為保守,是文化的靈魂,變革的幅度與難度超過了物質層面與制度層面。教育的重建是實現心理建設的最主要的途徑。

 

“光復”初期台灣教育的接收與重建可分為三個時期。1945年11月至1946年3月,為接收時期,長官公署建立教育行政機構,指定接收教育機關,設法使各學校繼續上課,確立台灣省教育方針,作為重建教育的依據。1946年4月至7月,為調整時期,台灣省教育處依照既定方針,從事調整及推進台灣省教育的準備,開始變“皇民化”教育為祖國化教育。1946年8月至12月,為祖國化教育的實施時期。

 

台灣省教育方針一反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推行“中華民國”教育政策,主要內容是:1、闡揚三民主義。就教育職能而言,發揚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智慧。2、培育民族文化。台灣文化屬於世界性的有相當的成就,但屬於中華民族性的卻未得到發揚,培育工作乃當務之急。3、實施教育機會均等。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實施教育機會均等以滿足台灣省學子求知願望,實為教育的大政方針。

 

各級教育的重建

 

1、初等教育

 

學制改革,廢除了不平等的日臺雙軌制。台灣省教育處第三科接收“國民教育部”及下屬學校,計有“國民學校”1099校,“國民學校”附設高等科254所。其中屬於各州廳的,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接收。屬於各市的,由各市政府接收。屬於各師範學校的,由各師範學校接收。還有“國民學校”的分教場,及少數民族的教育所,接收後改設“國民學校”,講授同等課程。“國民學校”的高等科為日人限制臺籍兒童升學的特殊設施,接收後全部停辦,增設縣立初級中學。“教育處”規定“國民學校”的校長一律由中國人擔任,積極甄選師資,以補充日籍教員的缺額;清理教育款産,改正教育設施,訂定劃一辦法,使台灣省教育措施漸趨合理。

 

1946年8月,根據“教育處”第三科的統計,台灣省共有“國民學校”1048校,班級13524級,學生890597人(其中逾學齡的學生15429人),教員14859人。全省學齡兒童1062527人,其中已就學的875168人,佔82.37%。失學的187359人,佔17.63%。

 

課程調整。光復後,“教育處”通令廢止不合理的一、三號課程表,改訂台灣省暫行課程標準:1、“修身”改為“公民”,“理科”改為“自然”,“習字”併入“國語”,“工作”改為“勞作”,廢除“武道”一科,清除皇民化、武士道的內容。2、“國語”、“國史”、地理的名稱照舊,但其內容改採中國語言、史地,教學時間較“教育部”頒定標準略有增加。3、農、工、商、水産及家事等科為舊制的優點,仍予保留。農、工、商、水産由五、六年級學生任選一科學習,家事由高年級女生修習。4、自然科學時數照舊。

 

教材更新。台灣“國民學校”最初使用暫行課程,使科目名稱與教育部頒定標準一致,使對中國文化陌生的學生加速認識祖國。為因應台灣所訂的暫行教學科目及時間,以適應接收初期的特殊需要,台灣“國民學校”無法採用“國定本”和審定本,長官公署特設“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負責選擇與編訂學校教材,限於人力、物力、財力,僅重編具有民族精神的“國語”、歷史、地理科目,余採翻印、翻譯、選用等方式因應:1、編印。1946年8月,由教材編輯委員會編輯,“教育處”出版了《初高級小學國文》、《高級小學歷史》、《高級小學地理》,1946年3月份出版了《初級小學常識》等。2、翻印。“國定本”小學各科課本,可適用於台灣省者,選定翻印,另編補充教材以應需要。3、翻譯。整理及實用科目由日據時期的舊課本,擇要翻成中文並酌予增刪。4、選用。選定各書店出版的適用審定本,商請原出版書店運臺銷售或由教育處代購分發。

 

台灣省編譯館計劃編寫的教科書有:光復初等小學教科書,如“國語”、常識等;光復高小教科書,如“國語”、歷史、地理等;光復初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史、外國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等;光復高中教科書,如“國文”、中國地理、國學概論等。

 

以台灣省編譯館編寫的初級小學適用課本《國語》為例,第一篇課文是《我們是中國的少年》,全文如下:“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肩。偉大的時代,給我們嚴格的訓練。我們的身體,象獅子一樣的健;我們的意志,象鋼鐵一樣的堅。只知挺進,不知茍全。沒有畏縮,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我們是中國的少年!”台灣兒童自幼背誦此類課文,做一個中國人的尊嚴感與自豪感油然而生。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他們的中華祖國意識逐漸型塑起來。

 

台灣“國民教育”的方向,一是普及“國語”,使台灣青少年能夠會説“國語”、會寫“國文”,二是重新認識中華祖國,了解祖國史地,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儘管任務非常艱巨,畢竟朝著這個方向邁進。

 

2、中等教育

 

接收中等學校。日本人統治時期,中等學校有公立中學校18所,高等女學校20所,實業學校25所,總計公立中等學校63所。台北市區就有11所。光復後,接收工作開始,台灣省教育處在學校行政及經費方面訂定《省立各校接收須知》及《新任校長接收須知事項》,作為接收人員前往接收的依據,接收人員對於校産及經費必須點收清楚,列冊報核;對於日籍人員的徵用必須依法辦理;對於學生的課業必須照常維持;對於不合國情的教育環境必須立即撤除,重新佈置。

 

課程調整。把每學年分為三學期調整為二學期。1946年2月1日至7月31日為1945年度第二學期。初級中學分三學年,一年二學期,每週教學總時數31學時,教學科目有公民、體育、童子軍(改授“國文”)、“國文”、算學、自然科學(博物、生理及衛生、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改授“國文”)、圖畫(改授“國文”)、音樂、選修時數(改為必修英語)。其中,一週“國文”6個學時(第一學年),第二、三學年改為5個,加上童子軍、勞作、圖畫的各2個學時,共計有12個學時,加強對“國語”的學習。英語有3個學時,算學有3個學時(第一學年)、4個學時(第二、三學年)。史地二科教學總時數,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佔六分之五,外國史地佔六分之一。

 

高級中學分三學年,一年二學期,每週教學總時數31學時,教學科目有公民、體育、軍事訓練或家事看護(改授“國文”)、“國文”、外國語、算學、生物、礦物、化學、物理、歷史、地理、勞作(改授“國文”)、圖畫(改授“國文”)、音樂。其中,第一學年,“國文”5個學時,外國語5個學時,軍事訓練或家事看護3個學時,勞作2個學時,圖畫1個學時。一週“國文”實為11個學時。

 

教材更新。初高級中學課本,教育處規定一般用部頒教材,如初中“國文”乙種6冊,七聯處出版。不同處,初級“國語”文選,甲種一冊,教育處出版;初中“國文”乙種6冊。初中中國史,甲種4冊,周予同主編;初中中國史乙種3冊,教育處出版。高級“國語”文選一冊,教育處出版。

 

中華文化教育影響深遠

 

陳儀團隊對台灣總督府的行政體制、統制經濟採取了吸納、維持的方針,而對台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則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去除殖民教育,強力推行祖國化教育,變革較為徹底,對台灣社會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積極作用十分明顯。

 

一是,台灣青少年開始接受祖國化教育。由於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很少,這對他們是極大的傷害。臺胞回到祖國的懷抱,接受中華祖國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中國的國民。長官公署採取強制手段,大力推行祖國化教育,將中國戰時的教育體制全盤移植到台灣,增加“國語”、中華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課時、內容,使台灣青少年努力認識祖國、了解祖國,迅速接受與大陸青少年相同的教育,身心早日與大陸青少年一致,開始了解中華祖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遼闊的土地、堅韌的人民,逐漸融入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真正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二是,台灣青少年開始學習“國語國文”。長官公署強力推行漢語漢文,增加中小學“國語”課時、內容,大力推廣“國語”,以強制手段限制、甚至禁用日語,開始普及“國語”,逐漸使台灣青少年能夠會説“國語”、會寫“國文”。這對台灣青少年認識中華祖國非常關鍵。

 

三是,台灣青少年終於獲得公平教育的機會。陳儀團隊同情台灣人民的不幸遭遇,視臺胞為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廢止歧視性的殖民教育,中國的全民教育、“國民”教育、公平教育制度得以在台灣落實,開始推行小學6年制、初中3年制、高中3年制、大學4年制的學制,課程、課時、課本與大陸漸趨一致,台灣學生求學不再受到性別、出身、地域的限制,可以自由選擇學校、專業。

 

四是,台灣省高等教育獲得長足的進展。陳儀團隊大力發展台灣的高等教育,以服務新台灣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長官公署及教育部改設台灣大學等高校,擴大系科,發展人文專業,培養臺籍師資和學生,努力為台灣培養全面發展的中高級人才,臺籍學生入學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專業的限制、種族的限制,獲得了均等的高等教育機會。台灣高等教育開始全面發展、良性發展。

 

在充分肯定“光復”初期台灣祖國化教育的前提下,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台灣教育接收與重建中的不足之處。

 

一是,對重建台灣教育的長期性、複雜性缺乏必要的認識。與台灣的政治機構、廠礦企業的接收與重建相比,台灣教育的接收與重建更為複雜、艱巨。陳儀團隊來到台灣,迅速實施教育的重建,強硬推行各項政策,不顧是否可行、能否推行,急於求成。台灣人民在思想上與感情上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放棄一種早已習慣的教育體制與內容,去接受一種全新的教育體制與內容,有些無所適從。

 

二是,準備不充分。限于財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因戰後各地需求人才,自大陸赴臺的中小學教師為數甚少。因推行“國語國文”、中華史地的教育,急需一大批這方面的專才,缺乏中小學教師、教材,短期內使祖國化教育的品質與水準大打折扣。

 

以教材為例,中國大陸“國民”學校課本一律採用“國定本”,各中學除採用“國定本”外,酌量採用各書局審定本,台灣省以此為原則,統一“國民”學校課本。中學課本擬採用“國定”及書局出版的審定本。

 

因台灣情形特殊,“國定本”及審定本不適用,由“教育處”另行編印,以應需要。由於未做好充分準備,教材缺乏,1946年初,台灣各“國民學校”課本多不一致。教科書賣價過高,增加了貧寒人家的生活負擔。

 

日語作為一種學習西方文明的工具,有其存在的價值。漢字古文並不易學,加上缺乏高水準的“國語”教師、教師水準不一。因缺乏教材,“教育處”不得不沿用一些“日據”時期的舊教材。台灣人民從日本文化系統突然被迫接受中國大陸的文化系統,面臨著種種碰撞與不適,又遭到“奴化”等負面看待,心中不免産生抵觸情緒。這種缺陷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暴露出來。直到1949年大批大陸技術專才撤往台灣,才完全解決了中小學教師的師荒問題。

 

三是,國民黨黨化教育的負面導向。陳儀團隊在台灣推行祖國化教育,在制定新的教育方針、組建教育機構、編選教材、選聘師資等方面,有意無意中都是在推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為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服務,帶有濃厚的國民黨黨化色彩。以國民黨“教育部”編選的教材為例,充斥著“三民主義”、“總裁訓詞”、四維八德之類的説教,夾雜著反共、反人民的説詞,有鼓吹封建陳腐的內容。台灣青少年在思想意識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迫接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從小接受“反共宣傳”,固然可以學習中華史地,也受到國民黨政權的誤導,不知道在祖國大陸,除了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外,還有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教育,這種教育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指明瞭新中國的正確發展方向。(作者:褚靜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標簽: